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方耀乾《台窩灣擺擺․Tayoan Paipai》裡的新歷史態度

[胡長松]

淺談方耀乾《台窩灣擺擺․Tayoan Paipai》裡的新歷史態度

／胡長松

 

在當前台灣的台語西拉雅書寫裡，方耀乾先生較早前所發表的詩作〈我是台窩灣擺擺〉和〈伊咧等我〉等詩頗為人知，意義深遠且以時空而言有其前瞻性，最近的新作結集為《台窩灣擺擺․Tayoan Paipai》可視為其延續。

若說〈我是台窩灣擺擺〉和〈伊咧等我〉的精神在於認同、重建與恢復西拉雅，那麼，我們從台文戰線第21號所登出的《台窩灣擺擺․Tayoan Paipai》選刊詩作裡，除了看見這個精神主題的再現，也察覺出作者更深入地對於歷史再詮釋所進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就形式論而言，方耀乾的西拉雅書寫從傳奇原型加重了諷喻（或反諷）的比例。「恢復」與「再詮釋」，是《台窩灣擺擺․Tayoan Paipai》裡頭西拉雅書寫的二大新歷史精神的特徵，也可說是當前西拉雅書寫普遍共有的特徵。筆者在此就這次選刊裡的幾首詩說明管見，並做為讀者閱讀的參考。

不管就「恢復」與「再詮釋」來看，西拉雅的原貌，在經歷了外來統治的「他者」介入之後，如何消亡與變形？我們如何挖掘眼前所見是「他者」介入之後的殘留？這裡需要的是一種全面的關注──不僅在於政治權力的迭遞，也必需全方位地關注社會、經濟、文化各向度的現象變化，甚至在生活蛛絲馬跡裡，找到全面回溯的脈絡。在方法論來說，這樣的態度近於文化人類學者克里弗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厚描法」，他以「眨眼」這個動作為例告訴我們，不管對於此動作的描寫如何精細，只有當我們瞭解當事者、其他在場的人、以及當時的具體情景等，我們才能理解「眨眼」這個簡單動作所代表的真實意含。這種「厚描法」也廣為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等新歷史主義者所採用。

就比如在這次選刊裡的〈地名編纂學〉一詩，就反應出從地名變化的細節脈絡來進行新歷史(或反歷史)詮釋的態度：

 

Tayoan→夷洲→北港→東蕃→流球→Formosa→大員→埋冤→台灣→東寧→高砂國→臺廈道→臺灣道→臺灣府→福建臺灣省→台灣民主國→台灣→中華民國

 

地名，作為族群自我認知的重要表徵，從族群部落的「自稱」演變為他者的「指稱」，而最後總是讓強勢他者的「指稱」取代了「自稱」。在政治權力交迭的過程裡，他者總是以自身的語言和價值體系來對地名進行修辭，介定舊地名的雅俗美醜，甚至虛設出許多荒謬的地名傳說以附會「他者」對於「英雄」角色進行的造神[1]──這整個過程，就是我們可以從地名演變察覺出他者權力介入的脈絡。

在大航海時代，西洋人從西南方的海域看見台灣，最早發現與接觸的就是台灣西南沿海，Tankoya(打狗)和 Tayoan(台窩灣)地名出現在早期的西方地圖就是明證。這裡，Tayoan的自稱後來被漢人接受記為「大員」、「台灣」，擴延成為整個島嶼甚至國家的名稱以及國家認同的政治析辯攻防核心，這自然是權力運作的結果。從平埔的主體來看，這些權力運作，其實都是外來的，若把「夷洲」、「東蕃」放進來觀察，就可以更明白他者的指稱常有的排斥性。意識形態方面，本詩在這裡透露出一種當代新歷史主義者海登懷特所歸類的無政府主義的意勢型態傾向，就文學的形式論而言，在敘述模式上的傳奇原型與在意識型態模式的無政府主義的原型，兩者特性是很親近的，我們似乎可從這裡得到佐證。在平埔西拉雅書寫，這種無政府主義的意識型態傾向並非方耀乾先生所獨有，例如在張德本先生的長詩《累世之靶》也可輕易發現，我們也許可以說它是當前頗為普遍的西拉雅文學特色。

回頭來看，〈地名編纂學〉所透露出的態度，就是一種單純以西拉雅為主體的政治、社會、經濟權力觀：

 

阿立祖手提一張若地契的紙／質問我：／我賞賜恁的權利／Taì欲交予別人?

 

地名的演變只是冰山一角的表徵，只要略略翻閱《台灣番政誌》，在地名演變的背後，他者如何剝奪西拉雅的生命財產，就是斑斑血淚了。Tayoan最後被歷史記為「台灣」，保留了大部份原音，算是一個比較幸運的例子，詩人另外舉出Takau最後演變為「高雄（Kaohsiung）」的過程，則可算是歷史的離奇事件了。

 

Takau→打狗→高雄（Taka-o）→高雄州→高雄（Kohiong）→高雄（Kaohsiung）

 

用「→」所串成的是歷史無情的鎖鍊，可清楚看出Takau被他者的歷史推離的過程，進一步分解如下：

 

(1)Takau→打狗：Takau是馬卡道原住民Takau社的自稱，原意是竹林或竹籬，漢人來了以後，和Takau人接觸，故以漢人的語言指稱這裡為「打狗」。

(2)打狗→高雄（Taka-o）：日本人來了以後，認為「打狗」二字不雅，又「打狗」發音近「高雄」二字的日文發音Taka-o，故日本人把「打狗」改記為「高雄」，一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稱高雄為Taka-o。

(3)高雄（Taka-o）→高雄州：是日本人對於高雄的政治統治權力的表徵。

(4)高雄州→高雄（Kohiong）:面對日本人所取的「高雄」這個地名，台語族群用自己的語言將之發音為Kohiong。請留意，Takau社此時在歷史舞台已然消失，Takau正是平埔命運的象徵，代表了普遍融進台灣漢人社會後無法再言語的平埔身世。

(5)高雄（Kohiong）→高雄（Kaohsiung）：在外省中國政權介入之後，「高雄」二字的官方發音記為北京官話〔ㄍㄠ　ㄒㄩㄥˊ〕（當然不是台語的Kohiong），並從北京官話的發音英譯為Kaohsiung通行全世界。

 

從上述的(1)到(5)，我們看見無論就部族存在的實體或者就語言而言，Takau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消失了，而地名的變化就是這個消失過程最重要的諷喻。所以詩人寫著：

 

原來號名是權力的宣誓／原來號名是歷史的論述

 

用文學修辭模式的角度來檢視歷史，我們發現這些地名的歷史變化竟是一場主體缺席的荒謬劇，充滿反諷性。

這樣的書寫策略近於以格林布拉特為核心的新歷史主義的書寫態度，它藉由一些歷史時空的細節，去修正、改寫、打破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居於支配地位的主要文化代碼，以達到對歷史與文學史重新改寫的新的權力角色。而這裡，方耀乾也試圖從細節裡找到顛覆西方偏見（或謂「漢人偏見」）及刻板印象的筆觸。比如在【神的食物】這一輯，他寫〈酒〉時的詩句：

 

毋是麻痺家己的毒藥／伊是通向阿立祖的寶物／用少女上純潔的嘴泉／滴落飽滇有身的秫米／激出神的靈聖／激出阮的虔誠

 

他採取與傳統歷史及價值詮釋相反的觀點。在傳統的（在台灣以漢文化為主的）他者禮教裡，酒是墮落，是自我麻痺，是毒藥──但在這裡，酒成了通向阿立祖的寶物，釀酒的過程，以少女和米為元素，隱喻純潔與生命繁衍的豐盛，具有神聖的儀式性，如此，便扭轉了傳統的價值詮釋，讓詩句走向單純歡快的境地。

〈檳榔〉也是如此。檳榔，在一般漢人與西方文明價值詮釋裡不屬善類的食物，卻是傳統西拉雅生活與情感象徵的重要元素，詩人在這裡試圖為它平反：

 

完美的雞卵／象徵囝孫滿堂／青翠的寶石／顯示阮的高貴

 

西拉雅的傳統裡，男子向心愛的女子表達愛情的方式就是在她的面前吐檳榔汁，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檳榔汁的紅色接近鮮血的顏色，可能象徵真心與神聖，故檳榔就成為了西拉雅的愛的象徵；而後西拉雅和台灣漢人的融合，這個象徵在台灣漢人婚嫁禮俗裡繼承延續，有很長的時間，檳榔都在重要聘禮之列。所以詩人寫「雞卵」、「象徵囝孫滿堂」，將檳榔與生命延續的意義連結，的確有其深意。在詩的最後，詩人更直接用擬人的口吻寫道：

 

請莫汙名化阮的存在／色情是高貴的人類賞賜予阮的／癌症是高貴的人類貪食的結果／高貴的人類才是毒藥

 

明確地把當前歸在檳榔身上的惡還給（當今的）人類，這些詩句帶著明顯的顛覆特質。

這種顛覆特質也明顯出現在〈請諒解我用血止血──予車臣烏寡婦佮Siraya後代〉這首詩，這首詩按作者所註記，是寫於2010/3/30，而這個日子，我們看到維基百科上有這麼一行文字：

 

2010年3月30日，車臣戰爭的陣亡者遺孀（或稱「黑寡婦」(черная вдова)），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進行了自殺式炸彈襲擊，以期謀求車臣的獨立自主。

 

　　車臣的問題當然遠非我們台灣人所能理解，但我們從新聞資料得知，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聯邦的不少成員都希望享有獨立的地位，加上過去在前蘇聯年代裡一直受到壓迫，造成車臣爭取民族解放、要求民族獨立和反俄羅斯的旺盛心態。1991年，車臣共和國總統的焦哈爾．杜達耶夫發表了獨立宣言，可是得不到俄羅斯的承認。1994年，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指派俄軍大舉攻打車臣，造成一場十萬人死亡的屠殺慘劇。之後，雙方的衝突一直沒有平息。莫斯科的恐怖襲擊不斷發生。1999年，俄羅斯第二任總統普京採取強硬的態度指揮部隊從兩路進入車臣，以絕對優勢軍事壓制了車臣獨立，之後雙方衝突不斷。這期間，有證據表明許多車臣婦女的丈夫或兒子無故失蹤，她們搜集並紀錄數百卷恐怖罪行的錄影帶，並將之偷渡入歐洲，向國際人權法庭控訴。影響所及，亦有部分車臣婦女選擇加入炸彈自殺的恐怖事件──顯然，本詩書寫的2010/3/30的事件是之後一連串事件的其中一次。

　　就一般人的觀感而言，對恐怖自殺事件多是抱持負面的看法，不過，詩人顯然在此採取了同情車臣黑寡婦的態度。他寫著：

 

恁用愛國的名義／拍死我的老爸／恁用和平的名義／彈死我的翁／恁用正義的名義／刣死我的兄弟／恁用統一的名義／炸死我的後生

 

這裡的「恁」，指的就是俄羅斯人。詩人用黑寡婦的口吻控訴俄羅斯官方：

 

名牌的西裝穿甲tshio-tshio／佇國會的殿堂／恁溫柔的決議才是惡毒的大炮

 

之後，在結尾處寫著：

 

當恁譴責我的惡毒／恁敢知／只有選擇用血止血／我才有意志喘氣

這首詩，表面上看像是在評論國際時事，但因為副標題明寫了給Siraya後代，而使它在目的上成為一首明確轉喻西拉雅處境的詩作：詩人試圖用車臣轉喻西拉雅，用黑寡婦轉喻西拉雅的後代，並用俄羅斯轉喻長年壓迫西拉雅的外來政權。筆者無意於在此析辯事件本身以血止血的整體意義與正當性，只是再次藉由這首詩來說明西拉雅書寫中可見的顛覆態度。強權者以「愛國」「和平」「正義」「統一」為名義屠殺當然禁不起考驗，就算在議場表現得多麼溫柔與風度翩翩，仍遭到了詩人的唾棄；另一方面，敘述者（車臣的黑寡婦）因為「選擇」而「有意志喘氣」，就具備了對於處境進行反抗的英雄色彩。詩人這麼寫，恐怕是要對西拉雅的後代提問：在經歷了幾百年血淚的、自我被剝奪的歷史之後，西拉雅，還不反抗嗎？這種反抗的心情，是源於對他者所架構的權力結構的不信任和抵拒的態度，在車臣是如此，在西拉雅也是如此。在車臣，有形的反抗是流血革命；在台灣，無形的反抗就是從西拉雅的悲慘身份覺醒，進行認知與認同的精神革命；這首詩本身就展現出這種精神革命的隱喻。

格林布拉特認為，自我塑造往往不是順向獲得，相反地是經由那些被他者的威權意識界定為異端、陌生或可恨的異己形象而逆向取得。我們從方耀乾的這些新的西拉雅詩作裡看見了西拉雅的自我就隱藏在他者的異己形象裡，故察覺出這些創作背後的新歷史態度。這些詩作試圖引導出對西拉雅的新詮釋，當然，也暗藏了作為西拉雅後代的思想新難題，就比如在經歷了文學的原始自我塑造之後，面對過去至當代的社會該如何與文明互動及詮釋，薩伊德和奈波爾所代表的二種截然不同的精神態度值得所有西拉雅的後代參考。當然這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我們需要全面性在社會文化各層面進行「厚描式」的檢驗和析辯。

 

 

 

2010/12/21 高雄內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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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打狗」和「打貓」曾被附會神話為鄭成功統治台灣時期的作為，傳說裡，鄭成功為了嚇阻原住民，帶來二隻老虎，結果一隻往南跑，在今高雄一帶被當成狗打，故這一帶稱為「打狗」；另外一隻老虎跑到了今民雄一帶，被當成貓打，故這一帶被稱為「打貓」。我們從這種傳說，很容意察覺出「他者(鄭氏)與英雄」及「原住民與兇殘愚者」之間連結的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