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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讀陳耀昌的反歷史長篇小說《獅頭花》

【題目】讀陳耀昌的反歷史長篇小說《獅頭花》[1]

──公元兩千年後,台灣文學作家如何降低台灣歷史的悲劇性

◎宋澤萊

0.被質疑的台灣歷史的悲劇性

    台灣主流文學自公元2000年後開始出現浪漫文學的風潮。顯然地,主流作家對戰後諷刺文學的小人物書寫不再感到有興趣,對於從日治時期以來的過多的悲劇文學的失敗英雄書寫也有一種疲倦感。主流作家開始嘗試浪漫文學的勝利英雄書寫,想要使人心振作起來,以面對台灣的未來。像葉石濤的長篇小說《西拉雅的末裔潘銀花》與陳雷的台語長篇小說《鄉史補記》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的作品。

    一般來說,浪漫文學作家常常具有強烈的民族歷史意識,同時搜尋歷史也比較容易找到勝利英雄的題材。因此,公元2000年後,台灣的歷史小說寫作風潮就應運而起。

    然而,台灣原本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被殖民社會,從原住民時代到荷治時代,再到明鄭時代,再到清治時代,再到日治時代,再到蔣政權時代,台灣一直是強權下的一塊殖民地,並且是一個典型的新住民壓迫老住民的社會。假如我們站在「保疆衛土」與同情被壓迫者的立場上來看台灣歷史,那麼台灣的歷史就充滿漫無止境的悲劇,如果要寫成歷史小說,必然會變成一篇又一篇的悲劇小說,特別是有心想要書寫原住民英雄﹝比如說莫那魯道﹞的人,他必然要承擔主角在最後失敗而終至於死的痛苦的衝擊!

    的確,當前我們對於台灣悲劇歷史的書寫興趣不會太高,主因是它甚難鼓舞人心,恐怕只會帶來遺憾。不過如果我們避不可免必須書寫台灣悲劇英雄的時候又該如何?筆者認為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降低故事中的悲劇性,讓故事裡的英雄看起來不至於是一位完全失敗的英雄,如此,我們所寫的悲劇小說才會對讀者比較有正面的鼓舞作用。

    陳耀昌的長篇歷史小說《獅頭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一篇書寫位於今屏東縣裡排灣族的大龜文酋邦﹝有人說是王國﹞,也就是上瑯嶠十八社與日本軍隊、清朝軍隊的戰爭史的小說。在一般人或官方的文字歷史記述中,大龜文酋邦都是失敗的一方,最後官方的歷史記錄都以「歸順」或「投降」給日本、清朝作為終局,其歷史性質盡是悲劇。但是作者陳耀昌顯然不完全服膺於這種記述,他利用了這本小說想要扭轉日本人與清朝官方的記述,為大龜文邦酋邦的歷史做翻案工作。在他這本書的努力下,即使不能叫大龜文酋邦變成歷史敘述中的勝利方,但是至少並不全是失敗的悲劇的一方。

    陳耀昌這種「反歷史」小說的書寫手法相當高明,值得我們注意。

    在談到他一連串的手法之前,讓我們來略為瞭解大龜文酋邦的由來,也就是瑯嶠上十八社的四百年歷史:

 

  1. 一般敘述中大龜文酋邦的來源與歷史

    大龜文(排灣語Tjakuvukuvulj),分內(龜)文社和外(龜)文社兩個大社群,是古代南台灣南排灣族建立的一個酋邦,又稱「瑯嶠上十八社」或稱「大龜文十八社」,也是荷蘭文獻提及的十一個政治實體中的塔卡波德(Takabolder)。大龜文是一個有組織與規模的酋邦式實體政權,由眾多部落氏族或家系所構成,為一個貴族社會,酋邦最強盛時期曾統治23個盟部以及數個漢人村落。其存在的時代橫跨史前荷治鄭氏清治以及日治

    西元17世紀,台灣進入荷治時期,大龜文開始出現在歷史資料中。此時,瑯嶠諸村是南排灣一帶的統稱,其中包括大龜文以及斯卡羅族的「瑯嶠君主」。在荷治時期前期,大龜文社與東印度公司關係友善,大員當局相當禮遇它, 排灣族語就被荷蘭人稱為大龜文語。雖然如此,大龜文諸社在多數時間仍消極抵制荷蘭的地方會議,往往由長老派遣僕人代行出席或藉口缺席,大龜文社的「長老」僅於1644年曾前往參加一次。大員當局希望大龜文社中3個社能遷往山下,大龜文社「長老」亦不斷以藉口拖延。

    1661年初,因為大龜文與平埔馬卡道族和漢人長期的衝突紛爭,大員當局對大龜文發動兩次大規模征討。雙方對於結果的陳述南轅北轍,荷蘭文獻記載他們成功攻下且焚毀力里(Durkeduk)社;但排灣族流傳的口述歷史,卻是3百年前祖先幾乎完全消滅入侵獅頭社的荷蘭軍隊。

    在清初時期大龜文被歸納入瑯嶠十八番社之中,後被歸入卑南覓七十二社。這是因為在荷蘭人、漢人和其他大酋邦等進逼下,較小的獨立酋邦只好被迫依附其他較為強大的酋邦所帶來的結果。在清治後期時,從台灣南部恆春半島率芒溪以南,楓港溪南迴公路)以北的地區,由南排灣建立的大龜文酋邦統治,又稱為「大龜文十八社」、「瑯嶠上十八社」。日軍風港營所雜記記載:「南起風港之東背,而北塈枋寮之東背,西與風港及莿桐腳、崩山、加落堂隔一嶺為黨,而東與山後未開接壤,人員戶數未詳。」目前可知勢力最強盛時包含23個部落及數個漢人村落,主要統治階級為兩大宗主頭目家族,酋長稱之為Mamazangiljan,擁有幾乎全部土地所有權。一直到清廷統治台灣末期,風港營所雜記(1874)記載,領地內23部落都必須向大酋長繳納貢金,而莿桐腳莊(今枋山村)、加洛堂莊等漢人村莊也必須繳納番租。

    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派兵約3600人前往台灣,攻打瑯嶠下十八社,北路日軍駐紮於風港(楓港)。6月,部分瑯嶠上十八社(大龜文十八社)族人向日軍「投降」。8月,莿桐腳與崩山兩莊(今枋山村)漢人受到攻擊,請求日本保護,日軍遂北上屯兵於莿桐腳與崩山。當年的年底日軍撤離台灣,獅頭社族人乘機出草,再與漢人爆發衝突。1875年,沈葆楨奏請進討,以唐定奎淮軍與鄉勇數千,由南勢湖往山地推進,在激戰後攻破草山、竹坑等社。4月,清軍受疫疾所擾,唐定奎親自督軍強攻內獅頭社,大龜文有幾個社曾出兵援助內獅社,但中伏而退,總頭目之弟阿拉擺陣亡。之後清軍再攻破外獅頭社,遮碍只好簽約「歸順」。

    1886年內文社、外文社歸化清廷恆春縣,清廷發給頭目銀元,責令內文社管轄其他番社共七社,外文社管轄其他番社共十二社,其中各社社內設立正副社長,並設若干通事,同時清算戶口。清廷同時命各社不可互相戕害,若有紛爭可赴官府控訴,內文社、外文社於是剃髮

    1914年大龜文酋邦等排灣族酋邦響應力里酋邦反日,爆發南蕃事件[2]

 

2.大龜文與日軍、清軍戰爭的官方記述有何問題?

    陳耀昌的《獅子花》這本長篇小說就是把有關大龜文真實的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歷史﹞與他的想像混合起來,書寫了日本人發動牡丹社事件一直到總頭目遮碍所謂「歸順」清軍的這一年多的歷史故事﹝主要是戰爭經過﹞,因此我們有必要再把這段發生在南台灣的一般或官方文字所記載的歷史先陳述於下,再來解析他的小說如何反擊這些文字所記載的歷史:

    西元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18 一艘琉球國宮古島航向那霸上繳年貢的山原號, 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到台灣東南部的八瑤灣,船上69名琉球乘客溺死3人,有66人登陸。幾天後遇上排灣族高士佛社原住民,被高士佛社人殺害,史稱「八瑤灣事件 

    日本以代替琉球人申冤為由,起用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西鄉隆盛之弟)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僱用美國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準備對臺灣出兵,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事件,之後西鄉從道率領3600名官兵前往台灣。

    1874年(清同治13年)512日,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而排灣族從車城鄉統埔村的漢人那邊得知日軍行動,事先在要道石門高處設下埋伏。518日到521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22日,日本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排灣族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逆轉情勢,排灣族在裝備劣勢和人數劣勢下被迫撤兵,牡丹社首領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原住民撤入山中,日軍佔領村落後焚燒村屋並撤回社寮營地。71日,牡丹社﹝非大龜文十八社的成員﹞和大龜文諸社終於「投降」。

    時當1874年5月中旬日本出兵台灣之際,清廷隨即於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欽差大臣,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台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特別是請求了李鴻章調遣唐定奎率領的淮軍十三營共6500士兵赴台,該部隊熟習西洋槍砲,是淮軍主力,這支軍隊於當年農曆9月中旬以後到10月間陸續抵台,使得雙方戰力情勢轉變,沈葆楨帶給日軍很大的壓力。

        清朝軍來台後,加強對臺灣山地的管理,開始由渡臺欽差大臣沈葆楨推動「開山撫番」政策。所謂「開山」,即開鑿山路。工程分南北二路進行。北路先後由臺灣道夏獻綸與提督羅大春負責,從宜蘭蘇澳到花蓮港北岸,開鑿山路200華里。南路則由同知袁聞柝、總兵張其光負責,由屏東赤山到後山卑南,計170華里。次年,又由總兵吳光亮主持開鑿南投林圯埔(今竹山鎮)到花蓮璞石閣(今玉里鎮)的中路,共265華里。在「撫番」方面,則採取「恩威並用」與「剿撫兼施」的策略分別進行。[3]

    南路崩山附近的莿桐腳是一個險要之地,離日本軍不遠,最容易引起爭端。

    1874年秋天,日軍尚未撤走的時候,莿桐腳莊民做醮,獅頭社的人出來索取飲食和餽贈,被莊民拒絕,他們感到不快,引起哄鬧,莊民綑綁了他們首領頭人的兒子。枋寮巡檢馳往該地想要莊人放人,莊民卻不聽勸告,甚至不顧清軍來到,竟然請兵於日本軍隊,希望日軍出面去剿除番民,日本軍人後來並沒有行動。這件事不對的人是莊民,幸好未傷及任何一番民。

    等到清日兩國在18741031日簽訂北京專約後,日軍陸續離開南路,在沒有日本牽制獅頭社之下,番民就蠢蠢欲動,準備向山下的莿桐腳出草。

    清軍中有一個游擊叫做王開俊,他是南路總兵張其光的一個部下,有一營300人的兵力已經在19745月就由泉州來到東港,10月底駐兵在莿桐腳,他算是南路的前鋒部隊。王曾經在9月染病,一度病情加劇,叫人為他感到心驚膽跳,後來竟然能痊愈,被人認為他是台防將領之冠。他的官位不高,卻是沈葆楨最親信的人之一。

    1875年122日─24日沈葆楨視查恆春建城一事經過莿桐腳,鄉民上告說獅頭社番人射死鄉民5人,王開俊營也被射死2人,這就是「莿桐腳事件」。

    王開俊因此有向獅頭設施行懲罰報仇的打算!

    游擊王開俊於是在1875年28日﹝正月初3日﹞帶領他的營兵入山討伐。他由莿桐腳、南勢湖分道進兵。13日 帶領中、後各哨由枋山溪一路而進。寅刻,攻到獅頭社,焚燒其草房。已刻,再進攻竹坑社,該社番民持械抵抗。在對陣之中,王軍殺數十人,以表示懲罰他們;沒想到番民已經設下埋伏於社外的草叢間,王軍因為樹雜不堪,防不勝防,行至七里溪時,密草中鎗標驀起,番民蜂擁合圍過來;兵勇們雖然極力衝殺,卻傷亡過多。王開俊身受重傷,雖握刀血戰,殺了10餘個番民;直至晡時,力盡戰死。哨長周占魁等3員也同時遇害,一齊遭難的士兵約100餘人。[4]

    王開俊的死,引動清軍統帥唐定奎更大規模懲罰報仇的行為。

1875年2月起唐定奎分遣7營士兵屯住在東港南勢湖,定出進剿之路:一出莿桐腳進兵內獅頭等社,一由南勢湖進兵外獅頭等社。隨後並得到枋寮司周有基所募得的「有」字營,枋寮汛郭占鰲所募得的「鰲」字營土勇各500名的協助,隨著王德成、周志本所統帥的一支軍隊,由南勢湖分道進發。軍隊列陣於前,土勇揮斧於後,拓地為營,作連環犄角之勢。 

    1875年329日 ,南勢湖出發這一路順著羊腸小道魚貫而入。有番民約500餘人突然起來迎擊,士卒攀籐而上,頂踵相摩;激戰兩個時辰,番民驚駭逃走。清軍乘勝急攻,破其五道關卡,直擣草山社,攻下它;焚燒草寮百區,敗戰的番民分路狂逃。是役計陣中斬殺10餘人,鎗斃100餘人,奪獲器械甚多。

    唐定奎也在廓清山麓之後,由莿桐腳循溪右邊而進。到竹坑山口,除荊披棘,以一營屯住在這裡;自己仍循溪而進。直至竹坑山下,底下是獅頭社必經之路;又以一營駐紮,繞至山後,入竹坑埔,距莿桐腳十里,溪廣山高;竹坑社在其東南,阿栽米息、中心崙等社在其正東,內、外獅頭社在其西北,實為形勝之區,以左軍扼守。

    4月24日,唐率兵進攻竹坑社,料定番民必有埋伏,所以事先派武毅左軍提督張光亮為中路;左軍左營遊擊陳有元、左軍右營游擊何迪華、右軍右營副將宋先聘分左右兩路,步步哨探,攀崖登山;又以武毅親兵副營總兵章高元、營務處候補知府田勤生繞由竹坑山背後進攻,以杜絕番民外援。張光亮等行入竹叢中,埋伏的番民突然現身,清軍用排槍交义發射的戰法且戰且進,擊傷番民10幾名,將士乘勝直搗巢穴,番民放棄屋舍逃走;抄出了芋頭幾千觔、槍矢刀斧數百件;還有髑髏頭10餘顆,估計這個小社差不多是50戶人家的小社而已。這個社蹲據    在竹坑山巔,東望阿栽米息、中心崙,南瞰楓港、刺桐腳,朗若列眉,是一個形勝要區;就命令陳有元分出一個哨扼守。其社下距竹坑埔尚有七里,中隔重山,考慮在倉卒之際,聲息很難相通;就又命令何迪華分一個哨盤踞在中間以便聯絡。從入山來,步步為營,不但磚石無法取得,即使是想要版築也很困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購買數萬個麻袋,拿了之後往前走,遇到敵人就攻打,到了險要的地方就守住;就地裝上土壤再堆疊成牆壁,不需一天就完成,番人看到了就氣餒了。 

    最後,唐定奎自率兵將討伐內獅與外獅兩社,另外派遣士兵阻斷番民外援,最後攻下它們,唐定奎乃移營駐守內外獅社,當時連同被威脅的10餘社都「歸順投降」。於是就設立「招撫局」,提出示七個番民必須遵守的條款:遵剃髮,編戶口,獻凶逆,禁仇殺,立總目,墾番地,設番塾。後來起用大龜文的內獅社番酋叫做「遮碍」充當諸社的總頭目,至於遮碍有一個弟弟叫做「阿拉擺」在戰役中死亡。後來遮得率眾與唐定奎簽約「歸順」。[5]

    以上就是一般人或官方對於牡丹社事件以及獅頭社戰役的描述。

    當我們閱讀這一段歷史時,略有歷史認識的人馬上會發現問題重重。首先是懷疑大龜文「打了敗仗」或「投降歸順」的這些說法。

    事實上,牡丹社事件中的日軍並未能取得完全勝利,當瑯嶠下十八社的牡丹社被攻下後,勝負未定,其它番社仍有強大的抵抗能力,日軍就移營龜山、楓港長期駐紮,卻因氣候與衛生因素飽受瘧疾等熱帶疾病之苦,據日方紀錄,參與行動的日軍與隨軍人員5990人共回報了16409件的患病紀錄,呈現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慘況,而561名的病死者更達實際戰死者的數10倍之多。所以最後只好準備與清廷談判,及早離開[6]。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這個情況下,一般人或日方要說大龜文諸社歸順或投降未免顯得太過於一廂情願。另外清朝將領唐定奎雖然曾攻下內外獅社,也占領了這兩個社,但是清軍共出兵數萬人,死亡於熱帶病者估計在1000人以上[7],他也想要及早撤軍,那麼就不能說清軍取得完全勝利,談何大龜文諸社必須「投降」或「歸順」給清軍?

另外一般人或官方敘述都相當單方面,內容都是日軍或清軍的行動,對於大龜文部落一方的描述只是了了幾句,非常不公平也不清不楚。

    簡言之,一般人或官方敘述不是客觀的歷史敘述,恐非完全合乎事實,要修正敘述甚至推翻敘述並非難事!

3.《獅頭花》的反歷史小說手法

    所謂歷史通常是指經嚴格考證並行諸於文字的那些敘述,比如說教科書所傳達的那些各國的歷史。但是儘管歷史存在著嚴格的考證特性,卻不能說它們都是客觀的。美國後現代主義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就曾經說,由於歷史必須通過人的敘述,所以同樣的歷史事實,比如說法國大革命文獻,在每個敘述者的無意識主導下,會變成256種法國大革命史,哪一種比較正確呢,是沒有答案的。要嘛256種都正確,要嘛256種都不正確。所以要找到客觀的歷史是不可能的。加上歷史的原始文件、古蹟古物都不可能把整個歷史事件呈現出來,比如說我們將永遠沒有辦法瞭解石器時代的人類全部的食衣住行育樂情況,因為出土的文件很有限。

    歷史的這種「無客觀性」給了陳耀昌為大龜文歷史作翻案的機會。筆者略從三個方面,來看看他在《獅頭花》這本小說裡所使用的翻案手法:

〈1〉用原住民觀點來重構大龜文部落對日軍、清軍的戰爭史

    在一篇採訪稿裡,陳耀昌曾如此表示:「目前的台灣史欠缺原住民觀點,顯得偏頗,所以我一步一腳印的重回歷史現場,進行田野調查訪談,輔以史料,還原歷史真相,再加入淒美的愛情故事,讓300多年前的台灣躍然紙上。」[8]所以,他的《獅頭花》這部小說一直存在著原住民為的敘述觀點。果然,在這本小說裡,他不採用日本人或清國人為主體的寫法,而改採用大龜文的獅頭社部落為主體的寫法,把原住民放在中心點上加以書寫。比如說這本小說有三個主要的主角──一個是獅頭社大頭目遮碍、一個是遮碍的妹妹玎璦、一個是遮碍的弟弟阿拉擺,這三個人幾乎占領了小說的大部分篇幅。作者詳細地書寫了這三個人的外貌、個性、喜惡,甚至描寫了他們的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將他們的言行刻劃得十分完整。至於日本人或清國人,哪怕是多麼重要的將軍,甚至是沈葆楨本人都成了應景人物,儘管人數眾多,但是都是為了呈現大龜文部落的保鄉衛土與團結禦敵的行動而出現,他們都不是要角。當你詳細閱讀完這本小說,就會感到原住民的份量實在很重,不得不說這是一本以原住民為重心的小說。

〈2〉對於「投降」或「歸順」這種說法的否認

    這也是一個優先要處理的問題。傳統牡丹社事件或獅頭社事件所以會讓人感到這是原住民歷史的一個悲劇,就是因為這兩個詞所致。假若能除去這兩個詞,那麼一 切可能都要改觀,原住民就能搶回他們的尊嚴。作者的意思當然是說:戰爭的最後階段必須與日本人或清國人談判簽約固然是事實,但那是雙方達到和平共存必須要做的,絕對不是去「投降」或「歸順」!

    首先有一段文字事有關大龜文部落與日本人簽約的經過,作者大約是這樣寫的:

    山上的大龜文十八社一向與山腳下楓港的漢人不和,彼此仇殺。當日本人在1874年出兵為琉球漁民懲兇出兵牡丹社後,由於尚未取得全面勝利,就準備退下山來住在山腳下的楓港,安營紮地。這時,漢人就很希望日本人能出兵攻打山上的內、外獅頭社,好為死去的漢人懲兇。

    日本人果然來到了楓港,共有200多人,當中有一位叫做橫田棄的帶兵官,一位是少校華山資紀,還有一位叫做水野遵。日本人對楓港的漢人很客氣,給她們豐富的酬勞來向漢人招兵買馬,希望漢人能參與討伐牡丹社的更大規模的下一步行動。不過,日本人對於內外獅社有自己的想法。

    不久, 橫田棄找到一個活躍的漢人叫做王媽守的人,該人能說大龜文語和日語,就一起搭了竹筏,拜訪了莿桐腳與崩山一帶的漢人,認識了莿桐腳的頭人阮有來與崩山的頭人陳龜鰍,這兩人也都能說大龜文語,與大龜文部落有很不錯的友誼。橫田棄對他們表示瑯嶠下十八社已經有9個部落「歸順」日軍司令西鄉從道,希望上瑯嶠上十八社的大龜文諸社也都能下山「歸順」。橫田棄希望阮有來與陳龜鰍能到大龜文的內文社,去勸降老頭目。

    幾天後,內獅社的頭目遮碍入贅於內文社的邏發尼耀家族的婚禮正在舉行,由於內文社的老頭目年紀已大,遮碍入贅後將來有可能會成為內文社的實際背後的掌權人,他即可能將內獅社與內文社的武力整合起來,變成大龜文十八社中最有權力的大頭目,婚禮因此顯得異常熱鬧。在載歌載舞中,忽然有人來通報大事情發生了,原來是漢人的頭人特別來拜訪內文社。

    老頭目與女婿遮碍立即離開婚禮現場,來到老頭目的弟弟取類的房屋來。走進去就看到陳龜鰍與阮有來兩個漢人在屋裡。陳龜鰍說日本人已經來到楓港,想與大龜文十八社成為好朋友。凡是好朋友,日本人就會送給好酒好禮物給他們,就像是送給斯卡羅人那樣。

    老頭目一聽,頗感高興。但是遮得感到有些是不對勁,他表示說他們可以去見橫田棄,但不是像斯卡羅人一樣去「歸順」,這種說法不對。老頭目隨後也說,如果各社派代表去見日本人,只是禮貌上的,並不是去「投降」。於是,老頭目當下決定619日由各社派代表去楓港見日本人,至於有多少部落會派代表去他無法決定。

    19日到了,大龜文若干部落派代表共30多人下山,內文社的老頭目並沒有去,但是弟弟取類與女婿遮碍都加入了行列,還帶了2頭豬當禮物。他們一到楓港,就引起轟動,漢人紛紛到馬路來看熱鬧。橫田棄也到路口相迎,他們在楓港海邊的德隆宮來敘談。

    在敘談中,橫田棄取出一張擬好的告諭來宣讀,由精通大龜文語與日語的王媽守充當翻譯,好讓大龜文的人與日本人能明白彼此。

    王媽守於是用大龜文語將告諭翻譯出來給大龜文的人知曉,但是當告諭提到「歸順」這兩字時,王媽守就把它翻譯成「日本人希望能與大龜文保持友好和平關係」給大龜文的人聽。當大龜文的人提到「大龜文希望能與日本人保持友好和平關係」,王媽守就將它翻譯成「歸順」給日本人聽。

    於是賓主盡歡,就簽了約,大龜文部落終於與日本人友好了。[9]

    以上就是作者陳耀昌用小說否認大龜文向日軍投降或歸順的寫法。

    其次,在獅頭社的大頭目遮碍與清軍將領唐定奎簽約的時候,作者又一次否定有歸順的這種事實,大略是這樣書寫其經過:

    由於清軍討伐內外獅社,經過先前草山社、竹坑社的戰役,唐定奎的6000名淮軍已經因病死1600人,此時天氣轉向炎熱、蚊蟲肆虐,已經不堪再戰,他想要趕快離開台灣。

    避居在內文社裡的遮碍慢慢以女婿身分變成背後的領導人,他也陷入了長長的思考。100多人與他的弟弟阿拉擺的死亡給他很不捨,其他槍枝的損失與200人的受傷也造成他心中傷痛。遮碍覺得大龜文十八社的人不能死去太多,土地尤其不能被永久佔領。假如唐定奎願意歸還內、外獅社的土地,他願意和清朝官方談判簽約。

    陳龜鰍又被委託到內文社來當說客,他先送上一些布料以及鐵製日用品,然後說清軍死傷比大龜文部落要厲害幾倍,希望能和談,只要大龜文以後不要隨便出草殺人就可以。遮碍也說大龜文不願再戰,希望藉著和談取回失去的土地。

    遮碍於是說10天後,將有56個部落的頭目會帶人去見唐定奎。

    過了幾天,草山社的頭目來內文社見遮碍,說要動身去見唐定奎。遮碍交代說必須取回失土,寸土不讓。於是草山社的頭目和部落的人都下山去見唐定奎了,一行50多人,場面浩大。

    唐定奎提出幾個條件給來訪的大龜文代表說:1.大龜文的百姓須剃頭髮;2.居民必須編入大清的戶口;3.必須交出兇手;4.以後不得彼此仇殺;5.讓漢人入山開闢土地;6.在各社設立漢人私塾。

    於是草山社頭目把條約送回內文社,讓遮碍過目。遮碍覺得只要能維持大龜文土地的完整,條約無關緊要。所謂剃髮、編入戶口不過都是一種表面的型式,他都可以答應。比較擔心的是,唐定奎要求漢人可以入山開墾番民土地,這一點恐怕不能讓。於是遮碍親自坐著轎子,與一百多人浩浩湯湯下山,準備與唐定奎做最後談判。

    最後談判的結果是:清軍可以入山開闢道路,但不能開闢土地,若漢人要開闢土地只限於海邊。至於剃髮,遮碍當場與一百多人大方地都剃了。

    清軍很高興,居然認為剃法就代表「歸順」的意思。[10]

    以上就是作者陳耀昌用小說否認大龜文向清軍投降或歸順的寫法。

〈3〉突出大龜文人的英雄形象

    將大龜文人的勇敢善戰的特性突顯出來也是降低悲劇的好手段。有一段書寫了清軍游擊王開俊死亡的經過,大龜文人在當中就顯得格外勇敢善戰,作者大略是這樣書寫的:

    當王開俊決定了要懲罰獅頭社人率意出草的行為後,就由山下向山上進兵,他洋洋得意,覺得勝券在握。當他的部隊來到山上的內獅社附近,突然槍聲大作,槍彈從兩旁的樹林射出,同行的官員周占魁忽然落馬跌下,接著王開俊也身中一槍,被馬匹甩下來,有幾10位大龜文人從密林山崖跳下,手持番刀,一陣亂砍。番民其實比清兵人數少,但清兵亂了隊伍,向山下逃命,在隘口又遭到巨石滾下的伏擊,死傷不少。王開俊本人被包圍,又肩右胸中了槍,只好用左手持刀搏殺,又中了十多支箭後,仆地而死。番民一聲呼嘯,全部撤走。[11]

    以上這場急殺清兵的戰役中,作者陳耀昌把大龜文勇士們描寫成謀略高明、進退有節、以少勝多的一支隊伍,更勝於官兵,補充了一般人或清朝官方的文字敘述對於大龜文人的忽略, 一點都不含糊。

    同樣的書寫又出現在唐定奎出兵攻打內外獅社被草山社阻擋的一場戰爭上,作者是這樣寫的:

    2月22日,唐定奎的征討開始。清兵1000多人從南勢胡溪上溯攻打草山社。清軍雖然有新型的後膛槍,而大龜文只有老式前膛槍或火繩槍且數量不多,但草山社的居民毫無所懼,只用300人來抗敵。雙方在山路上相持,展開大戰。激戰了2小時,清軍死亡了幾十人,大龜文人卻只死了十幾人。最後清軍當然攻下草山社,但居民早就撤走了,雖然焚燒茅屋也只是多餘,等到清軍走了,居民就會回來重建家園。317日,這回清軍事續攻竹坑社,大龜文人的人數很少,打迂迴戰術,好像躲迷藏一樣,消耗敵人戰力,使清軍陷入莫名的恐懼當中。由於天氣悶熱,唐定奎的軍隊士氣低落,最後打跑了竹坑社居民,也毫無榮譽可言。戰爭持續到了4月,唐定奎月打到心裡發麻,2個月的戰爭顯示清軍不如日軍攻打牡丹社的成就,清兵有兩位提督章高元與王德成都病倒了,同時提督張光亮也因病死亡,將領死傷太過嚴重,唐定奎希望能及早結束戰爭,卻談何容易![12]

    以上這一段是表揚了大龜文各社的合作無間,他們彼此掩護,不分哪個社,都盡了該盡的責任,這麼團結的十八社怎會有打敗仗的可能!

    最動人心弦的是,作者花了大量的文字來書寫遮碍的弟弟阿拉擺這位勇士的殉難,把他寫得好像民族英雄,大略是這樣寫的:

    當草山社與竹坑設失守後,大頭目遮碍就撤走了內外獅社的婦孺,他徵調了200個勇士,當中領軍的人就是阿拉擺。這個英雄有他獨特的戰法,他先放了許多路障來阻擋清軍。當內外獅社將被清軍攻破時,他就有殉難的準備。正面的交鋒終於在內外獅社的山上展開。唐定奎運來大砲,很困難地把它拖到山上,想要搶攻制高點,同時有一路繞到山後,從背部攻打內外獅社。阿拉擺身先士卒,冒著槍林彈雨,帶著大家把長木頭與巨石往山下推,轟隆的聲音震響山谷,清兵哀嚎不斷。最後清軍還是攻到山上來,阿拉擺和幾10位勇士只好退守到內獅社內部,最後也被清軍包圍了。大砲不停轟擊到門口來,阿拉擺知道危險已到,許多勇士都死了,他糾集剩下的二、三十位勇士,決定該如何行動。他們的最後決定是正面迎敵,而不是逃走,敵人就近在眼前,他一定要把生命獻給祖靈與土地,好讓敵人付出重大代價,以後就沒有人敢再侵略大龜文。阿拉擺躲在制高點,每射出一個槍彈,就擊中一位清軍,叫他們滾下山坡。最後,阿拉擺也被清軍的槍彈擊中,身負幾十處槍傷,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子彈用光了,也不想退後。在激戰中,他又中了一槍,一陣的巨痛,仍決定近身搏殺,他用刀連續殺了幾個清軍,然後緩緩到下。[13]

    上面這一段表揚了阿拉擺的英勇,足以讓他永垂不朽。

    總之,作者用了這三個書寫手段,來降低大龜文對日軍或清軍的悲劇性,效果顯著。當然作者也許還有其他手段,但我們已經不想在這裡多做陳述了。

4.反歷史小說《獅頭花》能完全消除大龜文的悲劇性嗎?

    從目前台灣的許多歷史小說看來,筆者認為有四個類型值得注意:

    第一類可以稱為「實歷史小說」,也就是小說的內容完全根據事實資料來寫,沒有虛構的成分或即使有虛構的成分也微不足道。這種歷史小說目前很難找到。不過,如果我們放寬小說的標準,把一般考證嚴格、註解詳細的「歷史人物傳記」或官方的「人物訪談錄」都當成小說來看,那麼這類的小說就可能汗牛充棟了。當然,所謂「實歷史」並不能說完全百分百的真實,因為裡面總有一些些可能是沒有被發現的虛假資料,不過虛假的數量必須是很少才算。

    第二類可以稱為「偽歷史小說」,也就是說完全不根據歷史事實或出土的資料來寫的歷史小說,內容完全是作者憑空捏造,這種小說在坊間是可以找得到的。比方說,以前台灣流行一齣叫做「嘉慶君到台灣」的電視劇,如果有小說家把它的內容寫成小說,就會變成「偽歷史小說」,因為清朝的嘉慶皇帝根本不曾到過台灣,不論怎麼虛構,它都是一種偽歷史,永不會成真。其實小說家經常虛構故事,常常寫一些不曾發生的事情,通常就叫做「創作小說」,本來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如果把子虛烏有的創作小說冠上「歷史小說」的名目,就會變成「偽歷史小說」。

    第三類可以稱為「實歷史與偽歷史混合小說」,也就是小說的內容有部分是真實的,有部分是作者偽造的。而且真實的歷史少,可能不及全文的十分之一,作者偽造的歷史多,可能達到十分之九或者更多。目前坊間的所謂歷史小說大概都屬於這一類,像《獅頭花》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小說,它的某些人物的行動、言談固然有所本,但是也有許多人物都是虛構的,或者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內容卻是虛構的,真正的歷史紀錄並不曾記載作者所寫的那些事。還有佔據大部分篇幅的龐大的人物對話、愛情、景色、內心獨白……多半都是出於作者的虛構。

    第四類可以稱為「反歷史小說」。我們一般人所謂的歷史,大概就是形諸於於文字,經過專家的確認,最好再由官方公布的那些歷史文本,歷史一定要具有廣泛被認同的特性。但是儘管是這種歷史,也不一定就是真理,因為嚴重的私人或官方意識型態會介入其中,使文本有了偏差。假如我們對於這種歷史文本感到不服氣,用小說企圖來推翻官方文本,提出另一種歷史文本,我們就說這是「反歷史小說」。《獅頭花》就是屬於這一類。我們在這本小說看到,陳耀昌在小說裡故意使用了官方資料,計算了日軍與清軍龐大的死亡人數;也很認真虛構了清朝將領被殺的細節,更認真地虛構了阿拉擺這個人的英雄行為,都是在做翻案的工作,企圖讓歷史走向一般人或官方所認定的歷史的反面,這種用心是很令人感動的。

    筆者認為,《獅頭花》這本小說的最精彩的部分並不在於作者如何把戰爭寫得緊張萬分,甚至書裡頭所描寫的甜蜜愛情故事都不是很重要,它最精彩的是「反歷史」的敘述,也就是用了許多的文字來為大龜文酋邦洗刷「投降」、「歸順」的污名的那些部分,也就是作者用小說想要贏回原住民尊嚴的那些部分。

    不過,《獅頭花》這本小說能完全抹除大龜文酋邦的悲劇性嗎?也就是能使大龜文酋邦反敗為勝了嗎?筆者也覺得它不能。比如說陳耀昌還是必須承認牡丹社被日軍攻下來後酋長父子相繼遇難的悲劇事實,也必須承認與清朝訂約中存在著剃髮、編入大清戶口那些屈辱性的條款。這些歷史事實哪怕如何辯解,都帶著無法更改的悲劇性,除非作者把這些歷史資料通通都抹煞掉!畢竟,陳耀昌當初選擇了這段歷史在本質上是悲劇的,不論以後怎麼使用小說手段,到最後還是帶著無法抹除的悲劇性。

    不過,作者運用了種種小說的手法,把大龜文酋邦的歷史悲劇性降低的効果是達到了。我們看《獅頭花》這本小說,能使我們不產生任何遺憾的心情,甚至我們看了以後還能夠抬頭挺胸來敘述這段歷史。

5.《獅頭花》這本小說與公元2000年後的台灣浪漫文風有多少距離?

    我們回到本篇文章的最前面再一次來談當前台灣的浪漫文學風潮。

    筆者一再提到,公元2000年之後的台灣文壇已經告別了戰後50年的諷刺文風,作家不再願意書寫小人物;也遠遠地拋棄自日治時代以來的悲劇文風,不太願意書寫悲劇英雄。主流作家一反從前,開始書寫勝利英雄,形成新浪漫風潮。這是文學客觀規律所發展的一個結果,也是許多新時代的作家共同的無意識。

    不過有一些作家還是沒有這種自覺,尤其剛踏上台灣文壇的新人,他們無法洞悉台灣文風的演進,他們只能依賴自己的性情,本能地書寫諷刺作品或悲劇作品,以致於脫離了當前的文風。剛進入文壇的陳耀昌也是如此。從他的這本歷史小說的選材看起來,他對悲劇歷史很感興趣,儘管他傾向比較能欣賞帶有「悲壯」性質的歷史,但畢竟還是屬於悲劇的。他走的道路其實就是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或李喬的《寒夜三部曲》的那種悲劇文學路線,遠不是書寫勝利英雄的那個文學路線,「抵抗」就是他們的共同精神現象,而不是「戰勝」。這就是陳耀昌目前文學精神的屬性,他不想戰勝,而是靠著抵抗,最後抵達他所謂「各族和平共存共榮」的大結局。這種精神傾向大概是很難改變的,也使他的作品與2000年後的主流文風有一些距離。

    筆者有一個意見,那就是說固然台灣有無數的悲劇的人、事題材可以書寫;但是也同時存在著很多勝利的人、事可以書寫,只是有待作家去發掘而已。台灣悲劇小說已經太多了,可以暫時停一停,轉而寫作真正的浪漫的故事,讓台灣人能從那些勝利英雄的事蹟中得到啟發,在這個島上無畏地奮鬥下去!

──20210512於鹿港

 

 

[1] 見陳耀昌著:《獅頭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初版﹞

[2] 以上對大龜文十八社的敘述均來自於網路的「維基百科」,可以代表當前一般人或官方對大龜文十八社的普遍認識。筆者並不完全同意裡面的敘述,因為這種敘述是大荷蘭帝國主義、大清帝國主義、大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一種敘述,不是以大龜文十八社為主體的敘述。

[3] 以上的敘述亦來均來自於網路的「維基百科」,可以代表當前一般人或官方對大龜文十八社的普遍認識。

[4] 以上從刺桐腳事件一直到王開俊的死,這些官方的資料來自於網路的一篇文章〈1875獅頭山事件──事件成因分析〉,請點擊網址:https://blog.xuite.net/volvo264940/twblog/143442459

[5]以上這些官方的資料來自於網路的一篇文章:〈獅頭山戰役〉,請點擊網址:https://blog.xuite.net/volvo264940/twblog/143442462

[6] 見網路維基百科文章〈牡丹社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1%E4%B8%B9%E7%A4%BE%E4%BA%8B%...

[7] 見網路維基百科文章〈淮軍〉: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E%E8%BB%8D

[8]陳姝君、 熊楚瑜的採訪報導:〈醫界大老寫歷史小說 陳耀昌精彩跨界〉,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4223

 

[9] 以上小說的更詳細內容請見陳耀昌著:《獅頭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初版﹞頁102119

[10]以上小說的更詳細內容請見陳耀昌著:《獅頭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初版﹞頁309340

[11]以上小說的更詳細內容請見陳耀昌著:《獅頭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初版﹞頁232243

 

[12]以上小說的更詳細內容請見陳耀昌著:《獅頭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初版﹞頁258263

[13]以上小說的更詳細內容請見陳耀昌著:《獅頭花》﹝新北市,印刻出版社,2017年初版﹞頁29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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