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

[顏雪花Catherine Yen]

★女性主義

凱特‧蕭邦(Kate Chopin 1851-1904)的「覺醒」(The Awakening)，原名”A Solitary Soul”(孤獨的靈魂) 是描寫一位女性內在世界的慾望，以真我去面對自己的生命；她的決心造成她與朋友、家庭間及當時社會所主宰的價值觀極大的衝突。本書在其百週年出版時，終於獲得美國文壇應有的讚許，並視之為經典，然而這已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事了。”The Awakening” 在默默無聞中凋零，長達六十年的時間無法在美國出版。早期的評論者指控此書不道德或稱之為非道德性的情慾小說，以致此書繼續被忽略，除了少數重要的評論家之外。然而此書的出版卻因為法國的因緣，反而於1953年在法國印刷出版，由Cyrille Arnavon翻譯並對 Kate Chopin做很長的介紹，她的作品也因此與愛倫波(EdgarAllen Poe)、福克納(Faulkner)並列美國重要作家行列，並因此獲得廣大法國讀者的青睞，而她的故鄉~美國卻依然等閒視之。Kate Chopin大概從沒有想過，當年她僅僅由這本小說攢到少於150圓美金的版稅，而一直處於負面批評的這本大膽的作品，在遲來的今天卻是如此的成功。凱特‧蕭邦的「覺醒」最常被拿來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做比較，而兩人最大的差別是，凱特對書中的女主角 Edna Pontellier並沒有責難，但福樓拜卻對包法利夫人艾瑪(Emma)做出批判；托爾斯泰也對安娜‧卡列利娜做出批判，雖然後來他說，他寫安娜‧卡列利娜時，他感覺美德都動搖了。

 

而安奈伊斯‧琳(Anais Lin 1903-1977)，她是法國-古巴作家,十一歲開始以日誌方式書寫達六十年，她的色情文學及短篇小說包括「維納斯之丘」 (The Delta of Venus)及短篇小說在她死後才被出版。Anais Nin與美國作家Henry Miller之間的戀情曾被搬上銀幕(Henry and June)。 Anais Nin 勇於追求生命，三角、四角、同性戀情、重婚，在個人意志高於婚姻制度下，以及在丈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縱容下的個人主義，她在感情、情慾之間絕對是全憑個人感覺的。她描寫情慾以一種奇妙的畸形現象展現，這種現象透過強化、誇張、渲染、膨脹，有些邪惡的愉悅大概也只有作家了解了。

另一個生命型態是南西‧丘納德(NancyCunard)，我曾為她寫了一篇數千字的文章，她的特立獨行，於1920年代的塞納河左右兩岸周旋於多位詩人、畫家、劇作家之間，還為了黑人男友被攆出家門，是一個充滿左派、自由主義思想的奇女子，支持社會運動，出錢出力，我是真欣賞她的，連聶魯達自傳體的回憶錄都對她帶上一筆；她與可可‧香奈兒(Coco Channel)、佩姬‧古根漢(Peggy Guggenheim) 、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 )都是二、三零年代支持文學藝術的奇女子。我書寫安奈伊斯‧琳及南西‧丘納德是認為她們在做任何行為與決定之時是無所謂「犧牲」這個念頭的，她們以「自我完足」為目標，也就是所謂的她們有「精神獨立」與「經濟獨立」的條件。大學時代讀霍桑(Hawthorne1804-1864)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對其時代背景的保守主義，那對所謂通姦的男女主角，最後男人躲了起來，卻由女主角擔負了胸前被寫個adultery(A)的全部責任，而霍桑的年代與Kate Chopin是重疊的，後者晚了五十年，Edna在那時候以自殺收場，是符合時代需求的，在今日離婚便己的情況下是不該發生這種慘劇的。但現今聰穎的女性朋友是否非得要「不成為」傳統的「母親、妻子、女兒」才能證明自己是己身的主宰，恐怕還得由女性自己抉擇，此事關being's possibility的肯定與自信。然而21世紀的「紅字」是否就此收起來了，我是不相信的，只是女性終究可以侃侃而談這個議題，但是她們的丈夫如果還像Edna的丈夫Mr. Pontellier一樣錯愕地看著妻子的改變—追求政治、藝術、自由、泅泳大海的決心，那這個束縛仍可能是兩性一觸即發的關鍵。

 

人類有關承諾(commitment), 義務（compulsory) 的一切 或風俗、慣例 (institution） 所帶來社會倫理與教化，撇開這些被強制的、心甘情願的直接、間接因素，我在想，如果男人也會懷孕，這個世界的景觀會否完全不一樣? 仔細想想，這是一個怎樣的革命境界！這是我身為女性經常反思及冷眼世界的一點想法。一個真正進化的世界，所謂的男女平等，就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女人也不必每天依附美貌、向外求的物質、大談幸福來彰顯愚昧，尤其是脆弱的身份認同，因為這些質素都將成為娛樂品，人類如果不存在一點愚蠢何來樂趣？與其讀李某的粗糙女性主義，我們寧可讀辛波斯卡或西蒙‧波娃。婚姻制度在某個角度是人類的愚行，許多規範讓所有本可活化的東西死亡，但這個說法也不盡然是為婚姻中的躁動者脫罪；人類喜歡橫平豎直的安定，但又在安定中躁動，因為上帝創造人類時，就將理性與感情比例訂成1:24，感情幾乎控制著人類，而把理性擠到腦袋的一個角落，而理性中又有大部分混雜著憤怒與慾望，這些複雜的人類究竟要帶給世界什麼，他們恐怕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愚蠢成為唯一的出路，那是生命中唯一不必理解或解釋的樂趣。

 

台灣有許多人將李昂及她所寫的「殺夫」當作女性主義的典範，那我可不認同，因為那樣的故事是把事情講破做絕了。其實男女之間的互相對待，最簡單的就是回到尊重一個「人」的原點即可，就是不多不少，就是簡單地尊重對方是個「人」的identity。「男女平等」這句話從來沒有逾矩，它是遠遠高掛於「男女有別」的柵欄之前的，回頭看看自己母親或祖母在家庭的角色，其實我們就已了然於心，過去女性未獲平權的年代，一是因為教育權不平等，二是經濟權不平等，今日的貧困家庭依然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家庭裡犧牲教育權的，永遠是女姓，教育權的重要性在於能掌握「優先權」與「地位」。如果歷史不是掌權者與男性寫的，中國的「小人儒」不會如火如荼延燒數千年，我說的小人儒，是因為原來「儒家」原本美好的理論與精神被誤解、誤用而放諸政治、權術、及人性諂媚等的無所不用其極。依薩‧辛格說：「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其中一個便成為統治者」，其洞悉人性之透徹是深諳兩個人的互動在體諒、包容、依附對方較多的一方常常成為被宰制者，這種人性是一種因時間而造成的scheme work, 男人、女人都可能扮演這個角色。人類常在自己的肩上掛著兩個袋子，前面放自己的優點，後面放著自己的缺點，但人們總是忘記後面的袋子，意思是前者「自戀的彰顯」與後面「愚蠢的隱藏」，常是「人知」而自己「不自知」的窘狀。今日世界的鏡子如果重照穆斯林的女性世界，那些痛苦與不可思議的眼淚是可匯流成河的。

 

談女性主義自然不能不談西蒙‧波娃。她與保羅•沙特是把『伴侶』的關係擺在比「夫妻」關係更高的層次上，徹底的實踐了「男女平權」的兩性生活模式。只可惜在這世間裡，形式上與他們相同的伴侶不少，但精神層面上的認知卻有著天壤之別。這是少有的例子而且也是不容易的存在關係，他們在一起時都還有各自的男女朋友，以致後來西蒙‧波娃還跟沙特道歉，沙特回說不用道歉。人類除了靠腦袋也靠荷爾蒙活下去，這是沒有準則的，就順著自己的路行去，人生如果有輸贏，那麼結果差強人意的就幸運與感激，否則就願賭服輸，沒人能替你受罪。情慾愛情的終極論如果淪為只是兩灘口水的結合其實也蠻可悲的，要像Virginia Woolf與倫納德(Leonard Woolf)的無性婚姻，及後者的絕對尊重，這在世間也是非常少有的。

 

Virginia Woolf的成就，有很大部分來自先生的包容與支持；她是女性主義的先驅，她一生對女性問題保持熱情，她認為女人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與獨立的財產，就可擺脫男子的桎梏，並享受獨立思考及寫作的自由；她的 "Olando"(奧蘭多)裡變男變女的思維，那種勃發勇於蛻變的精神是令人驚艷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 George Eliot (喬治 艾略特)，本名 Mary Anne Evans(1819-1880)就是被 Virginia Woolf發掘的。 George Eliot 取男性的名字是想在大男人主義下的英國文壇被正視，雖然那個時代也有女性作家，但她們大多只是書寫怡然自得的羅曼史。另一方面，她也想維持自己的隱私，避免非必要的醜聞或被檢視，因她有一交往長達20年的已婚情人 George Henry Lewis.

 

崎嶇、錯綜複雜，甚至醜陋的人性給喜劇、悲劇、史詩提供素材 
誠實既沒有傳記也沒有魅力, 所以小說劇情因慾望燦爛，繼續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