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改變人生軌跡 : 一踮1968年讀的重要文章 chsam 作者 薩哈洛夫 [110] 遮不nā 是用時間細讀的長篇, Kàu-taⁿ尚且是絕對有值e5噢！ [摘自 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 作者：王康]
改變人生軌跡 : 一踮1968年讀的重要文章 chsam 作者 薩哈洛夫 [110] ; 遮不nā 是用時間細讀的長篇, Kàu-taⁿ尚且是絕對有值e5噢！ [摘自 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 作者：王康]b>..................................................................................
與錢學森有相對比較性的，是蘇聯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
1989年6月29日，“六•四”民主運動慘遭鎮壓25天后，錢學森被授以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稱號，表彰他對火箭導彈技術、航天技術的重大貢獻。全世界全中國都知道，這段時間是血腥、恐怖和黑暗的歷史潰退的非常時期。
不到半年，1989年12月14日，薩哈羅夫在莫斯科去世。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十幾萬莫斯科人一起，冒著嚴寒前往吊唁。我那時在深夜通過勉強清晰的美國之音聽到戈氏對逝者的悼詞：他是俄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巨大悲劇中離我們最近的聖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將鼓舞我們這些在俄國又一個困難時期艱難摸索的人們而不朽。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個星球上，同一個歷史大翻轉關頭，俄羅斯總有天才和先驅站在自由與奴役、光明與黑暗臨界處，我為俄國慶幸。
薩哈羅夫沒有在西方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精神，他是從極權主義的罪惡與蘇聯社會的危機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
他曾是蘇聯最年輕、前程無限的科學院院士。1948年，27歲的薩哈羅夫便參予了由克格勃首腦貝利亞主持的研制氫彈的“阿扎瑪斯16號”絕密項目。幾件現實事件震撼並改變了他的命運。氫彈試驗基地是由政治苦役犯建造的，他們后來被殘忍地處決了；1957年底在烏拉爾核廢料處理場發生惡性爆炸，數千人死於非命；1958年11月蘇共中央決定恢復核實驗，薩哈羅夫第一個發出抗議；1960年10月，為蘇美首腦峰會，蘇共中央決定向月球發射火箭，造成現場涅杰林元帥和許多火箭技術專家全部喪生。薩哈羅夫在自傳中寫道，“我從此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決定和周圍決裂”，他從此把同情（關愛）、自由、真實（compassion,freedom,truth）作為自己追求的三個目標。
1964年，薩哈羅夫聯合了24名著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致信蘇共中央總書記勃烈日涅夫，“警告”他停止為暴君斯大林恢復名譽。
1968年，薩哈羅夫“進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識分子的自由”一文在《紐約時報》發表，被稱為繼恰達耶夫1830年發表《哲學書簡》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俄國漫長歷史黑夜中又一聲警鐘，“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它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建立民主、多元、人道社會的思想。該文很快傳遍全球，復印數達1800萬份。正隱身在梁贊市附近一座寒冷農舍裡創作長篇小說《1914年8月》的索爾仁尼琴看到這篇文章后感嘆道：薩哈羅夫是唯利是圖、繩營狗苟的蘇聯社會中的“一個奇跡”。
這一年，錢學森正式受命負責籌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以及衛星探測器。
我不知道蘇聯發生的變化可曾為錢先生知悉。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的薩哈羅夫至少是錢的蘇聯同行。促使薩哈羅夫改變人生軌跡的那些不幸而荒謬的悲劇是否也在錢學森的視野中發生。如果也曾發生，那麼他的態度難道沒有絲毫改變嗎？
在蘇聯這樣一個絕對主義社會和極權主義國家裡，大俄羅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結合成一種遠遠超過歷代沙皇不敢奢望的自豪和狂熱。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各階層人民和知識界出現空前狂熱的愛國主義浪潮。薩哈羅夫通過國際媒體，率先譴責這一侵略行徑。在愛國者掀起的汪洋大海上，他的抗議幾乎被吞沒得無影無蹤。人們稱他為“叛徒”、“猶大”、“藏在蘇聯社會陰暗角落裡的老鼠”。
普希金、恰達耶夫、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列賓、肖斯塔科維奇、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們是清醒、誠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大俄羅斯主義始終不能阻擋他們挺身反抗俄國丑陋、野蠻、冥頑不化的專制統治和蒙昧狀態。譴責奴役、欺騙和殘忍，堅持對自由、慈悲、寬容和精神解放的渴望，兩百年來一直是俄羅斯高尚愛國主義的靈魂。薩哈羅夫是二十世紀新斯大林主義統治時期真正愛國主義的英勇代表之一，戈爾巴喬夫的評價絕非過譽。
我從網上下載了錢學森生平簡介。在薩哈羅夫與蘇聯極權主義決裂以后十數年間，錢學森成為中國火箭導彈和熱核武器最顯赫的領軍人物。1970年5月1日，錢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那時傅雷、老舍、吳晗和大量高級知識分子已經含冤而歿，中國20世紀最聖潔的英豪林昭已被殘害……。我不知道錢被毛那雙沾滿中國人鮮血的軟手握住時，有何種感受。他當然不會知道，就在那座城樓上，毛澤東與林彪的仇恨已經公開化。
在這段時間，薩哈羅夫公開對蘇聯內政外交發表了獨立而深刻的評論。錢學森沒有對中國更加黑暗危殆的社會問題發表隻言片語。中國人民和知識界的苦難似乎完全在這位聰明世故的“科學天才”的視野之外。用職業特殊性為其開脫是不能成立的，薩哈羅夫的存在如山一般嚴峻，在大洋彼岸，人們不會忘記愛因斯坦、奧本海墨等大科學家。
薩哈羅夫由此付出的代價，是命運對他的合理回饋。
他被蘇聯科學院開除，褫奪公職。1980年，他與妻子被押解到高爾基城，監視居住，與世隔絕。長達六年。其間，薩哈羅夫兩次絕食抗議，密秘警察強行灌食。在十分艱險的條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長達1000頁的自傳復寫三遍，前兩次都不翼而飛了。
在高爾基城，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學家、“蘇聯氫彈之父”與夫人形影相吊互相攙扶而行，手上提著沉甸甸的布袋，裡面裝著一經發表就會讓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后面不遠處，永遠跟隨著幾名克格勃人員。
這是20世紀最獨特的人文景觀。一名本來可以以其忠順的服務讓世界顫栗的全球最大核武庫掌門人，卻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流亡，在兩千多個日子裡隻有愛妻相守。
命運並非如此寡情。
1975年6月，薩哈羅夫完成《論國家與世界》一書。
34年前發表的著作，似乎是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寫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國國內公開發行，對於我國人民，包括黨國領導層，也包括錢學森這樣幾十年間似乎沒有機會更新自己歷史常識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鑒於薩哈羅夫的卓識產生於與中國高度同質的社會中，因此對於我們中國知識界，它們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愛因斯坦的睿智更富於啟示性。不可能在一篇即興文字中引用太多——它已經夠長了，但是薩哈羅夫的見解實在太深刻，它們似乎是對我們的直接陳述，我必須征引其中若干段落，——這樣的段落其實比比皆是：
成千上萬生氣勃勃和看來是安於天命的人在矗立於莫斯科空際的、漂亮的新阿爾巴特摩天大樓腳下來來往往；但是，在這一堵面牆后邊，隱藏著旁觀者難以了解的許多事實，隱藏著眾多人間的不幸、艱難、凶暴、殘忍、極度疲憊和麻木不仁，凡此種種積累了數十年，損害著社會的基礎。在國內有許許多多不幸的、命運不濟的人：領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們沒有工作，或者沒有機會學習，或者沒有適當的（甚至是按照我們的低標准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療的慢性病患者；無數酗酒、腐化墮落者；150萬永遠被拋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們是司法機器的犧牲品，這些司法機器是盲目的、經常不公平的、出擊靈魂的、投靠當局和地方幫派勢力的；一些純粹因不善於及時行賄而倒霉的人。對於所有這些人實際上無
法給與幫助，而且也很少有人打算這樣做，因為，總的環境是：大多數居民為糊口而勞碌奔波，少數人腦滿腸肥，安於故步自封，社會結構則是裝裝門面而效果很差。絕望的人們包括高級機關的接待室，其中特別令人嫌忌者直接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我十分喜愛祖國的大自然和文化、以及祖國的人們，我絕對不想當“抹黑者”的角色。可是，現在我認為必須集中注意那些被蘇聯宣傳和親蘇宣傳所掩蓋的不良特征，它對於國際關系以及國外對我國情況的了解具有原則性意義。
當前的蘇聯社會，在我看來，應該最簡潔地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它和西方類型的現代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是，在經濟以及文化、思想和其它主要生活領域內實行全盤國家化，黨和政府的全部壟斷。
全盤的國家壟斷，正如許多作者指出的，必將轉為不自由和被迫遵從，因為每個人都要完全依從國家。在危機時期，不自由造成恐怖，而在比較安定時期，不自由則造成無能官僚的統治、愚昧無知和麻木不仁。
全世界應該了解克裡米亞韃靼人的無邊苦難，31年前，他們是罪惡驅逐出境措施的犧牲者，當時有半數的孩子和老人死於凍餓，而現在依舊無權返回那等待著他們熱愛勞動的雙手去勞動的克裡米亞故土。伏爾加河流域的日爾曼人、邁斯赫地區的土耳其人的命運同樣如此。
外國客人們有時提問說：如果你們這裡確實有這許多缺點，老百姓不設法糾正嗎？這個問題三言兩語道不清。制度穩定性的因素之一在於物質生活水平畢竟在提高，雖然提得緩慢。每個人當然不會拿自己的生活同遠不可及的巴黎作比較，而是和自己貧困的過去相比。但更重要的是，極權主義制度內在的穩固性在於恐懼感和消極感的慣性作用。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沒有在一代時間蒙受過如此無比的苦難。我們的工人不是英國的工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貧困了可以上街的波蘭碼頭工人。雖然廣播擴音器每天在提醒普通蘇聯公民，說他是國家的主人。但他十分了解，真正的主人是那些：他們早晨和晚間坐在黑色保險轎車裡，沿著寂靜的、交通遮斷的街道飛馳而過。他沒有忘記，他的祖父的土地是怎樣被沒收的。他知道，今天他個人的
命運也完全依靠國家，依靠身旁和遠處的領導，依靠房屋管理委員會主席，依靠工會基層委員會主席（這位主席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的孩子進幼兒園），也可能還依靠在他身旁工作的克格勃告密者。在選舉時，他投入票箱的選票上隻有一致的姓名。他不能不體會到這種“沒有選擇的選舉”在政治上給他以何等侮辱，不能不感覺到這種庄嚴的儀式裡包含著對健全的理智和人類的嘲弄。人們訓練他，他為了生活，也接受訓練。他自我欺騙。蘇聯公民是極權主義社會的產物，暫時也是這個社會的支柱。我隻能祈求命運，希望在擺脫這種歷史性絕境時不要產生我們現在還難以想象的巨大激蕩。所以我是一個進化論者，一個改良主義者。
黨和國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壟斷，其后果特別有害。思想劃一化經常地——從學校課桌到教授講壇——要求人們虛偽、順應、愚昧和裝傻。不斷玩弄那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儀式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戲，把事業、健全心智和人類尊嚴等一切意念都排擠到次要地位。作家、藝術家、演員、教師以及人文學者在如此可怕的思想壓制下生存，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奇怪，藝術和人文科學為什麼在我們國家裡沒有完全消失。
思想一元化、排斥異己，加上冷酷的（雖然不是合乎理性的）政治現實，導致對持不同政見者不斷進行迫害。看來，在蘇聯有2,000至10,000人可以稱為政治犯。這個數字不包括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殃的人，他們的人數當然更多。也應該預先說明，我們的報導可以說是很不完全的。一切政治犯按現行法典都算是刑事犯，在我們這裡不存在政治犯的單獨地位，政治犯和其他類犯人（經常也是無辜的犯人）同受生活的苦難和侮辱，其卑劣性質是我們時代所不容的。試圖泄露犯人囚禁生活的細節是會遭到殘酷迫害的，這也就最好地証明了真相內幕。但畢竟有許多事是為人所知的：繁重的強迫勞動，經常是破壞了安全規章的；吃不飽肚的惡劣伙食，實際上又不能靠郵遞和代交食物加以改善，郵遞和代交食物是嚴加限制的（我們看到，甚至
在判決前的羈押期間也存在這類限制），嚴格限制接見、通信和讀書；任意施加殘酷處罰。政治犯為自身人權而作的斗爭（近來人們聽到許多英勇的罷工和絕食事件）照例隻是造成新的迫害。
索爾仁尼琴、夏拉莫夫、金茲伯格、德耶科夫、奧列茨卡和其他數百名見証者和研究者描述過那滅絕兩千多萬人的古拉格群島駭人聽聞的制度，蘇聯監獄制度就帶有古拉格群島制度的許多特征。
蘇聯政治犯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沒有犯任何罪行（就民主國家對罪行兩字的解釋而言），沒有從事暴力行動，也沒有號召從事暴力行動。政治迫害的通常原因之一是閱讀、保存和向友人傳遞一些被認為內容不妥的（雖然經常是實際全然無害的）自發性手抄刊物和書籍。在這類成為被捕和定罪原因的書籍目錄（不存在任何禁書“目錄”，但每個人應該自己捉摸）裡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貝爾加耶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起源和意義》、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格羅斯曼的《往事俱逝》、本文作者寫的《談進步……》、阿夫特爾諾夫的《權術》、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德熱拉斯的一些書、康克維斯特的《巨大的恐怖》以及《時事紀事》、《市民議會》、《
立陶宛天主教會新聞》和其它許許多多自發性刊物。
在因信仰而受難的人們中間，有許多是信教者。宗教壓迫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可怕傳統，但是，也許除在阿爾巴尼亞以外，很少有其它地方像在蘇聯一樣，達到這樣的廣度和深度。早在20至30年代，一些最普通的宗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曾經蒙受打擊，遭到重大犧牲。現在，這些宗教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和無權，以至於（至少在表面上）幾乎成了國家的附屬品。我這樣說，絕不是要貶低教徒的信仰和內心抗爭的作用。
特別應該談談一些人的遭遇，他們被判刑是由於關心蒙冤者的命運，爭取公開審訊和正義。受這類遭遇的人有蘇聯保衛人權創議會會員列奧尼得•勃留西，他在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精神病院遭受可怕的折磨，近似精神謀殺；有布科夫斯基和格魯茲曼，他們因揭露精神病療法的迫害情況而分別被判處七年徒刑；有不久前被捕的安德列•德維爾道赫列波夫和謝爾蓋•柯瓦廖夫以及其他許多人。事實上，正是這些人進行了那種可以稱之為“民主運動”的工作，壓迫和崇高的信念使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決心聽從良知和信念的召喚。盡管這些人為數甚少，基本上集中在國內的兩三個大城市，並且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是他們在板結的蘇聯社會中存在，這一事實本身的道義價值是十分巨大的。
我確信，保護蘇聯政治犯和共他持不同政見者，為爭取監獄中人道待遇以及爭取人權而進行斗爭，這些不僅是全世界正直人士的道義責任，而且是直接保衛了正直人士自己國家裡的人權。
我和本文的大部分讀者一樣，從來不認識這些人，但他們的遭遇不能不令人震驚，讓我們想起了中世紀囚徒的、以及我們時代裡的那個不幸的赫斯的遭遇。我提到赫斯，雖然我知道他曾參加與建立罪惡的納粹制度。但是，終身監禁幾乎等同於死刑，我是根本反對死刑的，不管其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如何。
幾個世紀以來，許多國家的思想家——他們中間有貝卡裡亞、雨果、托爾斯泰——曾經堅決呼吁廢除死刑這種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和有害的制度。近年來，死刑在大多數發達國家裡已被廢除，但在蘇聯，這一步驟被認為是“不適時的”，於是每年都根據多種罪名——從情節嚴重的凶殺到“大規模盜竊國家資財”、遭禁的外幣交換以及其他為西方法律所不熟悉的理由——槍決7000至1,000（按我的粗略估計）。
拯救國家，在於國家和全世界的相互影響，而不拯救全人類，是不可能拯救國家的。必須進行觸及一切生活面的民主改革；國家的未來在於轉向進步、科學、恢復個人和社會的道德。不能僅僅依靠宗教思想、民族主義思想或者盧梭精神的某種傳統意念來限制這種恢復的途徑。誰也不該設想迅速徹底解決一些問題。我們大家要學會耐心和容忍，但要把耐心、容忍和思想的大膽和堅持不渝結合起來，可不該號召我們的人、我們的青年去犧牲；在我們國家裡，人們完全依賴於國家，國家不嗆氣地吞噬每個人，至於談到犧牲，為數已經是夠多的了。
制度的內在特點在對外政策表現上造成了重大后果。我將在以后各章中談到此點。現在我隻是著重指出若干情況：首先是社會的閉塞和極權主義的、脫離現實的領導作風，領導可以秘密作出決定，事先不經任何公開討論，他們可以毫無控制地動用資金在其他國家進行秘密活動。還有十分重要的是，我國和外部世界的一切關系，包括秘密和公開的外交、商業、科學、宣傳方面的關系，都可以由唯一的計劃、唯一的意志任意加以控制。所有這些特點使蘇聯對外政策帶有特別的素質——十分多變、實用主義的無原則性，它們表現在，比如，大量供應蘇制武器支持烏干達的阿明、利比亞的卡扎菲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的殘暴制度，支持尼日利亞的種族殘殺，支持伊拉克的庫爾特族人以及利用世界許多地區的民族、宗教和政治仇恨以擴大
影響。這些特別的素質使蘇聯政府在必要時就輕易地破壞任何協議，能在其他國家搞秘密破壞活動，包括收買、欺騙、訛詐、組織“第五縱隊”。當然，這些特點給全人類、給原本已經十分復雜的書面增添了危險，加劇了挑舋。
我經常不自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幾乎是一種羞慚的滋味。我做對了沒有？我想到那些不可勝數的人們，他們從事顯然直接有效的工作——種麥子和甜菜，建房屋、橋梁和制造汽車，治療兒童和補牙齒，寫詩和在實驗室工作——他們自忖對人們是有用的，並且向往著個人的幸福。不，我沒有背叛他們中間的任何人，沒有給他們的勞動和幻想抹黑，也沒有背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希望（這種自我背叛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許我從事這項工作的才具不足，對於完成命運托付給我的這項任務來說，智慧不足，缺乏概括力、觀察力和生活知識。但如果我的內心是誠實的，那麼，我就沒有必要非難自己，而我的工作，正像任何其他勞動者的工作一樣，也定然會是有效的。
也許我已經偏題了。錢學森的去世本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但是第一，他老先生的資料實在太有限，我隻知道幾代黨國要人都曾接見和看望過他。而按我的標准，對無論是中國儒家士大夫或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種恩寵和待遇都與他們的道德文章無關；第二，薩哈羅夫的一生擁有古希臘悲劇英雄人物和基督教聖徒的雙重靈光，盡管他既不崇拜希臘英雄也不是宗教徒。最后，借題發揮本是一種文體，它們正是我郁積心中早就想吐露的心緒。在此意義上，錢學森之死為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我應對此表示感謝。
1975年10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和平獎授於安德烈•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該委員會主席奧瑟•麗安絲夫人在演說中強調，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獨立於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和個人，該委員會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或方便妥協或其他機會主義的支配。她稱，授予“我們時代偉大的人權斗士之一”薩哈羅夫是該獎的一大榮譽。“薩哈羅夫開展了強大的、不妥協地反對濫用權力和所有形式的違反人的尊嚴的斗爭。薩哈羅夫令人信服地証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權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她介紹說，薩哈羅夫32歲就入選蘇聯科學院，兩次被授予列寧勛章，一次斯大林獎，三次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68年薩哈羅夫由對蘇聯當局的失望而獨立地選擇自己的命運。該年他發表了自己
的“宣言”：《進步、和平共處和知識分子與自由》，他意識到地球上的文明毀滅的威脅，那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后果。他堅持認為這種危險隻能以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為此蘇聯必需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
1970年，薩哈羅夫和其他蘇聯知名人士建立了“人權委員會”，要求當局廢除秘密審判，制定新聞法，保障人民獲得資訊的自由，改革監獄制度，大赦政治犯，廢除死刑，開放邊界。1970年8月1日34個國家（包括蘇聯）在赫爾辛基簽署《歐洲安全與合作條約》，重申“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宣布鼓勵和促進“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和其他權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實踐，所有這些對於人類內在的尊嚴、對人類自由和充分發展至關重要。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政治家可以任何借口壓制和逃避這些條款所規定的道德和政治義務。那樣做的話，就是對人類與和平的背叛。
這些條款精神顯然包含和吸收了薩哈羅夫的思想。
麗安絲夫人代表諾貝爾委員會宣布，“薩哈羅夫對和平的偉大貢獻是，他以特別富有成效的方式，處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以最偉大的個人犧牲精神，為取得對人類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念的尊重而奮斗。這些價值觀念，正是赫爾辛基條約的基本原則”。薩哈羅夫為和平、為裁軍、為所有國家之間的合作的奮斗，是將和平作為最終目的，由於他在喚醒每一個國家中廣大民眾上所做的努力與貢獻，我們今天在這裡授予他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來表示敬意”。
應該就諾貝爾和平獎說幾句話。
這項獎已經頒發了109年。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核大戰的威脅與危機都沒有中斷它不屈不撓的歷程。誰都知道，不是每個獲獎者都名符其實和無可爭議，但佔相當比重的獲獎者，確實是人類文明天空中閃耀的明星，是人類苦難而偉大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推動者和開拓者，是靈性、覺悟、真理、自由、美麗、善良、希望、信仰和愛的托命者，也是世界苦難、不幸、罪惡、暴行、不義的承受者和反抗者。
1949年產生的這個中國，迄今為止與這個獎項無緣。這與我們5000年偉大文明和古老傳統，與佔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生命群體，與我們巨大的苦難與犧牲，與近三十多年間依靠數以億計的農民苦力的血汗勞動、5000萬海外華人真實不虛的愛國義舉，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引入、尤其蘇共極權制度解體、冷戰結束（薩哈羅夫有特殊的重大貢獻）、真正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與不久前上演的“建國60周年”的宏大敘事是如此讓人匪夷所思的不相稱，不匹配，不平衡。
公允而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對蘇聯和中國奉行的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雙重標准。在全球范圍內阻遏蘇聯列寧－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蔓延擴張，是威爾遜、邱吉爾等西方政治家最庄嚴最重要的世界戰略，而戴高樂、尼克鬆等歐美政客始終執行善待中國的政策。幾乎所有西方思想家都厭惡、否定俄國歷史傳統和宗教文化，卻對中華文明向來不吝贊許之辭。
據說錢學森去世前曾向溫家寶先生提出一個問題：為何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被稱為“錢學森問題”。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應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吧。
薩哈羅夫是蘇聯自己培養的科學家，從共產黨的階級觀看，基本純正可靠。他卻僅僅因為良知、正義感和對真理的信念而遭受厄難。
錢學森是“舊中國”培養的“舊知識分子”，取了中國國民黨一級上將之女為妻。順便提一句，當年美國當局錄用錢，絕不僅僅因為他年輕聰明（這世上聰明的年輕人太多了），而是因為錢是美國政府庚子賠款經費支助的留美學生。更重要的是，美中兩國是並肩抗擊法西斯的盟國關系。如果錢真有共黨嫌疑，在美蘇冷戰初期最激烈爭奪勝負的核武器領域，美國有關機構解除其工作，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事實上，1946年，中共安全情報負責人康生就開始在海外（主要是美國）招募華裔科學家，特別是火箭和核能專家。而康生曾長期在蘇聯受訓，一度直接聽命於貝利亞。誰都知道，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不是公開宣布在蘇美兩大世界陣營中，社會主義隻能有一個頭，那就是蘇聯、斯大林，毛澤東不是宣布絕不騎牆，絕不走中間道路，中國共產黨隻能“一邊倒”嗎？如果錢是中共黨員，在斯大林還有好幾年才去世、中蘇兩黨還需要十年時間才反目成仇時，豈不是在美國最重要的軍事機構裡直接為蘇聯培養人才嗎？
因此，與薩哈羅夫相比，錢學森的國際背景、個人經歷和服務宗旨顯然更加復雜。至少可以說，錢學森的選擇帶有某種“歷史的必然”。其實抗戰剛剛結束，國民政府在百廢待興、內戰硝煙升騰的窘境中，就把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等青年學生送往美國普林斯頓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深造。他們不是也成為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了嗎？以幾千年經世致用的儒家傳統，在現代經驗科學和應用技術方面，中國人確實享有某種優勢。我的結論是，沒有錢學森，也有其他人會填補上他的位置，那是毛澤東一代中共領袖的國家和世界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耗費一切代價都在所不惜。何況，1955年11月二錢（錢學森、錢偉長，后者在1987年由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的反右運動30周年紀念會議一事中，充當了告密者的角色）領銜組建科
學院動力研究所時，中蘇尚在“蜜月期”。沃爾比約夫、古謝夫、尼古拉耶夫、加夫裡洛夫、薩韋利耶夫等蘇聯專家還在大量培訓中國人員。二錢的高升，與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大談第三次世界大戰招致赫魯曉夫反感從而開始現出中蘇裂隙有關。在毛看來，蘇共20大以后中蘇兩國將出現意識形態分歧，因而必須另起爐灶。沒有這一背景，在美國呆了二十年的錢學森們不可能被迅速受到青睞，即使他們早已是中共黨員或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行。
1971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8周年良日，薩哈羅夫致信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就政治迫害、公開性、信息交換自由、信仰自由、民族問題、邊境開放、國際關系和若干內務外交政策等闡述了看法。最后指出：我國面臨的問題與20世紀整個世界危機密切相關。這些危機是國際安全危機，社會發展失去穩定、意識形態陷於絕境、對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義和非人道化的危險。薩哈羅夫特別強調，基於蘇聯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設性地、謹慎地、靈活而又果斷地解決我們的問題對全人類將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個月后，在沒有得到回復后（在斯大林－毛澤東式國家中，像這樣真正富於責任感、建設性和啟發意義的信函，幾乎沒有回復的可能。這種國家的統治者似乎已經忘記了禮尚往來之道。抑或龐大的官僚機構使這類信函根本不能送達。不管怎樣，新統治者不提供辯論可能，也拒絕進行任何實質性的對話），薩哈羅夫在國外把它作為公開信發表，並追加了一篇“后記”。再次表明自己的心跡：“我在認識到可能發生的熱核戰爭和大氣層試驗熱核武器的罪惡性質之后，約於10－12年前開始從事社會活動。”此后他在蘇聯發起了一場履行赫爾辛基協議有關系款的人權運動。
關於“運動”，薩哈羅夫特別辨析說，不應該引起關於任何組織或團體、甚至於黨派的想法。僅僅是通過某種共同行動方式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現象。至於他自己，“任何時候也未扮演思想家或者領導者的角色；每次公開發表的言論，所反映的僅僅是對某些使我激動的問題的個人意見。”
說得多好！沒有人會懷疑薩哈羅夫的勇氣。對於他而言，道德關懷永遠是第一位的。為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道德目標，理性、邏輯、分析和判斷的准確以及現實條件可能達致的限度，對薩哈羅夫這樣科學家出身、在世界上最強大最神秘的核武器制造中心機構工作多年的物理學家，極為重要，是他的重大責任和職業榮譽。
正是這種理性精神，使他不僅代表了蘇聯持不同政見人士的良知高度，而且表達了蘇聯社會自我變革的本質要求；使他不僅獲得國際科學界的普遍支持與世界和平人士的共同關切，而且對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等蘇聯最高領導人發生了罕見的積極影響。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林彪的政治報告號召准備打核大戰。蘇聯軍方鷹派人物制定對華“核外科手術打擊”時，薩哈羅夫是最早最堅決的反對者。他與索爾仁尼琴一樣，深切同情“處於牢固的，一點也不比我們輕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控制之下”的中國人民。但是同十億人口的國家作戰，將是一場啟示錄式的夢魘。俄國在一戰中損失了1500萬人，二戰中損失了3000萬人，如果同中國打仗，將損失6000萬人，“這樣的戰爭后，俄國人在宇宙中將不再存亡”。
這裡我要引用索爾仁尼琴的有關觀點。他在1973年9月5日《致蘇聯領導人的信》中專門談到“與中國的戰爭”。在他看來，如果中蘇之間開戰，將是人類戰爭史上最荒誕最可怕的一次。交戰雙方都將舉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為了保衛列寧著作中第533頁上的神聖真理，而不是敵對一方所認為的第335頁，將有6000萬俄國人和十倍於此的中國人死去。他稱，俄國頭腦清楚的人士已經“毫無成見地看到”：這種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黑風，是上個世紀末從西方刮來的，它折磨和傷害了我們的心靈。如果它現在繼續吹向東方，那麼就讓它吹吧！（這並不是說，他希望中國精神上毀滅）。他相信，我們的人民將治愈這種病，而中國人也會如此。——他希望不要太遲，要盡快地挽救我們的國家和保護人類。但是，經受過太多苦難的我們，
目前隻關心挽救我們的人民就已經足夠了。
作為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看得更遠。如果開戰，蘇聯強大的核力量將輕而易舉地摧毀中國還很有限的核武庫。蘇聯核專家們對於它們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准備都曾是他們直接領導的工作對象。但是，后果不堪設想，第一，蘇聯會在全世界名譽掃地，成為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戰爭罪人；第二，中國可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蘇聯遠東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將造成東北亞和日本的極大恐慌；第三，核打擊造成的放射性毒氣將彌漫大氣層，所有國家都會受到影響；第四，美國會容忍蘇聯使用核武器以解決政治沖突、哪怕是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嗎？
從1968年與蘇共核工業決裂以來，薩哈羅夫念茲在茲的就是兩大問題：每個人的權利、尊嚴、生命的不受侵害，防止人類墜入共同毀滅。他在與著名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等人的談話中預言，美國決不會坐視蘇聯與中國之間的核戰爭。他在精神和價值觀上了解美國，“這個偉大的自由新大陸責無旁貸的使命就是維護世界和平，遏制任何可能的核沖突。”蘇聯強硬派有種論調，畢竟蘇聯與美國都屬白種人為主的國度，而且有某種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國人在中蘇戰爭中起碼會保持中立，何況中共頭子毛澤東是那樣一個熱衷於暴力和戰爭、不可理喻的恐怖型暴君。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認為，蘇聯解除中國的核武裝，是美國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極其深遠的
意義。蘇聯后貝加爾軍區司令扎哈羅夫元帥撰文，稱1945年發生在遠東的兩事事件共同導致了日本的投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率領的蘇聯遠東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鐵筒般的圍剿與粉碎”，以及美國對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1969年8月18日，蘇聯駐美國大使館授命正式知會美國高層，征詢對中國發動核進攻的反應。薩哈羅夫斷然拒絕這些分析，他強調，“一旦開戰，隻有一種結局：萬劫不復。”
1960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1969年的中蘇核戰爭危機，是20世紀兩次最嚴重的世界性危機。它們最終未能釀成核浩劫，歸根結底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核陰雲籠罩下的人類拒斥共同毀滅的意志佔了上風。其中，薩哈羅夫這樣與共產極權國家戰爭政策決裂的物理學家的良心力量，與愛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學界的人道傳統，成為最令世人信服和贊許的道義與理性因素。
我希望這兩大傳統也為中國科學界所認同並作為他們工作的指南。
蘇聯政府禁止薩哈羅夫前往奧斯陸領獎。麗安絲夫人對此“深感遺憾”，並將此與1936年希特勒政權阻止前集中營囚犯卡爾•奧西埃茨基領獎事相提前論。薩哈羅夫的妻子麗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儀式，並代為致答辭。我把1975年12月11日，薩哈羅夫為紀念諾貝爾而發表的書面演講附在本文后面，以表示對他的由衷景仰。
薩哈羅夫的人生原則是，絕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話，“不做臣民”。
他被譽為“人類的良心”，不論在俄國還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希望與精神的燈塔（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
他是二十世紀佔人類近一半人口的共產極權國家中的聖徒和先知，是俄國十九世紀十二月黨人以后偉大自由精神的繼承人，也是中國知識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國一切向往自由、尊嚴與人生及宇宙神聖的人們永遠的精神先驅。
1986年底，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與妻子遷回莫斯科。薩哈羅夫成為蘇聯第一屆國會中首位發言者。他沒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維”與“公開性”（它們已經夠開明不凡了），而是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專制制度。
與愛因斯坦一樣，薩哈羅夫把他許多精力和時間用於非物理學專業的社會問題。這正是世界科學界的一個偉大傳統。在探索宇宙奧秘、贊嘆大自然壯麗同時，真正的科學家必然會在內心深處喚發謙卑、感恩和救贖這三種神聖感受，也就必然會抗議一切人類不幸、丑陋和苦難，就必然會擁有殉道者式的命運。按中國傳統，這就是“求仁得仁”。
錢學森也發表了一些與其專業不相干的言論，除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和《大眾哲學》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類無稽之談外，又對地理、教育乃至沙、草產業和氣功發表了與其“科學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議論。
關於“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錢認為將產生一場21世紀新科學革命，甚至比20世紀量子學和相對論還要偉大。我本人曾接觸過嚴新、張洪堡等“大師”，我的印象是，在他們那些故弄玄虛的表演中毫無神奇，更無偉大可言。
錢學森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歷史不會忘記，錢學森、何作庥等“科學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中，堅決站在專制當局一邊。歷史不會原諒，在一代青年人為中國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鮮血和生命代價的1989年，錢學森站在劊子手和屠夫一邊的紀錄。
1937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上台執政，一名德國技術物理學家以掃出任納粹物理學會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萊等納粹頭目証明，物理學及其教學和基礎研究，是戰爭事業至關重要的部分。他建議說，一切不利於德國最高戰略利益的知識分子和理論，都應加以清除和驅逐。
在我們時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義和多元共存對立面的科學界人物，錢學森算是他們的代表。應該以某種特殊的人道關懷提請那些喪失獨立立場的“科學工作者”，注意和檢點自己的選擇，慎重思考自己的責任。
現在，這位“偉大的愛國科學家”去見他的祖宗德國猶太人卡爾•馬克思了。錢學森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最高概括，也是現代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科學）的最高概括。
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書愛德華•伯恩斯坦將其《自然辯証法》手稿送給愛因斯坦過目。一名斯大林主義者霍耳登在為該書英譯本所作的導言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們的經典理論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經用閱讀列寧格勒《哲學筆記》的方法治愈了多年胃病（這篇導言因此傳遍歐美兩大陸，當然引起了嘻笑：俄國人太幽默了！）。
愛因斯坦瀏覽了恩格斯那本書后對人說，它沒有任何科學價值。又一名斯大林主義者斯特魯伊克暗示說，愛因斯坦剛剛看了幾頁《自然辯証法》，就被其重大價值所吸引。1940年6月17日，愛因斯坦就此回復說：愛德華•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給我使用。我的評語是指整個手稿而言的。我堅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夠看到，在這樣長的時間后，他所作的謙遜的努力竟被認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會覺得這是很可笑的。
據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切阿諛奉承都深惡痛絕。一些中國人如毛澤東之流，聲稱死后到馬克思那裡報到。這又使我想起了一則故事。列寧去敲天堂之門，看門的保羅問他找誰，答曰求見馬克思，又問是他什麼人，再答曰“馬克思的利息”。又據悉，馬克思在門那邊聽到了，當著保羅的面轉身走了。毛澤東們如果早早知道了這個小故事，他們大概會萌發一點自知之明，不再提“報到”事宜。
認祖歸宗，是中國每一個農民和小民無需灌輸的信條。偉光大的毛和聰明絕頂的錢活到耄耋之年怎麼就非要認一名19世紀的德國人為祖宗呢？何況人家並不領情。
趙越勝先生近日有《輔成先生》問世，可字讀。
周輔成先生也活了98歲，他是“仁者壽”的典型。
我不知道錢學森屬於那種類型。我相信，在他死后兩天時間有一個不相干的人寫了這麼些拉雜文字，並且把他與愛因斯坦和薩哈羅夫並列，是過於抬舉他了。
據悉，黨國全部最高領導將前往參加錢學森追悼會，他的最后頭銜變成“同志”。誰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誡的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為一名終身參予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導致世界毀滅的人舉行“國葬”。這是極端危險的動向，請當局慎思.........************************************************************
生軌跡, 一 Tong5 Peng2 Hui 踮1968年讀的重要文章, 作者 薩哈洛夫 [110] 長篇, [摘自 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 作者：王康]
與錢學森有相對比較性的，是蘇聯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
1989年6月29日，“六•四”民主運動慘遭鎮壓25天后，錢學森被授以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稱號，表彰他對火箭導彈技術、航天技術的重大貢獻。全世界全中國都知道，這段時間是血腥、恐怖和黑暗的歷史潰退的非常時期。
不到半年，1989年12月14日，薩哈羅夫在莫斯科去世。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十幾萬莫斯科人一起，冒著嚴寒前往吊唁。我那時在深夜通過勉強清晰的美國之音聽到戈氏對逝者的悼詞：他是俄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巨大悲劇中離我們最近的聖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將鼓舞我們這些在俄國又一個困難時期艱難摸索的人們而不朽。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個星球上，同一個歷史大翻轉關頭，俄羅斯總有天才和先驅站在自由與奴役、光明與黑暗臨界處，我為俄國慶幸。
薩哈羅夫沒有在西方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精神，他是從極權主義的罪惡與蘇聯社會的危機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
他曾是蘇聯最年輕、前程無限的科學院院士。1948年，27歲的薩哈羅夫便參予了由克格勃首腦貝利亞主持的研制氫彈的“阿扎瑪斯16號”絕密項目。幾件現實事件震撼並改變了他的命運。氫彈試驗基地是由政治苦役犯建造的，他們后來被殘忍地處決了；1957年底在烏拉爾核廢料處理場發生惡性爆炸，數千人死於非命；1958年11月蘇共中央決定恢復核實驗，薩哈羅夫第一個發出抗議；1960年10月，為蘇美首腦峰會，蘇共中央決定向月球發射火箭，造成現場涅杰林元帥和許多火箭技術專家全部喪生。薩哈羅夫在自傳中寫道，“我從此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決定和周圍決裂”，他從此把同情（關愛）、自由、真實（compassion,freedom,truth）作為自己追求的三個目標。
1964年，薩哈羅夫聯合了24名著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致信蘇共中央總書記勃烈日涅夫，“警告”他停止為暴君斯大林恢復名譽。
1968年，薩哈羅夫“進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識分子的自由”一文在《紐約時報》發表，被稱為繼恰達耶夫1830年發表《哲學書簡》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俄國漫長歷史黑夜中又一聲警鐘，“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它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建立民主、多元、人道社會的思想。該文很快傳遍全球，復印數達1800萬份。正隱身在梁贊市附近一座寒冷農舍裡創作長篇小說《1914年8月》的索爾仁尼琴看到這篇文章后感嘆道：薩哈羅夫是唯利是圖、繩營狗苟的蘇聯社會中的“一個奇跡”。
這一年，錢學森正式受命負責籌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以及衛星探測器。
我不知道蘇聯發生的變化可曾為錢先生知悉。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的薩哈羅夫至少是錢的蘇聯同行。促使薩哈羅夫改變人生軌跡的那些不幸而荒謬的悲劇是否也在錢學森的視野中發生。如果也曾發生，那麼他的態度難道沒有絲毫改變嗎？
在蘇聯這樣一個絕對主義社會和極權主義國家裡，大俄羅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結合成一種遠遠超過歷代沙皇不敢奢望的自豪和狂熱。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各階層人民和知識界出現空前狂熱的愛國主義浪潮。薩哈羅夫通過國際媒體，率先譴責這一侵略行徑。在愛國者掀起的汪洋大海上，他的抗議幾乎被吞沒得無影無蹤。人們稱他為“叛徒”、“猶大”、“藏在蘇聯社會陰暗角落裡的老鼠”。
普希金、恰達耶夫、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列賓、肖斯塔科維奇、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們是清醒、誠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大俄羅斯主義始終不能阻擋他們挺身反抗俄國丑陋、野蠻、冥頑不化的專制統治和蒙昧狀態。譴責奴役、欺騙和殘忍，堅持對自由、慈悲、寬容和精神解放的渴望，兩百年來一直是俄羅斯高尚愛國主義的靈魂。薩哈羅夫是二十世紀新斯大林主義統治時期真正愛國主義的英勇代表之一，戈爾巴喬夫的評價絕非過譽。
我從網上下載了錢學森生平簡介。在薩哈羅夫與蘇聯極權主義決裂以后十數年間，錢學森成為中國火箭導彈和熱核武器最顯赫的領軍人物。1970年5月1日，錢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那時傅雷、老舍、吳晗和大量高級知識分子已經含冤而歿，中國20世紀最聖潔的英豪林昭已被殘害……。我不知道錢被毛那雙沾滿中國人鮮血的軟手握住時，有何種感受。他當然不會知道，就在那座城樓上，毛澤東與林彪的仇恨已經公開化。
在這段時間，薩哈羅夫公開對蘇聯內政外交發表了獨立而深刻的評論。錢學森沒有對中國更加黑暗危殆的社會問題發表隻言片語。中國人民和知識界的苦難似乎完全在這位聰明世故的“科學天才”的視野之外。用職業特殊性為其開脫是不能成立的，薩哈羅夫的存在如山一般嚴峻，在大洋彼岸，人們不會忘記愛因斯坦、奧本海墨等大科學家。
薩哈羅夫由此付出的代價，是命運對他的合理回饋。
他被蘇聯科學院開除，褫奪公職。1980年，他與妻子被押解到高爾基城，監視居住，與世隔絕。長達六年。其間，薩哈羅夫兩次絕食抗議，密秘警察強行灌食。在十分艱險的條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長達1000頁的自傳復寫三遍，前兩次都不翼而飛了。
在高爾基城，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學家、“蘇聯氫彈之父”與夫人形影相吊互相攙扶而行，手上提著沉甸甸的布袋，裡面裝著一經發表就會讓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后面不遠處，永遠跟隨著幾名克格勃人員。
這是20世紀最獨特的人文景觀。一名本來可以以其忠順的服務讓世界顫栗的全球最大核武庫掌門人，卻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流亡，在兩千多個日子裡隻有愛妻相守。
命運並非如此寡情。
1975年6月，薩哈羅夫完成《論國家與世界》一書。
34年前發表的著作，似乎是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寫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國國內公開發行，對於我國人民，包括黨國領導層，也包括錢學森這樣幾十年間似乎沒有機會更新自己歷史常識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鑒於薩哈羅夫的卓識產生於與中國高度同質的社會中，因此對於我們中國知識界，它們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愛因斯坦的睿智更富於啟示性。不可能在一篇即興文字中引用太多——它已經夠長了，但是薩哈羅夫的見解實在太深刻，它們似乎是對我們的直接陳述，我必須征引其中若干段落，——這樣的段落其實比比皆是：
成千上萬生氣勃勃和看來是安於天命的人在矗立於莫斯科空際的、漂亮的新阿爾巴特摩天大樓腳下來來往往；但是，在這一堵面牆后邊，隱藏著旁觀者難以了解的許多事實，隱藏著眾多人間的不幸、艱難、凶暴、殘忍、極度疲憊和麻木不仁，凡此種種積累了數十年，損害著社會的基礎。在國內有許許多多不幸的、命運不濟的人：領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們沒有工作，或者沒有機會學習，或者沒有適當的（甚至是按照我們的低標准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療的慢性病患者；無數酗酒、腐化墮落者；150萬永遠被拋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們是司法機器的犧牲品，這些司法機器是盲目的、經常不公平的、出擊靈魂的、投靠當局和地方幫派勢力的；一些純粹因不善於及時行賄而倒霉的人。對於所有這些人實際上無
法給與幫助，而且也很少有人打算這樣做，因為，總的環境是：大多數居民為糊口而勞碌奔波，少數人腦滿腸肥，安於故步自封，社會結構則是裝裝門面而效果很差。絕望的人們包括高級機關的接待室，其中特別令人嫌忌者直接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我十分喜愛祖國的大自然和文化、以及祖國的人們，我絕對不想當“抹黑者”的角色。可是，現在我認為必須集中注意那些被蘇聯宣傳和親蘇宣傳所掩蓋的不良特征，它對於國際關系以及國外對我國情況的了解具有原則性意義。
當前的蘇聯社會，在我看來，應該最簡潔地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它和西方類型的現代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是，在經濟以及文化、思想和其它主要生活領域內實行全盤國家化，黨和政府的全部壟斷。
全盤的國家壟斷，正如許多作者指出的，必將轉為不自由和被迫遵從，因為每個人都要完全依從國家。在危機時期，不自由造成恐怖，而在比較安定時期，不自由則造成無能官僚的統治、愚昧無知和麻木不仁。
全世界應該了解克裡米亞韃靼人的無邊苦難，31年前，他們是罪惡驅逐出境措施的犧牲者，當時有半數的孩子和老人死於凍餓，而現在依舊無權返回那等待著他們熱愛勞動的雙手去勞動的克裡米亞故土。伏爾加河流域的日爾曼人、邁斯赫地區的土耳其人的命運同樣如此。
外國客人們有時提問說：如果你們這裡確實有這許多缺點，老百姓不設法糾正嗎？這個問題三言兩語道不清。制度穩定性的因素之一在於物質生活水平畢竟在提高，雖然提得緩慢。每個人當然不會拿自己的生活同遠不可及的巴黎作比較，而是和自己貧困的過去相比。但更重要的是，極權主義制度內在的穩固性在於恐懼感和消極感的慣性作用。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沒有在一代時間蒙受過如此無比的苦難。我們的工人不是英國的工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貧困了可以上街的波蘭碼頭工人。雖然廣播擴音器每天在提醒普通蘇聯公民，說他是國家的主人。但他十分了解，真正的主人是那些：他們早晨和晚間坐在黑色保險轎車裡，沿著寂靜的、交通遮斷的街道飛馳而過。他沒有忘記，他的祖父的土地是怎樣被沒收的。他知道，今天他個人的
命運也完全依靠國家，依靠身旁和遠處的領導，依靠房屋管理委員會主席，依靠工會基層委員會主席（這位主席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的孩子進幼兒園），也可能還依靠在他身旁工作的克格勃告密者。在選舉時，他投入票箱的選票上隻有一致的姓名。他不能不體會到這種“沒有選擇的選舉”在政治上給他以何等侮辱，不能不感覺到這種庄嚴的儀式裡包含著對健全的理智和人類的嘲弄。人們訓練他，他為了生活，也接受訓練。他自我欺騙。蘇聯公民是極權主義社會的產物，暫時也是這個社會的支柱。我隻能祈求命運，希望在擺脫這種歷史性絕境時不要產生我們現在還難以想象的巨大激蕩。所以我是一個進化論者，一個改良主義者。
黨和國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壟斷，其后果特別有害。思想劃一化經常地——從學校課桌到教授講壇——要求人們虛偽、順應、愚昧和裝傻。不斷玩弄那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儀式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戲，把事業、健全心智和人類尊嚴等一切意念都排擠到次要地位。作家、藝術家、演員、教師以及人文學者在如此可怕的思想壓制下生存，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奇怪，藝術和人文科學為什麼在我們國家裡沒有完全消失。
思想一元化、排斥異己，加上冷酷的（雖然不是合乎理性的）政治現實，導致對持不同政見者不斷進行迫害。看來，在蘇聯有2,000至10,000人可以稱為政治犯。這個數字不包括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殃的人，他們的人數當然更多。也應該預先說明，我們的報導可以說是很不完全的。一切政治犯按現行法典都算是刑事犯，在我們這裡不存在政治犯的單獨地位，政治犯和其他類犯人（經常也是無辜的犯人）同受生活的苦難和侮辱，其卑劣性質是我們時代所不容的。試圖泄露犯人囚禁生活的細節是會遭到殘酷迫害的，這也就最好地証明了真相內幕。但畢竟有許多事是為人所知的：繁重的強迫勞動，經常是破壞了安全規章的；吃不飽肚的惡劣伙食，實際上又不能靠郵遞和代交食物加以改善，郵遞和代交食物是嚴加限制的（我們看到，甚至
在判決前的羈押期間也存在這類限制），嚴格限制接見、通信和讀書；任意施加殘酷處罰。政治犯為自身人權而作的斗爭（近來人們聽到許多英勇的罷工和絕食事件）照例隻是造成新的迫害。
索爾仁尼琴、夏拉莫夫、金茲伯格、德耶科夫、奧列茨卡和其他數百名見証者和研究者描述過那滅絕兩千多萬人的古拉格群島駭人聽聞的制度，蘇聯監獄制度就帶有古拉格群島制度的許多特征。
蘇聯政治犯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沒有犯任何罪行（就民主國家對罪行兩字的解釋而言），沒有從事暴力行動，也沒有號召從事暴力行動。政治迫害的通常原因之一是閱讀、保存和向友人傳遞一些被認為內容不妥的（雖然經常是實際全然無害的）自發性手抄刊物和書籍。在這類成為被捕和定罪原因的書籍目錄（不存在任何禁書“目錄”，但每個人應該自己捉摸）裡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貝爾加耶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起源和意義》、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格羅斯曼的《往事俱逝》、本文作者寫的《談進步……》、阿夫特爾諾夫的《權術》、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德熱拉斯的一些書、康克維斯特的《巨大的恐怖》以及《時事紀事》、《市民議會》、《
立陶宛天主教會新聞》和其它許許多多自發性刊物。
在因信仰而受難的人們中間，有許多是信教者。宗教壓迫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可怕傳統，但是，也許除在阿爾巴尼亞以外，很少有其它地方像在蘇聯一樣，達到這樣的廣度和深度。早在20至30年代，一些最普通的宗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曾經蒙受打擊，遭到重大犧牲。現在，這些宗教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和無權，以至於（至少在表面上）幾乎成了國家的附屬品。我這樣說，絕不是要貶低教徒的信仰和內心抗爭的作用。
特別應該談談一些人的遭遇，他們被判刑是由於關心蒙冤者的命運，爭取公開審訊和正義。受這類遭遇的人有蘇聯保衛人權創議會會員列奧尼得•勃留西，他在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精神病院遭受可怕的折磨，近似精神謀殺；有布科夫斯基和格魯茲曼，他們因揭露精神病療法的迫害情況而分別被判處七年徒刑；有不久前被捕的安德列•德維爾道赫列波夫和謝爾蓋•柯瓦廖夫以及其他許多人。事實上，正是這些人進行了那種可以稱之為“民主運動”的工作，壓迫和崇高的信念使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決心聽從良知和信念的召喚。盡管這些人為數甚少，基本上集中在國內的兩三個大城市，並且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但是他們在板結的蘇聯社會中存在，這一事實本身的道義價值是十分巨大的。
我確信，保護蘇聯政治犯和共他持不同政見者，為爭取監獄中人道待遇以及爭取人權而進行斗爭，這些不僅是全世界正直人士的道義責任，而且是直接保衛了正直人士自己國家裡的人權。
我和本文的大部分讀者一樣，從來不認識這些人，但他們的遭遇不能不令人震驚，讓我們想起了中世紀囚徒的、以及我們時代裡的那個不幸的赫斯的遭遇。我提到赫斯，雖然我知道他曾參加與建立罪惡的納粹制度。但是，終身監禁幾乎等同於死刑，我是根本反對死刑的，不管其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如何。
幾個世紀以來，許多國家的思想家——他們中間有貝卡裡亞、雨果、托爾斯泰——曾經堅決呼吁廢除死刑這種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和有害的制度。近年來，死刑在大多數發達國家裡已被廢除，但在蘇聯，這一步驟被認為是“不適時的”，於是每年都根據多種罪名——從情節嚴重的凶殺到“大規模盜竊國家資財”、遭禁的外幣交換以及其他為西方法律所不熟悉的理由——槍決7000至1,000（按我的粗略估計）。
拯救國家，在於國家和全世界的相互影響，而不拯救全人類，是不可能拯救國家的。必須進行觸及一切生活面的民主改革；國家的未來在於轉向進步、科學、恢復個人和社會的道德。不能僅僅依靠宗教思想、民族主義思想或者盧梭精神的某種傳統意念來限制這種恢復的途徑。誰也不該設想迅速徹底解決一些問題。我們大家要學會耐心和容忍，但要把耐心、容忍和思想的大膽和堅持不渝結合起來，可不該號召我們的人、我們的青年去犧牲；在我們國家裡，人們完全依賴於國家，國家不嗆氣地吞噬每個人，至於談到犧牲，為數已經是夠多的了。
制度的內在特點在對外政策表現上造成了重大后果。我將在以后各章中談到此點。現在我隻是著重指出若干情況：首先是社會的閉塞和極權主義的、脫離現實的領導作風，領導可以秘密作出決定，事先不經任何公開討論，他們可以毫無控制地動用資金在其他國家進行秘密活動。還有十分重要的是，我國和外部世界的一切關系，包括秘密和公開的外交、商業、科學、宣傳方面的關系，都可以由唯一的計劃、唯一的意志任意加以控制。所有這些特點使蘇聯對外政策帶有特別的素質——十分多變、實用主義的無原則性，它們表現在，比如，大量供應蘇制武器支持烏干達的阿明、利比亞的卡扎菲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的殘暴制度，支持尼日利亞的種族殘殺，支持伊拉克的庫爾特族人以及利用世界許多地區的民族、宗教和政治仇恨以擴大
影響。這些特別的素質使蘇聯政府在必要時就輕易地破壞任何協議，能在其他國家搞秘密破壞活動，包括收買、欺騙、訛詐、組織“第五縱隊”。當然，這些特點給全人類、給原本已經十分復雜的書面增添了危險，加劇了挑舋。
我經常不自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幾乎是一種羞慚的滋味。我做對了沒有？我想到那些不可勝數的人們，他們從事顯然直接有效的工作——種麥子和甜菜，建房屋、橋梁和制造汽車，治療兒童和補牙齒，寫詩和在實驗室工作——他們自忖對人們是有用的，並且向往著個人的幸福。不，我沒有背叛他們中間的任何人，沒有給他們的勞動和幻想抹黑，也沒有背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希望（這種自我背叛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許我從事這項工作的才具不足，對於完成命運托付給我的這項任務來說，智慧不足，缺乏概括力、觀察力和生活知識。但如果我的內心是誠實的，那麼，我就沒有必要非難自己，而我的工作，正像任何其他勞動者的工作一樣，也定然會是有效的。
也許我已經偏題了。錢學森的去世本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但是第一，他老先生的資料實在太有限，我隻知道幾代黨國要人都曾接見和看望過他。而按我的標准，對無論是中國儒家士大夫或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種恩寵和待遇都與他們的道德文章無關；第二，薩哈羅夫的一生擁有古希臘悲劇英雄人物和基督教聖徒的雙重靈光，盡管他既不崇拜希臘英雄也不是宗教徒。最后，借題發揮本是一種文體，它們正是我郁積心中早就想吐露的心緒。在此意義上，錢學森之死為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我應對此表示感謝。
1975年10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和平獎授於安德烈•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該委員會主席奧瑟•麗安絲夫人在演說中強調，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獨立於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和個人，該委員會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或方便妥協或其他機會主義的支配。她稱，授予“我們時代偉大的人權斗士之一”薩哈羅夫是該獎的一大榮譽。“薩哈羅夫開展了強大的、不妥協地反對濫用權力和所有形式的違反人的尊嚴的斗爭。薩哈羅夫令人信服地証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權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她介紹說，薩哈羅夫32歲就入選蘇聯科學院，兩次被授予列寧勛章，一次斯大林獎，三次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68年薩哈羅夫由對蘇聯當局的失望而獨立地選擇自己的命運。該年他發表了自己
的“宣言”：《進步、和平共處和知識分子與自由》，他意識到地球上的文明毀滅的威脅，那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后果。他堅持認為這種危險隻能以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為此蘇聯必需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
1970年，薩哈羅夫和其他蘇聯知名人士建立了“人權委員會”，要求當局廢除秘密審判，制定新聞法，保障人民獲得資訊的自由，改革監獄制度，大赦政治犯，廢除死刑，開放邊界。1970年8月1日34個國家（包括蘇聯）在赫爾辛基簽署《歐洲安全與合作條約》，重申“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宣布鼓勵和促進“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和其他權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實踐，所有這些對於人類內在的尊嚴、對人類自由和充分發展至關重要。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政治家可以任何借口壓制和逃避這些條款所規定的道德和政治義務。那樣做的話，就是對人類與和平的背叛。
這些條款精神顯然包含和吸收了薩哈羅夫的思想。
麗安絲夫人代表諾貝爾委員會宣布，“薩哈羅夫對和平的偉大貢獻是，他以特別富有成效的方式，處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以最偉大的個人犧牲精神，為取得對人類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念的尊重而奮斗。這些價值觀念，正是赫爾辛基條約的基本原則”。薩哈羅夫為和平、為裁軍、為所有國家之間的合作的奮斗，是將和平作為最終目的，由於他在喚醒每一個國家中廣大民眾上所做的努力與貢獻，我們今天在這裡授予他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來表示敬意”。
應該就諾貝爾和平獎說幾句話。
這項獎已經頒發了109年。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核大戰的威脅與危機都沒有中斷它不屈不撓的歷程。誰都知道，不是每個獲獎者都名符其實和無可爭議，但佔相當比重的獲獎者，確實是人類文明天空中閃耀的明星，是人類苦難而偉大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推動者和開拓者，是靈性、覺悟、真理、自由、美麗、善良、希望、信仰和愛的托命者，也是世界苦難、不幸、罪惡、暴行、不義的承受者和反抗者。
1949年產生的這個中國，迄今為止與這個獎項無緣。這與我們5000年偉大文明和古老傳統，與佔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生命群體，與我們巨大的苦難與犧牲，與近三十多年間依靠數以億計的農民苦力的血汗勞動、5000萬海外華人真實不虛的愛國義舉，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引入、尤其蘇共極權制度解體、冷戰結束（薩哈羅夫有特殊的重大貢獻）、真正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與不久前上演的“建國60周年”的宏大敘事是如此讓人匪夷所思的不相稱，不匹配，不平衡。
公允而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對蘇聯和中國奉行的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雙重標准。在全球范圍內阻遏蘇聯列寧－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蔓延擴張，是威爾遜、邱吉爾等西方政治家最庄嚴最重要的世界戰略，而戴高樂、尼克鬆等歐美政客始終執行善待中國的政策。幾乎所有西方思想家都厭惡、否定俄國歷史傳統和宗教文化，卻對中華文明向來不吝贊許之辭。
據說錢學森去世前曾向溫家寶先生提出一個問題：為何中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被稱為“錢學森問題”。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應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吧。
薩哈羅夫是蘇聯自己培養的科學家，從共產黨的階級觀看，基本純正可靠。他卻僅僅因為良知、正義感和對真理的信念而遭受厄難。
錢學森是“舊中國”培養的“舊知識分子”，取了中國國民黨一級上將之女為妻。順便提一句，當年美國當局錄用錢，絕不僅僅因為他年輕聰明（這世上聰明的年輕人太多了），而是因為錢是美國政府庚子賠款經費支助的留美學生。更重要的是，美中兩國是並肩抗擊法西斯的盟國關系。如果錢真有共黨嫌疑，在美蘇冷戰初期最激烈爭奪勝負的核武器領域，美國有關機構解除其工作，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事實上，1946年，中共安全情報負責人康生就開始在海外（主要是美國）招募華裔科學家，特別是火箭和核能專家。而康生曾長期在蘇聯受訓，一度直接聽命於貝利亞。誰都知道，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不是公開宣布在蘇美兩大世界陣營中，社會主義隻能有一個頭，那就是蘇聯、斯大林，毛澤東不是宣布絕不騎牆，絕不走中間道路，中國共產黨隻能“一邊倒”嗎？如果錢是中共黨員，在斯大林還有好幾年才去世、中蘇兩黨還需要十年時間才反目成仇時，豈不是在美國最重要的軍事機構裡直接為蘇聯培養人才嗎？
因此，與薩哈羅夫相比，錢學森的國際背景、個人經歷和服務宗旨顯然更加復雜。至少可以說，錢學森的選擇帶有某種“歷史的必然”。其實抗戰剛剛結束，國民政府在百廢待興、內戰硝煙升騰的窘境中，就把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等青年學生送往美國普林斯頓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深造。他們不是也成為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了嗎？以幾千年經世致用的儒家傳統，在現代經驗科學和應用技術方面，中國人確實享有某種優勢。我的結論是，沒有錢學森，也有其他人會填補上他的位置，那是毛澤東一代中共領袖的國家和世界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耗費一切代價都在所不惜。何況，1955年11月二錢（錢學森、錢偉長，后者在1987年由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的反右運動30周年紀念會議一事中，充當了告密者的角色）領銜組建科
學院動力研究所時，中蘇尚在“蜜月期”。沃爾比約夫、古謝夫、尼古拉耶夫、加夫裡洛夫、薩韋利耶夫等蘇聯專家還在大量培訓中國人員。二錢的高升，與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大談第三次世界大戰招致赫魯曉夫反感從而開始現出中蘇裂隙有關。在毛看來，蘇共20大以后中蘇兩國將出現意識形態分歧，因而必須另起爐灶。沒有這一背景，在美國呆了二十年的錢學森們不可能被迅速受到青睞，即使他們早已是中共黨員或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行。
1971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8周年良日，薩哈羅夫致信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就政治迫害、公開性、信息交換自由、信仰自由、民族問題、邊境開放、國際關系和若干內務外交政策等闡述了看法。最后指出：我國面臨的問題與20世紀整個世界危機密切相關。這些危機是國際安全危機，社會發展失去穩定、意識形態陷於絕境、對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義和非人道化的危險。薩哈羅夫特別強調，基於蘇聯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設性地、謹慎地、靈活而又果斷地解決我們的問題對全人類將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個月后，在沒有得到回復后（在斯大林－毛澤東式國家中，像這樣真正富於責任感、建設性和啟發意義的信函，幾乎沒有回復的可能。這種國家的統治者似乎已經忘記了禮尚往來之道。抑或龐大的官僚機構使這類信函根本不能送達。不管怎樣，新統治者不提供辯論可能，也拒絕進行任何實質性的對話），薩哈羅夫在國外把它作為公開信發表，並追加了一篇“后記”。再次表明自己的心跡：“我在認識到可能發生的熱核戰爭和大氣層試驗熱核武器的罪惡性質之后，約於10－12年前開始從事社會活動。”此后他在蘇聯發起了一場履行赫爾辛基協議有關系款的人權運動。
關於“運動”，薩哈羅夫特別辨析說，不應該引起關於任何組織或團體、甚至於黨派的想法。僅僅是通過某種共同行動方式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現象。至於他自己，“任何時候也未扮演思想家或者領導者的角色；每次公開發表的言論，所反映的僅僅是對某些使我激動的問題的個人意見。”
說得多好！沒有人會懷疑薩哈羅夫的勇氣。對於他而言，道德關懷永遠是第一位的。為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道德目標，理性、邏輯、分析和判斷的准確以及現實條件可能達致的限度，對薩哈羅夫這樣科學家出身、在世界上最強大最神秘的核武器制造中心機構工作多年的物理學家，極為重要，是他的重大責任和職業榮譽。
正是這種理性精神，使他不僅代表了蘇聯持不同政見人士的良知高度，而且表達了蘇聯社會自我變革的本質要求；使他不僅獲得國際科學界的普遍支持與世界和平人士的共同關切，而且對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等蘇聯最高領導人發生了罕見的積極影響。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林彪的政治報告號召准備打核大戰。蘇聯軍方鷹派人物制定對華“核外科手術打擊”時，薩哈羅夫是最早最堅決的反對者。他與索爾仁尼琴一樣，深切同情“處於牢固的，一點也不比我們輕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控制之下”的中國人民。但是同十億人口的國家作戰，將是一場啟示錄式的夢魘。俄國在一戰中損失了1500萬人，二戰中損失了3000萬人，如果同中國打仗，將損失6000萬人，“這樣的戰爭后，俄國人在宇宙中將不再存亡”。
這裡我要引用索爾仁尼琴的有關觀點。他在1973年9月5日《致蘇聯領導人的信》中專門談到“與中國的戰爭”。在他看來，如果中蘇之間開戰，將是人類戰爭史上最荒誕最可怕的一次。交戰雙方都將舉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為了保衛列寧著作中第533頁上的神聖真理，而不是敵對一方所認為的第335頁，將有6000萬俄國人和十倍於此的中國人死去。他稱，俄國頭腦清楚的人士已經“毫無成見地看到”：這種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黑風，是上個世紀末從西方刮來的，它折磨和傷害了我們的心靈。如果它現在繼續吹向東方，那麼就讓它吹吧！（這並不是說，他希望中國精神上毀滅）。他相信，我們的人民將治愈這種病，而中國人也會如此。——他希望不要太遲，要盡快地挽救我們的國家和保護人類。但是，經受過太多苦難的我們，
目前隻關心挽救我們的人民就已經足夠了。
作為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看得更遠。如果開戰，蘇聯強大的核力量將輕而易舉地摧毀中國還很有限的核武庫。蘇聯核專家們對於它們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准備都曾是他們直接領導的工作對象。但是，后果不堪設想，第一，蘇聯會在全世界名譽掃地，成為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戰爭罪人；第二，中國可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蘇聯遠東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將造成東北亞和日本的極大恐慌；第三，核打擊造成的放射性毒氣將彌漫大氣層，所有國家都會受到影響；第四，美國會容忍蘇聯使用核武器以解決政治沖突、哪怕是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嗎？
從1968年與蘇共核工業決裂以來，薩哈羅夫念茲在茲的就是兩大問題：每個人的權利、尊嚴、生命的不受侵害，防止人類墜入共同毀滅。他在與著名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等人的談話中預言，美國決不會坐視蘇聯與中國之間的核戰爭。他在精神和價值觀上了解美國，“這個偉大的自由新大陸責無旁貸的使命就是維護世界和平，遏制任何可能的核沖突。”蘇聯強硬派有種論調，畢竟蘇聯與美國都屬白種人為主的國度，而且有某種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國人在中蘇戰爭中起碼會保持中立，何況中共頭子毛澤東是那樣一個熱衷於暴力和戰爭、不可理喻的恐怖型暴君。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甚至認為，蘇聯解除中國的核武裝，是美國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極其深遠的
意義。蘇聯后貝加爾軍區司令扎哈羅夫元帥撰文，稱1945年發生在遠東的兩事事件共同導致了日本的投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率領的蘇聯遠東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鐵筒般的圍剿與粉碎”，以及美國對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1969年8月18日，蘇聯駐美國大使館授命正式知會美國高層，征詢對中國發動核進攻的反應。薩哈羅夫斷然拒絕這些分析，他強調，“一旦開戰，隻有一種結局：萬劫不復。”
1960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1969年的中蘇核戰爭危機，是20世紀兩次最嚴重的世界性危機。它們最終未能釀成核浩劫，歸根結底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核陰雲籠罩下的人類拒斥共同毀滅的意志佔了上風。其中，薩哈羅夫這樣與共產極權國家戰爭政策決裂的物理學家的良心力量，與愛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學界的人道傳統，成為最令世人信服和贊許的道義與理性因素。
我希望這兩大傳統也為中國科學界所認同並作為他們工作的指南。
蘇聯政府禁止薩哈羅夫前往奧斯陸領獎。麗安絲夫人對此“深感遺憾”，並將此與1936年希特勒政權阻止前集中營囚犯卡爾•奧西埃茨基領獎事相提前論。薩哈羅夫的妻子麗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儀式，並代為致答辭。我把1975年12月11日，薩哈羅夫為紀念諾貝爾而發表的書面演講附在本文后面，以表示對他的由衷景仰。
薩哈羅夫的人生原則是，絕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話，“不做臣民”。
他被譽為“人類的良心”，不論在俄國還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希望與精神的燈塔（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
他是二十世紀佔人類近一半人口的共產極權國家中的聖徒和先知，是俄國十九世紀十二月黨人以后偉大自由精神的繼承人，也是中國知識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國一切向往自由、尊嚴與人生及宇宙神聖的人們永遠的精神先驅。
1986年底，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與妻子遷回莫斯科。薩哈羅夫成為蘇聯第一屆國會中首位發言者。他沒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維”與“公開性”（它們已經夠開明不凡了），而是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專制制度。
與愛因斯坦一樣，薩哈羅夫把他許多精力和時間用於非物理學專業的社會問題。這正是世界科學界的一個偉大傳統。在探索宇宙奧秘、贊嘆大自然壯麗同時，真正的科學家必然會在內心深處喚發謙卑、感恩和救贖這三種神聖感受，也就必然會抗議一切人類不幸、丑陋和苦難，就必然會擁有殉道者式的命運。按中國傳統，這就是“求仁得仁”。
錢學森也發表了一些與其專業不相干的言論，除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和《大眾哲學》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類無稽之談外，又對地理、教育乃至沙、草產業和氣功發表了與其“科學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議論。
關於“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錢認為將產生一場21世紀新科學革命，甚至比20世紀量子學和相對論還要偉大。我本人曾接觸過嚴新、張洪堡等“大師”，我的印象是，在他們那些故弄玄虛的表演中毫無神奇，更無偉大可言。
錢學森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歷史不會忘記，錢學森、何作庥等“科學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中，堅決站在專制當局一邊。歷史不會原諒，在一代青年人為中國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鮮血和生命代價的1989年，錢學森站在劊子手和屠夫一邊的紀錄。
1937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上台執政，一名德國技術物理學家以掃出任納粹物理學會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萊等納粹頭目証明，物理學及其教學和基礎研究，是戰爭事業至關重要的部分。他建議說，一切不利於德國最高戰略利益的知識分子和理論，都應加以清除和驅逐。
在我們時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義和多元共存對立面的科學界人物，錢學森算是他們的代表。應該以某種特殊的人道關懷提請那些喪失獨立立場的“科學工作者”，注意和檢點自己的選擇，慎重思考自己的責任。
現在，這位“偉大的愛國科學家”去見他的祖宗德國猶太人卡爾•馬克思了。錢學森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最高概括，也是現代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科學）的最高概括。
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書愛德華•伯恩斯坦將其《自然辯証法》手稿送給愛因斯坦過目。一名斯大林主義者霍耳登在為該書英譯本所作的導言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們的經典理論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經用閱讀列寧格勒《哲學筆記》的方法治愈了多年胃病（這篇導言因此傳遍歐美兩大陸，當然引起了嘻笑：俄國人太幽默了！）。
愛因斯坦瀏覽了恩格斯那本書后對人說，它沒有任何科學價值。又一名斯大林主義者斯特魯伊克暗示說，愛因斯坦剛剛看了幾頁《自然辯証法》，就被其重大價值所吸引。1940年6月17日，愛因斯坦就此回復說：愛德華•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給我使用。我的評語是指整個手稿而言的。我堅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夠看到，在這樣長的時間后，他所作的謙遜的努力竟被認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會覺得這是很可笑的。
據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切阿諛奉承都深惡痛絕。一些中國人如毛澤東之流，聲稱死后到馬克思那裡報到。這又使我想起了一則故事。列寧去敲天堂之門，看門的保羅問他找誰，答曰求見馬克思，又問是他什麼人，再答曰“馬克思的利息”。又據悉，馬克思在門那邊聽到了，當著保羅的面轉身走了。毛澤東們如果早早知道了這個小故事，他們大概會萌發一點自知之明，不再提“報到”事宜。
認祖歸宗，是中國每一個農民和小民無需灌輸的信條。偉光大的毛和聰明絕頂的錢活到耄耋之年怎麼就非要認一名19世紀的德國人為祖宗呢？何況人家並不領情。
趙越勝先生近日有《輔成先生》問世，可字讀。
周輔成先生也活了98歲，他是“仁者壽”的典型。
我不知道錢學森屬於那種類型。我相信，在他死后兩天時間有一個不相干的人寫了這麼些拉雜文字，並且把他與愛因斯坦和薩哈羅夫並列，是過於抬舉他了。
據悉，黨國全部最高領導將前往參加錢學森追悼會，他的最后頭銜變成“同志”。誰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誡的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為一名終身參予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導致世界毀滅的人舉行“國葬”。這是極端危險的動向，請當局慎思.........************************************************************
生軌跡, 一 Tong5 Peng2 Hui 踮1968年讀的重要文章, 作者 薩哈洛夫 [110] 長篇, [摘自 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 作者：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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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秉輝在11:07pm對2009 十一月 15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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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秉輝 剛剛 的評論
刪除評論 ' 1975年10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和平獎授於安德烈•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該委員會主席奧瑟•麗安絲夫人在演說中強調，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獨立於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和個人，該委員會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或方便妥協或其他機會主義的支配。她稱，授予“我們時代偉大的人權斗士之一”薩哈羅夫是該獎的一大榮譽。“薩哈羅夫開展了強大的、不妥協地反對濫用權力和所有形式的違反人的尊嚴的斗爭。薩哈羅夫令人信服地証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權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她介紹說，薩哈羅夫32歲就入選蘇聯科學院，兩次被授予列寧勛章，一次斯大林獎，三次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68年薩哈羅夫由對蘇聯當局的失望而獨立地選擇自己的命運。該年他發表了自己
的“宣言”：《進步、和平共處和知識分子與自由》，他意識到地球上的文明毀滅的威脅，那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后果。他堅持認為這種危險隻能以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為此蘇聯必需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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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ent from Heng-fu Hsu, Houston, Texas:
' heng-fu hsu to bay
show details 7:47 AM (3 hours ago)
真正讀完就知錢是多麼沒有道德勇氣、缺乏人性良知的侏儒懦夫、相較與同時代的西方傑出科學家兼道德巨人愛因斯坦與沙卡諾夫的堅貞清潔的良心、與當權對抗的勇氣真有雲泥之別ｏ老共供若神明的錢顯然祇是個自私自大卑陷無恥只知討好當道無視苦難同胞落井下石的小人、他為毛畝產萬斤的漫天謊言背書、致數千万人饑死,他風光時正是萬千文人受煎熬被摧殘之際、像台灣大廝拍老共馬屁說共產中國是千年盛世而未為與他以前一樣因言遭災正在受難的良心犯說一句鼓勵安慰的公道話！同樣是只顧自己的市場前途、皆是中國文化產出的聰明怪獸、只知為暴君效勞的奴才ｏ台灣青年或ＬＫＫ
若因看過此文而受僭洗成中國腦的話那台人跟本不可救、無救、不需救無疑！我沒這麼悲觀！看完全文令我對愛沙產生無比的敬意對錢則
夷視不堪、只能當反面樣板、正如Allen所云台灣人自有主見、沒那麼笨！Ｈ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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