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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的國族戰鬥美學

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的國族戰鬥美學

胡長松

摘要

 

  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對很多當時的台灣年輕作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宋澤萊是其中之一。本論文所所探討的《福爾摩莎頌歌》,是宋澤萊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最早的文學創作集,我們可以從這本詩集中發現被美麗島事件所激發出的一份對台灣的熱愛與對台灣全面開拓的熱情。在這基礎上,筆者進行了一番考察,發現這本詩集中具有「台灣新國族意識」、「脫華入歐的啟蒙理性意識」、「想像與命運的共同體意識」、「海洋視野與海洋史觀」及「自由市場與民族經濟」等重要且超前的核心意識,驅動了這些詩歌超越過去宋澤萊小說的現實鄉土主義的關照面,而進入對台灣命運更廣泛的關照。這本詩集的出現,也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多所衝擊,其發揮的影響,包含台語文學運動,一直持續至今。

  《福爾摩莎頌歌》的修辭風格屬於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在神話原型理論裡的「高模仿」文學角色典型,這種「高模仿」角色的宏偉接近神祇的形象,往往伴隨著英雄開疆闢土的壯美傳奇情節,形成「春天浪漫傳奇文學」最典型的特徵。我們很容易就從《福爾摩莎頌歌》的文本涵蓋與修辭特色,把這本詩集歸類為這種「春天」時期的傳奇文學,也可說是一種戰鬥文學,美學觀點是壯美的。

  對整體的台灣文學史發展和宋澤萊的文學來說,《福爾摩莎頌歌》的國族戰鬥美學都有特殊的時代超前性。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1980年代初期,因為「社會進入不明處境,英雄就不斷誕生,文學也跟著社會脈動」,出現了本詩集典型的「春天」的傳奇戰鬥文學。可是,2000年以前,宋澤萊所發表的小說,包含《廢墟台灣》、〈抗暴的打貓市〉、《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等等,和這這個時期的幾乎所有其他台灣文學小說與詩歌,同樣仍停留在文學的「冬天」的諷刺階段。也就是說,《福爾摩莎頌歌》裡的「春天」傳奇特性比其他同時期的文學創作超前了20年出現,這是台灣文學史研究者值得進一步關注的現象。

 

關鍵詞 福爾摩莎頌歌 宋澤萊 台灣傳奇文學 台灣國族主義 戰鬥文藝

 

序章

 

  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對很多當時的年輕作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吳錦發曾說:「80年代的作家林雙不、宋澤萊、林文義、劉克襄、黃樹根、陳坤崙、莊金國、曾貴海、康原、吳錦發、鍾延豪、洪醒夫等為數不下數十位,都曾在公開或私下場合宣稱,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給了他們徹底的洗禮,使得他們覺悟身為『台灣人』的悲哀,並因之激發了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自覺」[1]。因此,我們或者可以將此政治事件作為台灣文學分期的重要分水嶺之一。尤其針對曾明確指出這個自覺的作家,其創作於美麗島事件之前與之後的文學,不能一概視之,宋澤萊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

  宋澤萊在2001年《福爾摩莎頌歌》的新版序裡回憶說:「我還記得,(寫下這些詩)當時美麗島事件剛發生不久,台灣的政治菁英分子一夕之間都被逮捕入獄,蔣經國的秘密警察變本加厲監視全島,任何敢插手反對運動的人,都得隨時準備入監牢,全島一片風聲鶴唳。本來自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已經被政治屠殺及迫害嚇破膽,現在又來了一個美麗島事件,一切都顯得異常恐怖。我卻被美麗島的大審激怒了,那些罔顧公理正義的審判官高踞法庭胡言亂語,拼命羅織愛台的美麗島人士的罪狀,就是三歲小孩也知道一切均非事實。」[2]

  因為《福爾摩莎頌歌》的詩作是宋澤萊在美麗島事件後最臨近發表的文學創作,對其進行一番考察,一方面對研究宋澤萊文學意識演變自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作為研究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人士來說,這項考察或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提喻。


 

1   情感的基礎:自由、飽滿、熱情、激烈

 

〈讓我謳歌,如母親一樣的島嶼〉[3]  宋澤萊

 

啊,我熟悉的土地

這母親一樣的島嶼

那滿處花草的原野

藍天,像一塊巨大的碧玉

 

應該怎樣地擁抱妳,我母親一樣的島嶼

 

我曾在稚幼的瞳眸

瞧見了往後永不磨滅的事例

陽光下刈稻的鐮刀

浪濤中撒出的漁網

那是怎麼一種生活的希冀

我父老們偉大的作息

 

應該怎樣地擁抱妳,我母親一樣的島嶼

 

啊,我熟悉的土地

這母親一般的島嶼

不盡的山與海

綠,像一面覆蓋的大旗

 

應該怎樣地擁抱妳,我母親一樣的島嶼

 

我曾在成年的呼吸

嗅滿了前進的氣息

街頭洶湧的正義

那是怎樣一種偉大的力

我父兄們強烈的期許

 

應該怎樣地擁抱妳,我母親一樣的島嶼

 

我母親的島嶼

再讓我謳歌

妳所擁有的奇蹟

 

 

  這首詩,是宋澤萊1981年在愛荷華寫作班時的創作,收錄在《福爾摩莎頌歌》。根據詩集的標注,他當時在愛荷華的詩歌創作,還包含了〈若是到恆春〉、〈不通吝惜咱感情〉、〈你的青春,我青春〉、〈我美麗的島鄉〉等4首重要的台語詩(另〈若你心內有台灣〉、〈等待風雨若過去〉則是同期稍早的創作,共計有6首台語詩),以及〈紅黃相間的蓮蕉花〉、〈勇氣之歌——將船航開去〉等幾首中文詩,這幾首詩,都是宋澤萊在美麗島事件後最早期的一批詩歌創作。我們首先可以從這些詩歌,發現它們和宋澤萊前期(美麗島事件以前)的鄉土寫實文學創作時期文學,迥然有別的情感表達風格:自由、飽滿、熱情、激烈。

  宋澤萊在《福爾摩莎頌歌》的原序(1983年的文字)裡說:「這些詩相關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後的我的轉向實際,的確,一九七九年底恐怕是我們年輕人一個很重要的再啟蒙……在那之前,我們都還思索人間究竟有什麼絕對的事?人性究竟是善是惡?何謂最終的信仰?社會的法則是什麼……但那之後,我們突然間改變了,只在一夜間,我們變成了另一個人。」[4]

  他寫「另一個人」,是斷然宣告式的陳述。這「另一個人」又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其實可以從這些詩裡頭讀到一點頭緒。例如這首詩。宋澤萊在這首詩投注予台灣對於母親般的情感,這份情感是直接的、熱情的、不閃躲的。這份情感,既無需善惡辯證,也在一切社會法則之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在台灣的原野與天空的畫布上,謳歌了烈日下的鐮刀、浪濤上的漁網這些故鄉山海間的勞動,也歌頌了街頭前進的氣息和洶湧的正義,其視角從「稚幼的瞳眸」延續到「成年的呼吸」,關注著一股「力量」的匯聚與壯大,甚至好像有一種求生的意志力在其中,成為詩句裡的「偉大的力」。這種對於「力量」的關注,在當時台灣的詩人是少有的,這裡頭隱含著對土地勞動者的關懷。例如在同時間創作的〈若你心內有台灣〉也有這樣的特色,該首詩歌頌了漁民、農夫、外省兵、公務員的辛勞工作與對土地的建設等等。可見得,宋澤萊所寫的這份對台灣的情感,並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對台灣各階層勞動大眾的關心,其背後,均投向了「生活的希冀」與「強烈的期許」,透露出所有台灣人有著共同的生活願景和共同的命運。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這樣的詩作,透露出強烈的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於是我們可以說,這「另一個人」在宋澤萊的詩作裡生成了:是一個有著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且對台灣懷抱著母親般情感的人吧!而這,正是「美麗島事件」帶給宋澤萊一代作家的「再啟蒙」的情感核心。

  也許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感核心,讓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的文字風格有著類如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在《草葉集》裡〈我聽見美國在歌唱〉[5]、〈從巴瑪諾克出發〉、〈自我之歌〉的那種初創、新建、開墾、熱切、激烈、自由、理想、想望的新英雄神話開拓氣息。也讓「台灣母親」被賦予了一種崇高性,讓我們在很多詩作裡讀到了像是《聖經》的〈詩篇〉、〈雅歌〉、〈約伯記〉、〈福音書〉文字的聖潔、柔雅、崇高的特色。更進一步,詩人透過更多詩作,對於台灣的命運關照有全面性的開展。我們在後續的篇章,會逐一進行考察和說明。

 

 

第2章  從〈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看《福爾摩莎頌歌》裡的幾個核心意識

 

  〈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6] 宋澤萊

 

請妳給我科學的時代

一個毫不馬虎的時代

自那日耳曼的靈魂喲,自那美麗堅的靈魂喲

自那大和民族的靈魂喲

學習一個充滿秩序、創造、積極的時代

來吧!福爾摩莎

把那生銹的算盤擲掉

自電子的閃光中求取精確

如果千萬分之一的小數就讓它千萬分之一

永遠不要略掉

如果在實驗室要插上一百萬支試管

一支也不要減少

自那玉山的頂巔到平原

自星空到太平洋面

讓數字密密麻麻地寫遍

 

給我,給我啟蒙的時代

一個熱情睿智的時代

自那高盧的金髮喲,自那盎格魯的碧眼喲

自那美麗堅的骨骼喲

學習一個充滿無畏、智慧、行進的時代

來吧!福爾摩莎

把理性高舉過頭頂

打倒一切的迷思和頑固

自那發光的腦袋裡

誕生一個合理的國度

把人道書寫在腰際

讓冷漠和恐怖逃逝

自溫熱的副熱帶陽光中

提煉一顆愛情的珍珠

 

請給我,給我一個民族的時代

一個堅強、勇敢的時代

自那法蘭西的抵抗喲,自那義大利的紅衫喲

自那日耳曼的步伐喲

學習一個怒吼、熱血、團結的時代

來吧!福爾摩莎

把那華人空虛的性格去掉

揚起實事求是的大纛

自那悲弱蒼白的掌中

妳把臉兒抬高

一切的人民都結合起來

它的硬度如一塊鋼

 

給我,給我一個民主的時代

一個榮譽、全盤、溫和的時代

自那盎格魯的呼聲喲,自那法蘭西的廣場喲

自那明治的誓約喲

學習一個轟然、覺醒、自動的時代

來吧!福爾摩莎

把妳的憲法刻在額頭上

用議會當喉舌

沒有人再會沉默

大街小巷

妳的論政如鞭炮

 

給我,給我一個道德的時代

一個安全、誠實、保障的時代

一個合理、開明、倫理的時代

來吧,福爾摩莎

厭棄混亂的敗德

叫妳的兒女離開麻醉

叫妳的兒女沒有欺騙

讓暗殺姦淫的人消失

每個人都懂得羞恥

 

給我呀!給我一個商業的時代

充滿奔放的時代

自美麗堅的船隻喲,自大和民族的心計喲

自歐洲的謀略喲

學習一個靈活、生動、活力的時代

來吧,福爾摩莎

把妳的船隻盡情地航開去

去除單一的那條路

如果有港口,便叫我們停下

如果是商場,那兒有我們的旗子在飄揚

我們用盡智慧、公平

去謀取財產和利益

 

福爾摩莎啊!

給我,給我更多的時代

將古老的都翻新

一切朝著未來而前進!

 

 

  基於前述的情感與意識的基礎,宋澤萊在的《福爾摩莎頌歌》詩作呈現出多面性的關照。他在詩集的序裡這麼寫:「很久以來,我把眼光放在太近的一面,但那日子以後,我看出我們的社會不只是一面,而是很多方面的聯合,具體說是一種相互衝突的聯合體,我們的青年一眼望出那些問題出在體制上。」接著,他寫出很具戰鬥改革氣息的預言式宣告:「我淺薄的眼光看出了,除了體制,它實際涉及了兩個世代的對立、兩種教育的對立、兩個集團(利益、非利益)及人性反人性的對立。對立的鴻溝既深且長,要添補這些鴻溝,幾乎是不可能。但我們不一定要失望,時間會證明,未來的青年會戰勝,而老朽的會消亡,我們只要緊緊抓住那個光明的手把不放,我們會扭開一個大時代。」[7]

  很顯然地,因為美麗島事件的啟示,台灣社會的一道「鴻溝」展現在詩人的眼前:關於不同世代、不同教育、利益/非利益與人性/反人性集團間的「鴻溝」…….而事實上,他也自然地在詩裡把這巨大的鴻溝反映出來。假設您想了解當時的年輕一代心裡頭的那道世代的鴻溝,那麼,您可以先讀讀《福爾摩莎頌歌》裡的〈父兄〉這樣的詩;假設您想了解當時的年輕一代心裡頭的那道教育的鴻溝,那麼您可以先讀讀〈Formosa之眼〉與〈島弧之歌〉;假設您想了解當時的年輕一代心裡頭的那道利益/非利益與人性/反人性集團間的的鴻溝,那麼您可以先讀讀〈誰能決定?〉、〈流落的必歸回〉、〈因著帶來的訊息〉這樣的詩作…….只要我們讀了這些詩作,我們就會逐漸地明瞭這些「鴻溝」的兩端:一端是威權、獨裁、封閉、侷限、陳舊、軟弱、短視近利、兇殘、暴力,而另一端則是自由、民主、啟蒙、開闊、新麗、勇敢、公益、美善、恩慈…….假設您一一地去分析其中的詩句,您將能很快地考察出這道鴻溝的具體對立面——然而,我們必須慎記著一件事,在如今2020的我們這個年代向前望,這鴻溝好像是明顯到不值一提的地步,然而,在美麗島事件那個年代的視角,這些鴻溝的面向又是如何?即使看出了鴻溝,又有哪樣的詩歌敢於透過詩句直接去跨越它呢?

  也許接下來我們還有足夠的篇幅回頭來探討這個問題的細節,不過,在2020年的今天,筆者必須先提醒您,「我們只要緊緊抓住那個光明的手把不放,我們會扭開一個大時代」的預言,在40年前就被寫下了,而在那之後,台灣的本土化與自由民主的時代浪潮勢不可擋,在政治、經濟的各層面多所進展,以至於在40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不必透過筆墨贅述於當時的青年一代如何和老朽的舊勢力進行戰鬥。

  更核心的訊息是:我們在宋澤萊當時的詩作,例如〈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這樣的詩歌裡,看到了當時的青年對於台灣未來的多面向綱領。詩人心目中的那個「巨大的時代」是什麼?我們有必要先考察一番。

  〈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這首詩頗長,接近80行,全詩共7段,前6段以「給我○○的時代」這樣的句式為首,幾乎整首詩都是命令句式的宣告句。

  這種宣告句,極富有詩的創造性本質。概因宣告,或者命令式的宣告,在句子寫出的時刻就是事實存在的時刻。例如這樣的句子:「我宣告:我愛她,並承諾永不離棄她。」此句說出的時刻,亦即事實存在的時刻(不管是不是有說出「我宣告」這三個字)。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宣告句本身就是真實的創造,或者,至少蘊含著極高的創造的傾向。這就像是牧師在教堂上證婚時所說的:「我在此宣告:『A和B結為夫妻。』」在語句出現的時刻,「結為夫妻」的事實的創造亦同時完成了。又比如聖經創世紀的第一句寫著:「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也就是因為這種意象豐富且充滿命令句式宣告的詩句特色,使得這首詩具備了高度的創造氣息,一如筆者在前文所提,讓它具備了有如惠特曼在《草葉集》裡所散發出來的新英雄神話開拓氣息。

  更進一步來探討,以〈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為例的創造性裡頭,富含了下列的意識結構,貫穿了整部詩集。我們逐一檢視如下:

 

  •  台灣新國族意識

 

  透過這首詩歌,作者用活潑的具象,揭櫫了他心目中(已然透過詩歌創造的)具有六大基本價值的新時代:科學、啟蒙、民族、民主、道德、商業。其實,與其說是新時代,更精確地說,卻是詩人心目中的新國度。這首詩的中心支點在於第三段的下面幾個句子:

 

來吧!福爾摩莎

把那華人空虛的性格去掉

揚起實事求是的大纛

自那悲弱蒼白的掌中

妳把臉兒抬高

一切的人民都結合起來

它的硬度如一塊鋼

 

  這幾句話,界定了以「華人」作為他族、以及「硬度如一塊鋼」的團結的我族意識——這個我族意識,也就是一個台灣人的新國族。整首詩的「巨大的時代」,簡單講,也就是台灣新國族團結在一起的大時代!

  在這個新國族的大時代,科學、啟蒙、民族、民主、道德、商業(還有這本詩集其他地方的更多新文化價值觀)才得以發揚。從這幾個價值出發,這首詩所透露出來的訊息,遠比它表面所呈現的複雜。

 

  •  脱華入歐的啟蒙理性意識,以學習為本

 

  這個意識浮現在整首詩最表層的地方,「學習」這個詞出現了5次,歐亞各先進民族的稱呼出現了14次,透露出在思想、技術、精神各方面全盤學習西化、向西洋啟蒙、科學、民主、自由、理性等進步文明與道德文化看齊的意識。有如日本明治維新的那種昂揚向前的時代精神。這個意識也在幾個地方界定了它的對立面:空虛、迷思、頑固、悲弱蒼白、單一、敗德、麻醉、欺騙……因為它們浮現在詩的最表層,所以我們一下子就被明暗之間的熱情驅動性所吸引,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詩裡的振奮的氣息,筆者就不再多談了。

 

  •  台灣人的「想像的共同體」

 

  關於「想像的共同體」,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他的《想像的共同體》書中,巧妙地引用了菲律賓民主主義之父黎剎(Jose Rizal)的小說《社會之癌》裡,主角迪雅歌上尉的房子作為例子說明。黎剎的原著裡寫著一場在迪雅歌上尉的房子裡舉辦的晚宴,黎剎這麼描寫:「在那個時代裡,迪雅歌上尉向來以慷慨待客著稱。人人都知道他的房子就跟他的國家一樣,除了對商業和新奇大膽的觀念恕不奉陪以外,對任何人都是來者不拒的…….晚宴的地點在安絡格街上的一棟房子裡面。既然我們不記得房子的門牌號碼,我們會用現在也許還認得出來的方式來描述這棟房子…… 」[8]

  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精闢地闡述這一段小說,他說:「從一開頭就是這樣的意象——數以百計未被指名、互不相識的人,在馬尼拉的不同地區,在某特定年代的某特定月份,正在討論一場晚宴。這個(對菲律賓文學而言全新的)意象立即在我們心中召喚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且,在『我們會現在也許還認得出來的方式來描述』『在安絡格街上的一棟房子』這段句子裡暗示的『認得出房子的人』,就是我們——菲律賓人——讀者。這棟房子從小說的『內部的』時間向(馬尼拉的)讀者日常生活之『外部的』時間的因果推移,有如催眠術一般地確認了一個單一的、涵蓋了書中角色、作者與讀者,並在時曆之中前進的共同體堅實的存在。」[9]

  班納迪克・安德森的意思是說,雖然小說裡沒有寫得鉅細彌遺,但因為菲律賓人共時的存在,使得他們能夠認得出那棟房子,反之,能夠認得出那棟房子的人,就是菲律賓人。那棟房子的意象,就是當時菲律賓人的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用這個段落來說明宋澤萊文學裡面所具備的台灣人的「想像的共同體」,可說再合適不過。因為在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前,宋澤萊已經寫出了許多篇像是黎剎這類的寫實鄉土主義小說:像是「打牛湳村」那樣的「台灣西部平原的一個農村」,難道不像是《社會之癌》裡的「在安絡格街上的一棟房子」嗎?(某些)台灣人只要讀過小說,不必真的去到過那個農村,在心裡很快也能出現一個那樣的「打牛湳村」——這個「打牛湳村」,就是當時台灣人(對農村)的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打牛湳村」的讀者不必真的看過它,但是它穿過小說的「內部的」時間向台灣讀者的「外部的」時間的因果推移。反之,有這個「打牛湳村」想像的共同體的人,也就是(某些的)台灣人。

  仔細考察,宋澤萊在這首詩(也可說是整本詩集)所寫出的「想像的共同體」,和美麗島事件以前的內涵已經大有不同。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再只是屬於農村的,而是更廣泛的台灣人所能共同想像出的共同體。簡單講,它,牽涉到整體台灣人當時的處境與命運,只要是「當時的」台灣人,透過這些詩句,必定可以一下子辨認出來這個共同體。

  這麼說吧,假設〈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出現在美麗島事件以前,那麼,(台灣人的)讀者也許會認為這是一首關於未來一個理想的政治哲學的詩歌吧?是關於某個族群的反抗之情的詩歌吧?或者,是關於經濟社會結構的訴求的詩歌吧?但不(只)是的。所有當時讀這些詩的台灣人,都可以明白地看見「有一件事」,從詩歌「內在的」時間穿越出來,進入讀者日常生活的「外部的」時間因果,「這一件事」,就是「美麗島事件」。詩裡沒有寫出它,但是因為共時性,「美麗島事件」成為想像的共同體,讓每一個台灣讀者都能讀得懂:「自那悲弱蒼白的掌中,妳把臉兒抬高」這個詩句是什麼意思。我們把它還原出來,應該是:「自那被外來統治者凌虐而變成悲弱蒼白的手掌中,妳把本來有著高貴尊嚴的台灣人們的臉兒抬高」!可以還原出這句話的每一個讀者,都是台灣人——這就是這首詩所隱含的「想像的共同體」!

  詩人藉由詩歌企望擁有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這群人,背負共同的情感、命運、經驗與重大的歷史時刻,可以跨越族群、文化、血液,擁有共同的挑戰、共同的理想,朝向共同的豐盛的未來前進。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意識從詩的內部外延出來,也就成為這首詩的每一個呼喚科學、啟蒙、民族、民主、道德、商業理想價值的段落。

  我們甚至可以說,擁有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人群,比鄉土小說時期的宋澤萊文學更加增了!或者,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宋澤萊文學裡的「想像的共同體」,經歷過美麗島事件以後,急速擴大了!

  明眼人一下子可以明白,「想像的共同體」,正是現代民族(或國族)的重要標誌,也是民族意識的重要組成,它進入到文學裡面,成為讀者和現實之間有機聯繫的信念。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說:「(讀者們)持續地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根植於日常生活當中,清晰可見。就和《社會之癌》的情形一樣,虛構靜靜而持續地滲透到現實之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而這就是現代民族的正字商標。」[10]

  假設您還是覺得宋澤萊這首詩裡的那個想像的世界有點模糊,那麼,筆者就再舉他詩集裡另一首詩〈勇氣之歌——將船航開去〉的其中幾句來讓您參考:

 

把船航開去

在苦海的彼岸

我們突然撞見生命的奧秘

那是和諧,天真的韻律

在百花盛開,萬千塵剎的境地裡

我們找到個體的歸宿

或叫神意或上帝

 

  這個「個體的歸宿」,難道不是我們台灣人的國族共同的想像的居所嗎?這個歸宿,是此「巨大的時代」所誕生之處,也正是台灣人「想像的共同體」的終結之處。甚至,在詩裡它是那麽地緊密、崇高,以致我們有時會認為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竟接近是一個「神聖的共同體」[11],把我們光榮聖潔地聯繫在一起。

 

 

  • 海洋視野與海洋史觀

 

  海洋在這本詩集並不難察覺,其中有許多的詩歌歌頌了海洋,可說是處處充滿了海的意象。但海洋視野與海洋史觀則比較需要進一步考察深究。在〈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的第6段,作者寫出這樣的詩句:「把妳的船隻盡情地航開去/去除單一的那條路/如果有港口,便叫我們停下/如果是商場,那兒有我們的旗子在飄揚」,這4句,以海洋的資源為希望,可說是海洋視野最好的展現。

  同樣是面對海洋,在大陸的國度,例如大明帝國,則不以海洋為資源、為希望,反而視大海為威脅、為仇寇,因此才有「片板不得下海」的多年海禁政策。這首詩裡面寫「單一的那條路」,指的就是這種大陸的視野。

  在海洋,當然不以陸地的路線為限制,而以「島嶼(港口)」和「海洋」為動線。透過海洋上的航行,島嶼(港口)和島嶼(港口)之間進行物質之間的交換與貿易,推動了歷史的前進,也帶動了文明的發展。因此,詩人寫說:「如果有港口,便叫我們停下/如果是商場,那兒有我們的旗子在飄揚」。這就是海洋視野。大陸的視野容易先入為主,具有地域的本位性,但海洋視野具有先天的開闊性(例如:不同處的大海不易有地形上的本位差異),也就易於排除先入為主的僵固性。因此,「如果」是港口「便」停下,展現的就是這種寬闊、公平的海洋胸襟。

  至於「史觀」,則是針對如何理解社會變遷的推動力這件事來說的。最典型的大陸史觀是唯物史觀與生態史觀,舉唯物史觀來說,它認為社會變遷的推動力是奴隸、農民、工人等從事生產的人的生產力。馬克思在著名的《經濟學批判》裡提出唯物史觀的重要命題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會和迄今為止在其中運作的各種既有生產關係、或者說透過法律展現的各種財產關係產生矛盾。這時,各種關係就會從生產力發展的各種形態,搖身一變成為其成為其桎梏,而社會革命的時期也由此展開。」[12]

  我們在這裡尚無意針對不同的史觀進行評價,而是要先指出史觀的差異,這是根據日本近代的海洋史觀歷史學家川勝平太(かわかつ へいた、1948 -)的《文明的海洋史觀》所帶給筆者的啟發。

  關於社會變遷的動力,川勝平太在《文明的海洋史觀》裡比較說:「相對於唯物史觀將生產力(視為社會變遷的主因)、生態史觀將暴力視為社會變遷的主因,海洋史觀則是是將『從海外湧現的外部壓力』視為社會變遷的主因。」[13]

  川勝平太的海洋史觀來自於法國的歷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受後者影響,川勝平太的海洋史觀著重於社會的物產集合(物產複合)的變化所帶來的驅動力:「透過物產複合的改變導致社會變化…..就飄浮在海洋上的島國來說,與其說是島嶼內部產生出的驅力,不如說從島外傳來的文物,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如史前的日本,隨著稻米從海上之路傳來,導致了由繩紋文化到彌生文化的轉換;或是像近代英國,隨著帆船從中國和印度載來的茶葉形成了茶文化般,當未知事務持續被引進既存的物產複合內部時,生活樣式便會產生變化。由於生活樣式必然會以文化的樣貌呈現,因此當物產複合改變,文化也會或疾或徐地改頭換面。隨著舶來品的使用持續擴大,既存的物產複合也會從適合於日常生活的狀態,轉變成不適合的狀態。若是舶來品流入處於大量且持續的狀態,就會形成外部壓力,並為社會帶來危機。此時,社會內部也會產生回應,出現新事物的組合,並改變物產複合,而生活革命也就此展開。」[14]

  我們認為宋澤萊的這首詩,帶有上述這樣的海洋史觀,原因很簡單,因為像是「如果有港口,便叫我們停下/如果是商場,那兒有我們的旗子在飄揚」的詩句,他是為一個將要來臨的巨大的時代而寫,為了「生活革命」的驅動而寫,他意識到有一個重要的影響源頭來自島嶼外部的物產。再者,如B.點所提,本詩處處向海外歐美文化學習的意識,也充分展現出川勝平太文中對島嶼外部的文化影響的體察。這二點,都說明了本詩(或說這本詩集)濃厚的海洋史觀特性。

  這個海洋史觀,在另一首〈進行曲之二:起來吧〉裡有更生猛的展示,這首詩這麼寫:

 

福爾摩莎啊,起來吧!像太平洋上的日出

光耀燦爛!

看啊!那粼粼波光的洋面上

一無遮攔

它孕育魚類

並叫一切船隻航行

那洋面映著你的光輝

閃閃發光

看那,看那!

萬國的船都來臨了

從他們的船,把旗幟傾斜15度

向妳的島嶼行禮

他們把美洲的星兒,非洲的礦石,歐洲的橄欖

都移植在這裡

看啊,她本屬於東方的星空、的礦山、的大地

一齊富饒起來

歡欣洋溢

 

  在這裡「萬國的船都來臨了」,帶來豐盛物產,也驅動了這個島嶼的生活革新,以至於「一齊富饒起來」。這是海洋史觀所帶領出的一個具有開拓性的積極視野。而這個歡迎物產交換的自由開放心態,也引領出另一個意識,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意識,這是〈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這首詩裡的第5個重要的意識,同樣也是廣延在整本詩集。我們接著要探討它!

 

  • 自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意識

 

  這個意識,在這裡也伴隨著「建立一個富強的民族國家」的意識。

  關於這個意識,宋澤萊曾在本詩集發表稍後幾年,在一篇文章陳述他對民族的產生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看法。他寫下這些文字:「民族‧民族意識是一種社會共同體的產物。它的發生和經濟基礎是分不開關係的。也就是說,民族‧民族意識的形成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客觀結果。」[15]

  接著,他論及了民族的起源:「當人們慢慢擺脫了部落、小村落閉關自守的局面,促使氏族、種族擴大變成廣大地域聯合終至於形成一個民族時,它必須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人們必須在這廣大的地區發展交換關係,擴大商品流通,使地域裡的居民形成一個經濟關係的緊密結合……所以說,民族這種社會共同體的現象表現了一定的經濟關係,同時又包含了一定的意識溝通。但無論怎麼說,物質基礎、生產關係是處於主導地位,它決定著民族文化的實質內容,也決定了民族的基本特徵。」[16]

  再接著,他談及了歐洲現代城市的興起與民族國家的形成:「在歐洲資本主義萌芽早期,靠著商品交換,逐漸打破各庄園的限制,在十字軍東征及蒙古西征後,東西方通商的道路被打開了,在歐洲的中、北部,因河運發展,產生了倫敦、漢堡、不來梅……這些貿易城市,在地中海北岸,塑造了義大利弗羅倫斯、威尼斯……這些大城,慢慢瓦解了封建歐洲的體制,共同經濟體慢慢形成,在重商主義發展之前至少已經成立了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這些民族國家。他們以共同的經濟關係,統整了一個地域內相同語言、血統、文化的人們,形成一個民族國家。這種民族國家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17]

  關於宋澤來對經濟發展的看法,以上的段落至少透露出二個重要訊息。

  首先,他認為經濟發展是民族/民族意識/民族國家形成的主要條件。

  再者,他明確意識到商品自由流通、商品交換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性,這樣社會運作模式,甚至具有瓦解封建體制的影響力。

  他的這兩個看法可說是非常敏銳的。在台灣的現代文學史裡面,也可說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因為台灣現代文學史裡面縱然不乏對於經濟層面的關心,例如從日治時代的呂赫若的文學到戰後的陳映真的文學,但他們大抵上比較關心的是經濟的「生產力」這個環節,著重在一個經濟體或者一個社會內部的「平等性」的價值探討。但是宋澤萊的這本詩集,卻更多透露出對於經濟的「消費」、「流通」、「交換」、「市場」這些層面的關注,更多把經濟發展的關心置於「經濟自由」與整個經濟體的強盛與對外的競爭力這樣的面向——在台灣文學史,這是少見且具有先驅性的自由市場經濟意識。像是這首詩寫說:「如果有港口,便叫我們停下/如果是商場,那兒有我們的旗子在飄揚/我們用盡智慧、公平/去謀取財產和利益」,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資本家的精神,當時並不是有那麼多作家可以認知到,更遑論把它們放在構建一個巨大時代(台灣民族國家)的重要條件。這是宋澤萊這些詩歌在台灣文學史非常特殊且值得後來的研究者持續探討的面向。

  如果讀者細察,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意識,在宋澤萊的這本詩集裡是很常見的。比如在〈這是風光明媚的日子〉這首詩,他寫道:

 

福爾摩莎來到了街頭,並叫所有的小商家有了交易

那是斜斜的馬路,那是奔馳的機踏車,那是興奮

的人們的臉,那是飄著香味的餐館

那是首飾店,那是皮貨行,那是鋁窗店,那是蔘行

那是小小的銀行,有著一排種植大王椰子的銀行[18]

 

  站在建立一個強盛民族國家的角度,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意識當然非同小可。例如筆者前面提過的法國經濟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就曾指出自由交易(貿易)對於一個民族經濟強弱的重要性,他說:「但凡一個經濟相對處於先進地位,它的貿易一般總是出超….如果貿易處於逆差地位,即使局面不算十分嚴重,長久發展下去勢必會對經濟造成結構性損害。具體地說,1760年後的印度,以及1820或1840年後的中國,都出現這樣的狀況。」[19]

  布勞岱爾亦寫道:「歐洲的發展,甚至世界的發展,無非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域,把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遠近貿易納入理性秩序,而所有這些貿易加在一起就趨向於創造一個有整體性的世界。交換通常同時促進供給和需求的產生,從而指導生產,帶動廣大經濟區的專業化,使這些經濟區休戚與共,為著自己的生存進行已成為必不可少的交換。」[20]這段話,可說是一個富強民族所需的自由市場經濟最好的註解。

  以上,經過這些考察,我們大致可以試著理解宋澤萊這本詩集的核心意識結構如下:

 

圖1: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的核心意識結構示意圖

 

  在結束本章之前,筆者仍要再次提醒讀者,在《福爾摩莎頌歌》發表的1980年代,用文字明明白白地說「愛台灣」(或說「福爾摩莎」),是很容易就被冠上台獨大帽子而吃上政治監獄官司的年代,而這本詩集的發表,可說是挑戰了當局相當的禁忌。圖中所列出的這些意識,在台灣文學史,多有其先行性的地位。

  此外,這本詩集標誌了宋澤萊文學關懷層面的擴大,反映在文學史,研究者甚至可以進一步去分析這本詩集前後,宋澤萊的小說創作也有這種關懷層面的差異。例如,從本詩集前的農村經濟與市井現實主義小說《打牛湳村》、《蓬萊誌異》,進入到本詩集之後的《廢墟台灣》、《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這些小說,後者更傾向於整體台灣人命運的關照,這本詩集,可說是重要的過渡點。本章所探討的這幾個核心意識,可為後來更多的研究者參考。從這幾個核心意識出發,宋澤萊的文學有了多個面向的涵蓋,我們在下面的章節,會針對這部詩集的時代性與涵蓋面做一些簡要的整理。

 

 

3章 《福爾摩莎頌歌》的時代性與當時論戰

 

  筆者在前二章針對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詩歌中的情感與核心意識結構先進行了一番考察,目的亦是希望能對這本詩集在宋澤萊創作史的研究、甚至在整體台灣的文學史研究,能有一些基礎上的理解。

  從時間上來看,宋澤萊在1980年代陸續發表(或者參與發表)的「人權文學論」、「台灣民族文學論」、「台語文學論」等論述,時間多在這本詩歌的創作之後,甚至可視為這本詩集的延伸。在筆者所整理的「宋澤萊1980年代前期年表」的時序中大略可看出這個脈絡。

  從文學的大環境來看,這些詩歌發表的時間,是文學界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進行巨大對抗的時間。這時期,出現了以中國為中心的「邊疆文學論」。

  1981年1月,詹宏志發表〈兩種文學心靈〉,意指台灣文學在統一後將淪為「邊疆文學」。台灣文學研究者陳建忠說:「詹宏志這自比為中國庶子的『邊疆文學論』,引起了本土作家內心的暗傷與憤怒。」[21]

  詹宏志的這種邊疆文學論,當然讓本土陣營的作家們不滿,因此在文學界展開了一場論戰。有趣的是,事隔近40年,我們發現宋澤萊就在這1981年1月同一個月份,寫下〈航向古台灣〉這樣的詩歌,難道不是對於「中國中心」的詹宏志言論的正面拮抗嗎?這首〈航向古台灣〉的前四段這樣寫著:

 

澎湃!/ 澎湃!/ 我遠古遠古的Formosa!

 

為了涉險渡過人性可怕的死寂/擷取人生更深的寶藏/我們的心底猛烈燃燒/等待一次朝向遠古的出發

 

出發!出發!/ 或者我們將一無所獲 / 或者,啊 / 將是滿載而歸 / 我遠古遠古的Formosa

 

黎明,帶著琥珀色的黎明 / 我和心底的十二條船一齊出發 / 在一望蒼茫,淼無涯涘的海上 / 在水平如鏡的礁石邊 / 我們一一盤問:/ 何處是我遠古遠古的Formosa

 

 

  像是這樣具有冒險犯難精神的英雄史詩似的句子,以及遠古拓荒者的壯美意象,寫了上百行,弦外之音正是:台灣自古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向遠古探索的企圖,其實正是宋澤萊透過文學詩歌「去中國」行動的一環!

  附帶一提的是,這首詩,可能是台灣最早出現具有南島族群視野的詩之一,在稍後關於內容涵蓋面的考察中,我們會再提到。

  也正因為這樣的詩歌與文學逐漸出現,「台灣主體意識」得以逐漸在台灣的文學生根,影響了其後更多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作品出現,而至日益在台灣的文學領域漸漸佔有一席之地。《福爾摩莎頌歌》(以及其他這一時期的具備同樣意識的文學)自有其先行者的地位。

  根據陳建忠的看法,「80年代初期文學界的論戰,實際上是80年代後台灣社會『台灣結』和『中國結』問題的另一面向,論戰首先是在1981年由『邊疆文學論』所引起,而後更有『第三世界文學論』與『台灣文學本土論』(南北分派)的爭辯,甚至戰火也延伸到以黨外政論雜誌為論壇的『台灣意識論戰』,這一切都表明了台灣文學本土化論者,嘗試以『台灣中心』取代『中國中心』來定位『台灣文學』的『去中國中心』取向,是『台灣意識』積極提昇的論戰期。」[22]

  從這個觀點與創作時序來看,《福爾摩莎頌歌》的創作無疑是站在當時本土文學陣營這一波論戰的「尖兵部隊」的攻擊位置。

  我們或許可以說,宋澤萊一面首先在這些詩歌裡鞏固了台灣情感與台灣意識(請見前章),另一方面,也透過後繼的一波波論述去反駁「邊疆文學論」。

  再者,回到宋澤萊本身的文學發展來觀察,《福爾摩莎頌歌》實際佔據在他於美麗島事件後的文學行動的樞紐之處。甚至,縱然他在1980年代寫下了為數頗多能和他的這些詩作呼應的文論,但回頭來看,以思想與情感來說,《福爾摩莎頌歌》的傳達可能更形明徹深遠,且更富感情,具有一種甚至當時他自己的文論亦尚未能提及的先知性,例如筆者在前面章節提及的「海洋史觀」核心意識,在他當年的文論並未明確發展,可是此意識在《福爾摩莎頌歌》的詩歌中卻已完備。

  為便於更仔細考察上述觀點,筆者在此整理宋澤萊1980年代文學年表如下,供做參考:

表1:宋澤萊1980年代前期文學簡表

時間

《福爾摩莎頌歌》
詩歌作品[23]

宋澤萊

其他作品

文類

文學事件/運動

1979.12

 

 

美麗島事件

1981.01

 

 

詹宏志提出「邊疆文學論」

1981.01

航向古台灣

 

 

1981.07

若你心內有台灣

 

台語詩

《深耕》第2期 

1981.07

等待風雨若過去

 

台語詩

 

1981.07

頌讚福爾摩莎

 

《深耕》第2期

1981.07

文學十日談

論述

反駁「邊疆文學論」

1981.08

誰能決定?

 

《深耕》第3期

1981.08

八月禱告

 

 

1981.09

九月禱告

 

 

1981.11

我美麗的島鄉

 

台語詩

寫於愛荷華

1981.11

你的青春,我青春

 

台語詩

寫於愛荷華

1981.11

若是到恆春

 

台語詩

寫於愛荷華

1981.11

不通吝惜咱感情

 

台語詩

寫於愛荷華

1981.11

讓我謳歌,如母親一樣的島嶼

 

寫於愛荷華

1981.11

熱情之歌

 

寫於愛荷華

1981.11

勇氣之歌——將船行開去

 

寫於愛荷華

1981.11

 土——送給許達然

 

寫於愛荷華

1981.11

紅黃相間的蓮蕉花

 

寫於愛荷華

1982.01

Formosa之眼

 

 

1982.04

台灣文學論

論述

 

1982.07

 

秋陽

小說

 

1982.07

 

達摩公案

小說

 

1982.07

 

談台灣文學

論述

 

1982.08

 

致台灣文學界的七封信

論述

 

1982.10

 

 

林文欽成立「前衛出版社」,係本土陣營政治、社會、文學、文化出版重鎮

1983.01

島弧之歌

 

 

1983.03

 

在太陽下

小說

 

1983.03

 

弱小民族

小說

 

1983.04

 

《禪與文學體驗》

散文集

 

1983.10

 

人權文學泛觀(序施明正小說《島上愛與死》)

論述

宋澤萊展開「人權文學」論述

1983.11

 

《福爾摩莎頌歌》

詩集

 

1985.03

 

《隨喜》

散文集

 

1985.05

 

《廢墟台灣》

長篇

小說集

 

1985.12

 

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

論述

宋澤萊「老弱文學」說,引起本土文學界之間論戰

1986.01

 

台灣人權文學小史

論述

 

1986.06

 

《誰怕宋澤萊:人權文學論集》

論述集

 

1986.09

 

《台灣新文化》

(總編輯)

刊物

《台灣新文化》創刊,中心人物有王世勛、利錦祥、宋澤萊、林文欽、林雙不、高天生、李喬等人,此刊物具有強烈的「反中國意識」,致力於建構具「主體性」的台灣「新文化」,屢遭統治者查禁。(參考陳建忠論文《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頁137)

1986.09

 

政治風暴、社會風暴、文藝風暴

論述

 

1986.10

 

咱來鬥陣用台語唸詩

論述

 

1986.10

 

 

 

展開台語文字化運動:宋澤萊、林央敏、向陽、胡民祥、洪惟仁等人都在《台灣新文化》發表台語文學創作與論述,尤其以林央敏和宋澤萊為核心,展開一波「台語民族文學」論述

1986.12

 

台灣人的自我追尋

論述

 

1987.01

 

躍升中的《台灣民族論》

論述

 

1987.02

 

台灣人自我意識的成長與完成

論述

 

1987.06

 

抗暴个打貓市

台語小說

 

1987.08

 

《弱小民族》

小說集

 

1988.05

 

《台灣人的自我追尋》

論述集

 

 

  其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台灣新文化》月刊在1986.09創刊。此刊物中心人物有王世勛、利錦祥、宋澤萊、林文欽、林央敏、林雙不、高天生、李喬等人,實際上是由宋澤萊擔任總編輯。陳建忠謂:「此刊物具有強烈的『反中國意識』,致力於建構具『主體性』的台灣『新文化』,屢遭統治者查禁。其立場可由其創刊號的刊頭語看出:『過去,我們總是戰戰兢兢地活在中國文化的家長權威,和封建社會制度的重重束縛裡。但在今天,我們台灣新文化,則將以一個在沈睡與清醒間的少壯之軀,頃間衝破繭殼,挺立在世界的競技場上。』」[2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衛出版社在1982年10月成立。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本身也是1986年創刊的《台灣新文化》的重要成員,前衛出版社所經營的台灣歷史、社會、文化、政治、文學的出版品,在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佔據了重要的位置至今。

  此外,《台灣新文化》中的另外幾個成員,包含王世勛、利錦祥等人,則逐漸投入了更激越的政治活動。

  再者,則是持續至今的台語文學運動,在當時也以《台灣新文化》為基地,以宋澤萊、林央敏、胡民祥等人為核心,積極地展開。

  這些,都是以《福爾摩莎頌歌》為先聲、或者在《福爾摩莎頌歌》所回應的時代同時發生的事。在此時代,有志的台灣人,開始用自己的方式找尋台灣人的自我。回頭來看,30多年前眾多的論述都已塵封,至今,仍以《福爾摩莎頌歌》此文學詩歌的成果,最可以把這一場「台灣」與「中國」間的激烈論戰,以及其間的情感、思想,以最清晰可感的形象保留下來。而這些形象,在近年的文學、文化、社會運動等場域已漸漸不再是禁忌,詩人們早已能夠接受對台灣之愛的直接歌頌,而不必想盡辦法躲藏自己的聲音在深沉難辨的即物隱喻的深處,更不必批評這種對台灣之愛的歌頌是「對劉家昌的模仿」,後者,宋澤萊曾經當面告訴筆者,聽起來更像是對《福爾摩莎頌歌》的讚美。

 

 

 

4章  《福爾摩莎頌歌》的多面向戰鬥性與修辭風格

 

  在本章,筆者要簡略地進行《福爾摩莎頌歌》的文本評論。

 

  •  文本的涵蓋面

 

  從涵蓋面來看,事實上,在這本詩集以前,我們未曾看過有這麼大規模歌頌台灣一切的詩歌(較小規模像是陳秀喜的〈台灣〉那樣的詩也很少),而《福爾摩莎頌歌》計37首詩、總數概估有3,000行的巨大規模頌歌體,涵蓋的面向可說相當廣闊。這些詩以筆者在第2章所探討的「台灣(新國族)意識」、「脫華入歐的啟蒙理性意識」、「命運與想像的共同體」等意識結構(請見第2章圖1)作為核心,向「時間的跨度」、「空間」、「群眾意識」三個向度進行延伸與對話。圖2把一部分的詩歌放進此三向度涵蓋面,可以讓讀者大致理解本詩集繁複且活潑的意象與交響性。

 

圖2:《福爾摩莎頌歌》的多面向戰鬥性

 

  如圖2示,這本詩集中,某些詩歌較集中抒發對台灣的情感以及「台灣(新國族)意識」、「脫華入歐的啟蒙理性意識」、「命運與想像的共同體」等意識核心,這些詩歌包含〈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若你心內有台灣〉、〈頌讚福爾摩莎〉、〈讓我謳歌,如母親一樣的島嶼〉、〈頌讚福爾摩莎〉、〈願妳的名〉這些詩。

  進一步地,以意識的核心為原點,在空間的向度上,我們很快地發現有某些詩,從台灣的地脈出發,向太平洋島弧的視野伸展,像是〈在美麗的太平洋〉、〈島弧之歌〉等,建立起台灣人身為太平洋南島子民一份子這樣的宏觀認知。在台灣的文學史,這是南島認同的前衛詩作。甚至像是〈航向古台灣〉這樣的詩,則把此南島太平洋的空間軸度意象,放進遙遠古老的時間的跨度,把讀者的想像遠遠地拉離了中國文化想像的輻射圈。

  再者,在時間的跨度上,以〈航向古台灣〉的遠古想像為例,大多的詩作具備了歷史意識,而像是〈哀歌〉、〈訴求〉、〈父兄〉這樣的詩,則對台灣近代被殖民歷史發出深沉的感慨與控訴。基於意識核心想像共同體的運作,這樣的歷史感不會是孤單的,所以這些歷史感強烈的詩作,也往往具備了多族群、多階層的群眾性,於是也就有了〈若你心內有台灣〉、〈流落的必歸回〉這一類觸及各階層草根民眾心聲的詩作。

  再者,在群眾意識這個向度上,〈若你心內有台灣〉這首台語詩的草根與親民,樹立了一個重要的典範,這是宋澤萊的第一首台語詩,發表在1981年7月的《深耕》雜誌第2期,詩的行數多,有意識地與各種背景的民眾對話,且能很流暢地押韻,可說為後來的台語詩打下了重要的基礎。進行曲三首〈為了自由〉、〈起來吧!〉、〈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以及〈誰能決定?〉等詩作,則不僅觸及群眾內心,甚至用一種帶領性的口吻,讓這些詩成為典型的群眾戰鬥詩。

  在此補充一提,筆者在第2章提過詩作裡的海洋史觀,和前述的群眾意識亦有相關,因為海洋史觀著重在物質或者技術交換所驅動的歷史演變,本詩集因群眾多樣性的視野,對於此海洋史觀的構成自有其優勢。例如〈這是風光明媚的日子〉,把多樣群眾的足跡帶至廣闊山海的天地之間,可視為作者海洋史觀詩的最好代表。

  筆者提醒,圖2的用意絕非求取詮釋的完整,且卻是恰恰相反,是希望能讓讀者與後來的研究者們可藉由這張簡圖,找到窺視本詩集堂奧的幾條路徑。

最後,以文本的涵蓋面來說,我們當然不能忽視《福爾摩莎頌歌》裡的〈若你心內有台灣〉、〈等待風雨若過去〉、〈你的青春,我青春〉、〈不通吝惜咱感情〉、〈若是到恆春〉、〈我美麗的島鄉〉這六首台語詩。除去以配曲為目的的歌詞創作,這六首台語詩可能是戰後最早的純文學台語詩的鉛印發表,具強大的戰鬥性,在文學史上尤其不能忽視。伴隨後續以《台灣新文化》為陣地的台語文字化運動,台語文學得以發展至今,這六首詩的出現可說是重要的標竿創作。

 

 

  • 戰鬥美學的修辭風格

 

  關於這本詩集的修辭風格,筆者在前面零星有提及,在此略為總結。

  首先還是要回到筆者曾在前面分析〈給我一個巨大的時代〉時所提及的宣告句式的影響力。在詩歌的修辭,像是:「流落的必歸回」、「看啊!你們看啊!/所有的黑暗都退怯了」、「所有的,凡是生存的/俱已許諾」、「福爾摩莎/凡是聽到妳名字的百姓/都叫他們平安」………這樣的宣告句/祈使句,在這本詩集具有關鍵地位。這種宣告句,就像是法庭的當庭證詞一樣,在宣告語句同時,宣告之事實也伴隨著完成了,尤其因為具備了熱情、深切的情感調性,深具感染力,因此使得用上許多這樣宣告句法的詩歌充滿了對新事實的創造性。當然,此具備感染力的創造性,我們也可以說是對舊世界進行的一場開拓,甚至,也就是對落後時代的一場戰鬥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相當具有戰鬥美學的修辭風格!

  這種高戰鬥美學的修辭,在訴求廣大群眾性的詩歌裡又特別顯著,例如前面曾引過的前進曲之二〈起來吧!〉有如下的句子:

 

福爾摩莎,起來吧!像天空的寶瓶星人!

將智慧傾倒在這個土地

看啊,在那燦爛的星空

她的行走

有如雲彩

又像花朵

她的智慧

將每個子民催醒

並叫所有她一千八百萬的人民

認識潛藏在島嶼

生存的真義!

看那!看那!

那歷經世代考驗的天人來了

他們高擎每一枚人性勝利的徽章

燦爛如星

他們唱著進行曲

歌聲洋溢

看啊!你們看啊!

在你們的四周

一切的東西突然活躍起來

並顯現出它的奧秘

看啊!看啊!那一株株的檳榔樹

那生長在漫山遍野的野茉莉

它們一起活躍起來

為了一個全新的

生長的靈魂體

 

  這一段結尾處的「它們一起活躍起來/為了一個全新的/生長的靈魂體」這三句,就是這種戰鬥美學宣告句式運用的傑出範例。詩句熱情宣告的同時,全新生長的靈魂體也完成了,且野茉莉也「一起活躍起來」,形成不斷向前驅動的戰鬥性,像是要把舊靈魂遠遠拋在身後,可謂虎虎生風。經過了近40年,在筆者和宋澤萊的訪談中,其自身也肯定了當年詩作裡具有大的戰鬥性(請參閱【附錄一】)。

  關於修辭風格,筆者在此舉出的段落,正好可以看出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在神話原型理論裡的「高模仿」文學角色典型,這種「高模仿」角色的宏偉(甚至接近神祇似的)形象,往往伴隨著英雄開疆闢土的壯美傳奇情節,形成「春天浪漫傳奇文學」最典型的特徵。因此,我們很容易就從前述的文本涵蓋與修辭特色,把這本《福爾摩莎頌歌》歸類為這種「春天」時期的傳奇文學。

  「傳奇文學就是一種浪漫故事。在這個故事裡,主人公是一個英雄。他具有理想,並且能以行對為這個理想而衝鋒陷陣,深入絕境。傳奇故事最常發生於一個社會突然進入了一種擴張狂飆的時期,由於不明白自己眼前的環境是吉是凶,人們會鼓足勇氣,展現英雄的氣魄,企圖掌握環境,克敵制勝,傳奇文學就因此誕生了。弗萊認為中古世紀的故事、文藝復興時期貴族的浪漫故事、十八世紀後資產階級浪漫故事以及當代俄國的革命浪漫故事,最能表現傳奇文學的傾向。這是因為這幾個時期,都是社會進入擴張或者進入不明處境的時期,英雄就不斷誕生,文學也跟著社會脈動,變成傳奇文學。」[25]

簡單講,《福爾摩莎頌歌》就是上述這樣的一種傳奇文學,也可說是一種戰鬥文學,美學觀點是壯美的。

有趣的是,宋澤萊在其後來發表的前述文學四季變遷理論的文字,正好可恰當地做為《福爾摩莎頌歌》美學詮釋與成因的註解。

以宋澤萊的文學來說,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1980年代初期,因為「社會進入擴張或者進入不明處境的時期,英雄就不斷誕生,文學也跟著社會脈動」[26],就出現了這種典型的「春天」的傳奇戰鬥文學。可是,2000年以前,他所發表的小說,包含《廢墟台灣》、〈抗暴的打貓市〉、《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等等,和這這個時期的幾乎所有其他台灣文學小說與詩歌,同樣仍停留在文學的「冬天」的諷刺階段。宋澤萊的小說(和幾乎當時代整個台灣的文學創作一樣),要一直到《熱帶魔界》出版的2001年,才開始進入「春天」的階段。為什麼這種「春天」的特性,《福爾摩莎頌歌》比作者自己的小說及其他同時期的文學創作超前了20年出現?這是宋澤萊文本研究的一個待解的謎題。

  但這個謎題,卻也透露出了《福爾摩莎頌歌》所具備的一種先知性。這種超前20年的狀美的戰鬥美學,會形成當時文壇的挑戰與被挑戰,甚至和同時代即物派詩人的諷刺美學之間格格不入[27],也就不足為奇了。

 

結章

 

  《福爾摩莎頌歌》從1981年7月開始陸續發表,是宋澤萊在美麗島事件後最臨近的文學創作,以其對台灣的巨大熱情和「台灣新國族」等意識為核心,深具南島海洋視野與時間、空間、群眾的多面向關照,直接回應了那個時代、美麗島事件所開啟的台灣社會劇烈脈動,這是典型的傳奇文學詩歌,深具戰鬥美學,可謂戰後台灣新國族戰鬥美學的尖兵號角之作。它超前了21世紀開始的台灣傳奇文學風潮20年出現。

  這部詩集不僅於對時代有深切回應,蘊藏於其中的意識結構與思想,也成為後續宋澤萊走入新一波以1986年創刊的《台灣新文化》為陣地的台灣本土文化運動的行動綱領,進一步地影響了台灣近40年的政治、社會、文化、藝術、文學的發展脈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集中的六首台語詩,是戰後台語現代詩的重要先期標竿,延續到之後以《台灣新文化》及更多台語文學刊物為陣營的台語文字化運動與台語民族文學運動的壯大,進一步影響整體台語文學發展至今。

  從這幾個面向,都可輕易看出《福爾摩莎頌歌》的不可忽視,值得後來的研究者進一步關注與申論。

 

 

【附錄一】宋澤萊與胡長松筆談

時間:2020/8/17 晚間  地點:網路訊息軟體

 

胡長松:老師,我請教你,還記不記得〈若你心內有台灣〉是在愛荷華寫的嗎?還是更早?

 

宋澤萊:應該是比較晚。他的字數比〈若是到恆春〉要更多,應該是當時台語詩的壓軸之作。

 

胡:所以你的第一首台語詩是〈等待風雨若過去〉?(我在一個地方看到標示1981.07 創作,那時候你應該還沒有去愛荷華吧……)

 

宋:我看一下詩集,這一點我有些想不起來了,說不定〈若你心內有台灣〉要更早也不一定。

 

胡:好的,沒關係,如果您想起來了請告訴我,我會在年表上做訂正。

 

(若干分鐘後)

 

宋:我剛剛查到《深耕》雜誌是在1981年5月由黃石城辦的。當時林濁水他們到鹿港來找我,希望我替《深耕》雜誌寫文章。我就寫了〈若你心內有台灣〉給他們。我記得應該是創刊號或是前面幾期吧。詳細應該查一查《深耕》雜誌。如果在5、6月時登出,那就應該是所有台語詩最早寫的。如果是7月之後,就比〈等待風雨若過去〉要晚。《深耕》雜誌圖書館應該查得到,叫南圳去圖書館查一查。我還記得〈若你心內有台灣〉是我當時領到的最高稿費,他們給我很多稿費。

 

胡:太好了,我想辦法查一下深耕雜誌。謝謝老師!

 

(若干分鐘後)

 

宋:剛剛我也在網路查到有人寫《深耕》雜誌的研究論文。當時黃石城是國民黨這一派的人,言論卻好像是黨外人士,可見1981年,國民黨的本土精英已經準備和國民黨分道揚鑣了,因為美麗島事件弄得台灣人都生氣起來了。

 

胡:嗯我也有查到那論文。另外,我查到了!〈若你心內有台灣〉是登在1981.7.1 發刊的《深耕》,這是第一首沒錯。

 

宋:哇!沒錯。這是第一首。哈哈,真厲害。字行那麼多,押韻又那麼多。

 

胡:真厲害的第一首台語詩啊!發表在1981.7.1出刊的《深耕》第2期。《深耕》創刊號是6.1出刊。

 

宋:我剛剛翻閱了《福爾摩莎頌歌》,在愛荷華也寫了〈勇氣之歌〉那幾首北京語押韻詩,居然都是長詩,叫我想起50、60年代的戰鬥詩,可能30、40年代就有這種詩。我在想國民黨的反共戰鬥詩是否對我也有影響?這種詩的氣派都很大!

 

胡:

 

我有整理在論文裡,這些都是愛荷華寫的詩。都很長:

 

1981.11 我美麗的島鄉(台語詩)

1981.11 你的青春,我青春(台語詩)

1981.11 若是到恆春(台語詩)

1981.11 不通吝惜咱感情(台語詩)

1981.11 讓我謳歌,如母親一樣的島嶼

1981.11 熱情之歌

1981.11 勇氣之歌——將船行開去

1981.11  土——送給許達然

1981.11 紅黃相間的蓮蕉花

 

宋:以前我有對你介紹蘇聯共產革命的詩人(名字我想不起來),好像也差不多是這種戰鬥詩。可能戰鬥詩有一定的寫法,好像沒有人研究。

 

胡:對!馬雅可夫斯基。俄國未來主義!講究詩句要一直向前驅動!確實就是這種戰鬥詩!都是祈使命令句,哈哈!

 

宋:對,蘇聯的未來主義。中國是不是也受影響,這很妙!這種詩就是貫注熱情在詩裡,鼓舞讀者也熱情起來!當時陳映雪、王世勛他們一批人很喜歡看《福爾摩莎頌歌》,他們說念起來會產生一種熱能,使人振奮起來!

 

胡:這有意思。這段對話我要把它截到論文裡做為一段小訪談。

 

(2020/8/22 完稿於打狗內惟)

 

【參考資料】

 

  • 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新版),台北:草根,12。
  •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11。
  •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05。
  • 川勝平太著,鄭天恩譯,《文明的海洋史觀》,新北:八旗文化,07。
  •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續集:文學四季變遷理論的再深化》,台中:前衛,03。
  • 宋澤萊,《誰怕宋澤萊?》,台北:前衛,06。
  • 惠特曼著,吳潛誠譯,《草葉集》,台北:桂冠,2001。
  • 密爾頓‧弗利曼著,謝宗林譯,《資本主義與自由》,台北:五南,06。
  • 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中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01。

[1] 吳錦發,〈80年代的文學〉,《台灣學術研究誌》3,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1988.12,頁117。(本文引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市:晨星,2007.11,頁126)。

[2] 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新版),台北:草根,2002.12,頁1。

[3] 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新版),台北:草根,2002,頁61。

[4] 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新版),台北:草根,2002,頁8-9。

[5]惠特曼著,吳潛誠譯,《草葉集》,台北:桂冠,2001,頁5。

[6]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新版),台北:草根,2002,頁144。

[7] 宋澤萊,《福爾摩莎頌歌》(新版),台北:草根,2002,頁9。

[8]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0.05,頁63-64。

[9] 同前註,頁65。

[10] 同註7,頁71。

[11] 班納迪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有討論到「神聖的共同體」的內涵。在宗教裡,這並非不尋常,就像聖經加拉太書第2章第20節:「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12] 轉引自川勝平太著,鄭天恩譯,《文明的海洋史觀》,新北:八旗文化,2020.07,頁212。

[13] 川勝平太著,鄭天恩譯,《文明的海洋史觀》,新北:八旗文化,2020.07,頁215。

[14] 同前註,頁214-215。

[15] 宋澤萊,《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88,頁55。原文題為〈中國論壇的復辟運動——兼論戴國煇、陳映真、王曉波、陳其南的貧乏〉

[16] 同前註,頁55-56。

[17] 同前註,頁56。

[18] 同註6,頁124。

[19]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二),台北:貓頭鷹,1999,頁176-177。

[20] 同前註,頁182。

[21] 陳建忠,《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台中:晨星,2007.11,頁138。

[22] 同註20,頁136。

[23] 在此僅列出原詩集中有標註時間之詩作。

[24] 同註20,頁137。

[25]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續集:文學四季變遷理論的再深化》,台北:前衛,2018.03,頁101。

[26] 同前註。

[27] 可參考宋澤萊,《誰怕宋澤萊?》,台北:前衛,1986.06,頁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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