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文戰線聯盟

戰後悲劇文學的延續與二二八事件的書寫

 

戰後悲劇文學的延續與二二八事件的書寫

──以胡長松、李喬、田雅各的小說為例

◎宋澤萊

一、戰後悲劇文學延續下來的原因

我曾經說過,戰後的台灣文學呈現了諷刺和悲劇文學雙主流的現象。我也曾說這是一種幻象,因為悲劇文學的大潮已經隨著日本統治的結束而中止了,戰後真正的主流應該是諷刺文學。不過,由實際的文學作品來看,戰後的悲劇文學還是那麼多,品質仍然不比日治時期差,要說它不是主流,確實是有點說不過去。為什麼戰後悲劇文學還是那麼多、那麼有力呢?其原因有二:

 

一個是戰後的某些作家以日治時期的文學做為寫作素材,他們寫了許多有關日治時期的歷史小說。由於日治時期的歷史是悲劇的,人心也是悲劇的,因此這些作家為了要重現當時的真實,他們就把歷史小說也寫成悲劇,他們的文風和日治時代的文風並沒有區別,只是日治時代文學的一種延續罷了。比如說鍾肇政所寫的《濁流三部曲》[1]《台灣人三部曲》[2],是悲劇作品;李喬所寫的《寒夜三部曲》[3],是悲劇作品;東方白所寫的《浪淘沙》[4],也是悲劇作品。在這幾套小說裡,大半的素材果然都是日治時代所發生的事件。又由於這三位作家已經不是日據時期的作家,他們創作這些作品時已經沒有壓力,他們更能夠馳騁自己悲劇的想像力於文學作品中,導致所寫出來的作品都貫串了整個日治時代,甚至把時間向前或向後延伸,作品都非常龐大,被稱為大河小說。由於作品分量如此之重,因此看起來戰後的悲劇文學依然相當有力。

 

另一個原因則與戰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關。本來,由於日本人的離去,戰後台灣人的悲劇情緒應該告一段落。但是隨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台灣人的悲哀、受挫的情緒有被延長的現象,假如當時作家能自由書寫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的悲劇文學作品現身。不過,隨著軍事鎮壓、清鄉以及白色恐怖的來臨,台灣人在80年代以前,文學上幾乎不敢提到二二八事件相關的事情,儘管濁流有一本二二八事件新聞報導體作品《無花果》[5],可惜出版後也被查禁了。漫長的30年之間,台灣的悲劇文學沒有成績,所產生的寫實風格文學是吳濁流、《笠詩刊》詩人、黃春明、王禎和……這些人的諷刺文學。實際地考察起來,除了鍾肇政悲劇式的歷史小說和女性家庭悲劇小說以外,戰後的30年以內,就是諷刺文學的天下。不過,來到了80年代,美麗島事件發生在先,解嚴發生在後,二二八事件的書寫禁忌被突破了,許多人提筆開始寫作悲劇的二二八事件小說、詩歌[6],配合著勃發的台灣民主運動,終至於壯大成潮。這時加上李喬和東方白又提筆創作他們的悲劇大河小說,於是悲劇文學成為一股能和諷刺文學抗衡的力量,竟至於讓人以為戰後的文學形成了諷刺和悲劇雙主流的現象了。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到二二八事件的文學創作對於戰後悲劇文學這股潮流的重要性。一方面,它壯大了悲劇文學;另一方面,它延續了悲劇文學的命脈,直到越過了公元2000年,都還有長篇的二二八事件的小說創作,使得悲劇文學很難在台灣的文壇上絕跡,這真是令人不敢想像的一件事。

 

二、二二八事件的書寫與悲劇書寫的關聯性

既然二二八事件的書寫對於台灣悲劇文學的延續如此重要。那麼,是否意味著二二八事件的書寫一定非採用悲劇式的書寫不可呢?為什麼台灣作家大半不採用傳奇﹝浪漫﹞或田園或諷刺的文學類型來寫二二八事件呢?二二八事件的書寫與悲劇書寫究竟有甚麼一定的相關性呢?

 

按照後現代歷史理論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的看法,任何的歷史事件,我們都可以用傳奇﹝浪漫﹞、喜劇﹝田園﹞、悲劇、諷刺四種方式加以書寫,它們之間並沒有真假、優劣的差別[7]。海登‧懷特的歷史撰述理論可以挪用到文學書寫上來作分析,特別是小說的創作。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小說並不一定非要用悲劇的方式來書寫不可,它事實上也可以用傳奇﹝浪漫﹞、喜劇﹝田園﹞、諷刺各種文類來書寫,結果都可算是二二八事件小說,並且我們無法論斷何者比較正確或不正確,它們要嘛都是對的,要嘛通通是錯的。譬如說,外省籍的作家林耀德曾寫了一本叫做《1947,高山百合》[8]的長篇小說,從內容來說,可算是二二八事件小說。由於涉及省籍的本位主義,這篇小說脫離了悲劇的範圍,變成了一本黑色的諷刺小說,他用一種譏笑或揶揄的態度來寫二二八事件。沒有人能限制林耀德這麼寫二二八事件小說,甚至很難指責他這麼寫二二八事件是錯的。可見二二八小說的書寫是任意的,沒有人可以規範它。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除了林耀德外,二二八小說的書寫幾乎都是悲劇的,其它的文類少之又少,譬如說,並沒有人用傳奇﹝浪漫﹞或喜劇﹝田園﹞來寫二二八事件小說。這說明了作家對於文類的選擇無法完全任意而為。雖然海登‧懷特的說法可能是對的:任何的文類都可以書寫某個事件。但是最終作家還是無法任意行事,他們一定會多方遷就。到最後像二二八事件這種文學書寫,還是以悲劇文類的採用佔上風。底下,我們將以三個作家的二二八事件小說為例來說明二二八事件與悲劇書寫的相關性,進一步讓我們瞭解:戰後悲劇文學潮流仍然延續下來的重要原因。

 

三、三篇小說的濃縮

〈一〉胡長松的〈金舖血案〉[9]

胡長松是福佬人,高雄作家。他的《槍聲》一書是台語小說,書寫了二二八事件時,彭孟緝的部隊如何在高雄展開血腥的屠殺,資料乃是來自於高雄地區居民對二二八的口述歷史,換句話說,胡長松並不完全虛構這些小說,他是有所本的,寫出來的各篇小說實際上是發生過的故事。

〈金舖血案〉是《槍聲》裡的一個短篇,描寫一個金舖的老闆如何在動亂中被彭孟緝的士兵搶劫然後再被槍殺的故事。經過我本人向胡長松請教的結果,這篇故事的口述原文係來自於《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談錄<中>》這本書,[10]的確是有所本的故事。我將它翻譯成北京話,並節錄摘要如下:

 

高雄鹽埕埔的玉寶山金舖就在大仁路大舞台戲院旁邊,處於三角窗的位置。這條街不乏有賣高級品的商店,例如眼鏡行、鐘錶店、金舖等等。街屋都是二層樓,屬於大政風格的清水紅磚屋。大舞台對面有個熱鬧的菜市場;東邊則是堀江商場;轉角過去還有一間日本人蓋的五層樓百貨公司,有升降梯,是最熱鬧的中心地點。早上攤販齊集在這裡,家庭主婦蜂擁前來買菜,人群雜沓;晚上燈火熠熠,身著洋裝的婦女以及身著西裝的紳士來來往往,甚至有全身芳香的姑娘們前來街道散步。他們有許多人都是玉寶山金舖的老主顧。

玉寶山金舖的老闆叫做劉興國,高雄在地人,四兄弟中排行最小。早年曾到台中寶珍金舖學習打造金飾,在二戰的末期,由於日本人實施「金統制」,台中的寶珍金舖本店不得不關門,劉興國也曾到斗六去逃避戰亂。戰後,1947年劉興國回高雄開業,在二二八事件時不幸死亡,當時年紀只有39歳。

    劉興國的大女兒彩玉回憶起在他父親被殺害前所發生的許多事:

    三月初一,她和家人聽到發生在台北大稻埕的抗議陳儀事件。

    那天晚上,擅長搞貪污的高雄警察局長童葆昭的轎車在「新高雄酒家」被人放火燒了,高雄出現趕走阿山的口號。

    初四,開始有槍聲,菜市場的人已經流傳著許多青年被軍方槍殺在火車站的消息;同時流傳說為了躲避報復,警察和外省官員都避難到高雄壽山和西子灣去了。學生在高雄中學聚集商量大事,市政府和參議院組成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初五,剛吃過晚飯,玉寶山隔壁的鐘錶店老闆楊德昌就倉促跑來,大聲呼叫劉興國,說:「國仔!國仔!國仔!」他要劉興國趕快逃難。

    楊德昌告訴劉興國說有電力公司的人員被大陸來的土匪兵槍殺在陸橋下,同時壽山的殺人將軍彭孟緝的軍隊隨時都會攻下山來,情況很不妙。

    劉興國坐在椅子上,拒絕逃亡,他認為他沒有做什麼壞事;同時逃跑也有

不便之處,他說:

「難道要抱著沉重黃金在道路上跑嗎!」

    老楊走後,劉興國嘆口氣,站起身,穿著木屐,款款地走到門邊,對著坐

在門口旁的女兒彩玉說:

    「會怕嗎?」

    彩玉定神看著對面樓房的屋頂,晩雲沉落,馬路上有台灣年輕小夥子背著

大刀在巡邏的影子,之外,沒有人。彩玉搖搖頭,意思是說她不怕。

    晚上,劉興國的太太睡不著,因為緊張,她的心臟猛烈的跳著,希望全家

人再到斗六避難,但是劉興國否定了她老婆的看法,再度重申他沒有做啥麼錯

誤的事情,不會有事!

初六,烏雲微雨,中午,劉興國正在睡覺,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部隊忽然下山攻進市區,經過陸橋,兵分兩路,一路從大公路到大仁路,剛好經過玉寶山銀樓,連續有好幾輛軍用卡車載著喧嚷的士兵出現。彩玉在金舖的門口看到士兵的頭盔和亮晃晃的刺刀。

士兵一出現,街道人家的門窗一時間之內一起關起來,被彭猛緝的士兵包圍的市政府那邊槍聲大作,但是大舞台的這邊沉寂得彷彿是個死城。

劉興國迅速的將黃金藏好,和一家人躲入半樓的一個小房間裡。從房間東邊的窗口,可以看見大水溝、菜市場,也可以由另一邊的牆的破洞窺看客廳的動靜。

彩玉看到街上有幾男人被士兵押著,往壽山的方向走去。

劉興國的老婆再度要求劉興國逃難,又被劉興國否決。

    那天下午,士兵移往他處去巡邏。街上有人將門打開,走出來,只是沒有了先前的熱鬧。菜市場的小販打開了菜攤子,才發現所有的東西都不翼而飛。有人說市政府那邊已經死了百人,同時晚間將要實施戒嚴。

    「沒事了!」劉興國嘆了一口氣,將金舖的門關上,又準備了融金油,想翻製一條顧客定製的項鍊。因為沒有電,他叫彩玉預備一支蠟燭。

    忽然,槍聲出現了──東西被打翻的聲音、腳步聲、呼喊聲交雜一片,十分接近他們。

    「躲起來,快!」劉興國大喊一聲。

     一家人霹靂啪啦,又沿著木梯,迅速奔上半樓去避難。

    這時,外頭有女孩子大叫開門的聲音,邊叫邊哭。原來是「誠德鐘錶行」的楊老闆的大女兒阿春的叫聲。

    劉興國趕緊衝下來開門,放阿春進來。

    阿春大聲哭訴說他父親已經被士兵打死了,士兵正在搶他們家的東西。她要劉興國趕快逃亡,因為士兵接著就過來搶金舖。

    劉興國的老婆也從半樓火急下來,加入勸告的行列,希望丈夫趕快由後們逃跑。

    「不行,我逃了你們怎麼辦。」劉興國仍然否決他們的要求,他說:「他們只是要黃金而已,不會有事。他們要啥麼,我就給啥麼,沒事的啊!」

    這時士兵已經來到門外。

   彩玉躲在四樓看著客廳,四五個頭戴軍帽、面覆長巾、手持長槍的士兵立即闖進來,將槍口拄在劉興國的胸膛,喝令劉興國拿出金飾。劉興國立即上樓,將金飾都拿下來給了他們。士兵們開始分錢,由於分配不均,吵了起來。他們又逼劉興國拿出剩餘的金飾。

   劉興國給了他們僅有的金飾後,士兵們非常滿意地大笑了。彷彿轉身就要離去,但是就在這時其中一位士兵突然開槍。

    「砰!」的一聲,子彈從流興國的胸膛貫穿而過,劉興國跌倒在地上,將融金油也打翻了,渾身淋滿了辛辣的融金油。

    劉興國當場死亡。

    彩玉的母親在半樓上看到這個情況,忍不住從半樓跑下來,抱著劉興國的屍體痛哭。

    這時士兵又朝彩玉母親的大腿內側開了一槍。開槍的士兵大笑一陣子,衝出門外,走了。

    隔日,由於母親失血過多,死在醫院。

    …………

 ……

 

〈二〉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一書中的葉貞子[11]   

李喬是客家人。這一本書所描述的二二八事件非常豐富,人物遍佈全島,範圍廣闊,而台灣人被屠殺的慘烈描寫也是空前的,也是震撼人心的。在寫作這部書以前,李喬做了很多的訪談,終於寫成這本書。這本書的主角有許多人,不但有男人,也有女人。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們只能濃縮介紹當中的一個主角葉貞子。

    這個女孩子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在台北公會堂大屠殺中,她僥倖未死,後被士兵逮捕關入監獄時遭到強暴,釋放回來卻發現懷孕了,她整個人幾乎都被摧毀掉,發瘋了。之後生下了一個孩子,取名叫做「蒲實」﹝怨恨的意思﹞。她一面要生活下去,一面又要面對這個孽種,在愛恨交集之下過著漫漫的人生。她以勇氣使自己在跌倒中再爬起來,卻走得非常艱辛。故事濃縮如下:

 

    台北公會堂事件中,有眾多的學生被殘殺死亡,葉貞子被死難的同學的血漬噴成濕漉漉的血人。他半蹲著,慢慢移動到公會堂兩個巨型的書櫥之間,把身子塞在夾縫裡,兩百個同學瞬間都被消滅了,他不禁哭起來。不幸,他的哭聲引來了那批「國軍」的注意,於是他被拖了出來,再被抬到窗口,身子被拋到三樓窗外,向下跌落,在墜落中她感到身子碰到什麼,手腳勾住了東西,使她緩緩掉下來。原來她被夾在一根簷下水管和牆壁間未死。很快的,她失去了知覺。

    她醒來,已經被關在「東本院寺」裡頭,也即是警總的情報室。

    葉貞子失蹤時,他的家人東奔西走尋找她,卻始終不得要領。經過兩個月,得知他被轉送到台中軍部的消息,家人才去領回她,當時葉貞子還呈現半昏迷狀態。

    貞子回來的第三天,才慢慢清醒過來,不過當母親問她這段時間去哪裡的時候,她又會陷入恍忽,尤其是怕醫生來看她,硬是不接受檢查。

    第七天,母親發現貞子懷孕了。在逼問中才知道他在被逮捕中遭到大陸兵的強暴。在悲痛之餘,母親默認了這件事。

    葉貞子在昏睡中常會聽到許多的聲音,包括槍的響聲以及強暴她的大陸兵的聲音。

    等他完全清醒後,為了克服自己的暈眩,在戶外走動,半意識下想處裡掉肚子裡的胎兒。

    因為懷孕已經三個月,他不敢去墮胎,只好使用土法,先用奎寧來催吐。每次他都用雙份,又喝大量的開水,以避免腎臟和肝臟受損。可惜一點點功效也沒有,甚至到後來奎寧一吞入胃裡就吐出來。

    五天之後,他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機當中,他常大嚷要到中山堂去演講,一大早就到國小的升旗台上大聲嚷著要抵抗大陸兵,有時就唱日本軍歌。

    葉家知道要讓小孩生下來最重要。

    葉母和兩個弟弟商量,決定將他送到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地方,然後再生下孽種。

    幾經商量,葉家將他送到花蓮港去。貞子有一位堂叔葉秋生在那裡開設一家木材鋸製廠,是花蓮三大家具行之一;不過只是託這個叔父抽空照顧她,並不住在叔父家裡。

    大弟秀雄幫貞子在火車站的東北方一千公尺的地方租了一個紅瓦房,位置甚好,可以俯視整個是街區又可以眺望太平洋。

    貞子在這裡仍然是瘋了的。母親必須回西部三天,就匆匆忙忙趕來陪她三、四天。

    日子流水一般的逝去。

    1949年2月,葉貞子終於在花蓮蔡昆芳婦產科產下了一個男嬰,母女都無恙。

    產前,葉貞子的情緒相當穩定。本來決定生了小孩後立即託人將小孩帶走,再由別人來養這個小孩,可是在小孩脫離母體時,貞子卻要求要看看這個小孩。為了顧及貞子的情緒問題,蔡醫生和母親商量暫時不將孩子帶走,讓母子兩人都回到紅瓦屋居住。

    一段日子後,母親苦勸貞子將小孩送走,然後復學將六年的醫學課程唸完,以免耽誤了前途,但是貞子卻不將小孩送走,她對小孩除了有視之如孽種一般的恨以外,居然也有愛。

    滿兩個月,她必須去報小孩的戶口,她為小孩取名叫做「蒲實」。這個字就中文的意思來看甚好,但是在日文上,他的發音乃是「烏拉密」,就是「怨恨」之意。

    報戶口五天後,貞子聽從家人的建議,到醫院去辦理認養手續,以便將來再婚。結果一位衛生所的課長認養了這個小孩,貞子有權利每週或每個月去探望小孩一次。

    後來,她找到了一家叫做「若瑟」的國小教書工作。在這個國小校裡她認識了教務主任楊武雄。

    既然教書,就要把「國語」學好,因此,她報考了縣政府主辦的「國語會話」高級班的課程,前來唸課程的人非常多,在這個班裡她認識了許多的朋友。

    東部的人都很老實,對外地的人都很好,尤其楊武雄主任對他情有獨鍾,很照顧她。

    葉貞子對武雄也有好感,但是擋在他們之間的是蒲實那個孽種。這個小孩給予貞子的情感是矛盾的。小孩可以滿足她的母性,她見到小孩會瘋狂的抱他一陣子,但是等到母性滿足之後,就升起了恨意,從小孩的影子中她被迫又看到屠殺者大陸兵的可惡影子。她也不知道要如何去處理這種矛盾的情緒。

    1949年,蔣政權開始敗退來台灣,5月在中國就引發了大逃亡潮。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不久也陸陸續續遷台,白色恐怖悄悄展開,國府喊出了要抓「匪諜」的口號,台灣又有大批的人被抓,在4月到7月間,在台北新公園、火車站、台北橋下都可以看到公開槍決「匪諜」的血腥場面,果然到了秋天,若瑟國小的大嘴巴老師紀秀如就被抓走了。也就在這時,楊武雄主任展開了對葉貞子的追求,她半開玩笑的叫貞子嫁給他。於是,兩人相戀了,同事都投以驚訝的眼光,貞子的家卻很高興。愛情將這兩個青年圈圍住了,隔離外界,彷彿要叫他們忘掉世間的苦難一樣。

    1950年,楊武雄主任決定娶貞子。日子選定在五月,婚禮從簡。

    婚禮後,他們搭火車到台東旅行,正當他們停在穗瑞一家溫泉旅館歇腳時,他們之間發生了問題。兩人洗完溫泉喝完酒後,寬衣解帶要睡覺時,貞子被強暴的創傷顯露出來了,她突然大叫大嚷,不准武雄接近她的身子。等她清醒過來後,承認他再也不能和男人作愛,她是心理上有病的人了。她請求武雄原諒她。

    由屏東回來後,貞子中止了這段婚姻,也中止了這段感情,她轉到一個叫做「鳳林」的小學去教書。

    …………

    ……

 

〈三〉田雅各﹝拓拔斯‧塔馬匹瑪﹞的〈洗不掉的記憶〉[12]

    田雅各式原住民。這篇故事顯然是田雅各所聽來的老一輩的布農族人士所說的二二八事件經歷,田雅各只是將它紀錄下來而已。   

     故事描寫二二八事件中原住民和閩南人合力抗暴的經過,以及原住民無緣無故的被殺事件,恐怖氣氛籠罩,重現了當時的真實。

        故事中的「我」是一個布農族山地人,服務於人倫派出所。「我」的上司巡佐是派出所的主管,閩南人,平常負責盡職,叫做「劉大木」。這兩個人的感情不錯,在二二八事件的災難中,相互提醒、相互照顧。但是無可避免的,到最後原住民還是有人無緣無故被大陸兵槍殺,而劉大木最終遭到逮捕。故事濃縮如下:

 

大陸人來到台灣後,閩南人的劉大木起先認為這些人都很好,所謂的「祖國軍」就是前來台灣解決亂象的軍隊,人們從此可不再被日本人殖民,無論如何是件美事。雖然,祖國軍隊當時衣衫襤褸,軍紀散漫,但是又有什麼關係呢?

1937年3月1日,人倫部落正逢插秧時節。「我」忽然看到三個閩南人出現在山路,奔向部落,好像有很緊急的事似的。在秧田的那一邊,那三個人和布農族的農夫交頭接耳一陣子後,不久,二十幾個布農青年和他們快速跑回部落,在學校廣場聚合,然後向水里坑而去。他們說絶對不會讓土匪進入濁水溪來蹂躪家鄉人。

在派出所,「我」遇到了劉木山。這位巡佐說,信義鄉各部落的年輕人都集合在水里,和水里的居民會合之後,全體武裝,好像以前要抵抗日本人一樣,大家相當合作,這次他們前進的目標是嘉義。

此時,劉木山以電話和平地的閩南人連絡,打聽消息。之後,劉木山告訴「我」,說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台北有一位賣菸的老婦人引起了軍民的大衝突。「奪鹵」﹝外省人之意﹞開槍殺人,終於引爆了台灣人和奪鹵人的一場戰爭。劉木山說台南正在激戰,濁水溪的青年已經組成自衛隊,企圖阻擋土匪進入竹山、水里,「奪鹵」就是大家所說的土匪。由於事情變化很快,「我」聽了以後感到很震撼。

劉木山提醒「我」,擔任警察職務的人不要涉入這件事情。

「我」好奇的去打聽有關昨日到集集去會合的那些山地青年的消息,才知道他們是和附近閩南村、客家莊的壯丁合作,一起去對付奪鹵。他們到集集的時候已經有人打勝仗回來。

「我」還沒有看過奪鹵,無法在大腦中描繪奪鹵的形象。劉木山則整天都在聽收音機探詢二二八事件的最新訊息。

四月的第一個禮拜一,劉木山告訴「我」,一位鄉公所的農業推廣員﹝閩南人﹞失蹤了。該位推廣員來深山教導耕作技術,一表人才,日語很好,和部落的人的關係良好。卻因為接觸頻繁,被誣旨在進行反政府計畫,從此失蹤。

同時部落熱心傳教的長者魯比斯和巴梭利也被抓到集集的分局去監禁。「我」立即去探望他們。七天的監禁後,分局長讓他們出獄,並告訴他們不要再傳什麼鬼福音,罰他們回部落宣傳三民主義,在監禁所裡還有十幾個犯人,都是閩南人。

劉木山日漸無精打彩,他無意中告訴「我」:土匪正在平地大搜索,恐怖的事件常發生,台灣菁英不明不白失蹤,恐怖行動必會很快進入山區。

不久,劉木山的閩南朋友「大木則」﹝日本名﹞和一位布農人的國校老師來往甚密,被誣指通匪,判處死刑。布農人巴契被捕,釋放後,得病而死。「奪鹵人」猶如「死鬼師」﹝獵鷹之意﹞盤旋在東埔上空不肯離去,,山林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奪鹵人進行掃蕩的地方。

秋天稻穀收成後,部落的男人趁著農閒打獵。「勞恩郎叔」的兒子尼安莫名其妙被三個人所殺,跑到警局來投訴。勞恩朗叔說他正和兒子在水里坑打獵,離竹山不遠,遇到三人,那三個人提著槍,腰間掛著奇形怪狀的東西,說那些東西會爆炸。勞恩郎叔去替那三個人提水,回來時,兒子已經躺在大石頭上,右臉頰右手燒焦變樣,石頭也炸了一道裂痕,那三人不見了,而尼安已經斷氣。

「我」陪著勞恩郎叔到了現場,並作調查,隨後埋了尼安,之後才回部落。

不久,劉木山不見了,劉的夫人叫「我」要小心。

在恐怖的氣氛以及領不到薪水的情況下,「我」終於辭句警局的職務,重操祖先舊業。

…………

……

四、三篇小說採取悲劇書寫的必然性

上面三篇小說,應該屬於低模仿﹝low mimetic﹞的悲劇。按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弗萊的看法,所謂低模仿的意思是指故事裡的主角不是一個英雄,他的才能不會比我們優越;而所謂的悲劇就是指主角成了犧牲品,並且故事裡擴散著對這位悲劇人物的同情。[13]

 

 

的確,上面三篇小說,都是典型的悲劇小說。故事裡的主角不但成了犧牲品,而且含有那種被命運緊緊控制住的悲劇成分。三篇小說都顯露了從天而降的巨大摧殘力量,叫人無所逃避,就像〈洗不掉的記憶〉這篇小說的「我」所說的:「奪鹵人」猶如「死鬼師」﹝獵鷹之意﹞盤旋在東埔上空不肯離去,山林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奪鹵人進行掃蕩的地方。這個「死鬼師」就是命運的推動者,它即將帶來巨大的災難命運。在毀滅的命運的進行中,被毀滅的個人絕無倖免的機會,就像是伊底帕斯王的悲劇一樣,他走向一條戀母弒父的命運道路,無所逃遁,最後以挖掉自己的雙眼來結束這一齣悲劇。在悲劇的過程中,一切的警告、一切的幫助也都告無效,人就此活生生地被埋葬了。〈金鋪血案〉裡的劉興國,沒有任何的勸阻能產生作用;《埋冤》裡的葉貞子,任何的關懷似乎都告多餘,她注定被活生生地摧折了。

 

我們讀了這三篇悲劇小說,心裡頭不禁長嘆著說:唉!多麼悲慘的人間啊!

 

那麼,為什麼這三篇小說會共同使用悲劇來寫二二八事件的小說呢?我以為不出兩個原因:那就是憐憫和恐懼這兩個悲劇要素所帶來的治療和警惕這兩個目的。

 

亞里斯多德曾經在兩千多年前指出,悲劇能引起觀眾的兩個情感。一個是憐憫;另一個是恐懼[14]。亞氏的這個看法事實上已經為我們指出悲劇書寫的兩個目的:

 

憐憫當然是指我們對故事中被害者的同情,由於同情,就會達到治療的作用。我們知道,二二八事件對於台灣人的傷害巨大無比。據官方的看法,至少有幾千人被殺,民間更指出有兩萬餘人被殺害,裡頭眾多人物是台灣的菁英份子,因此,二二八事件被稱為是瓦解所有台灣人反抗勢力的一種陰謀。由於傷害是如此之深重,叫人難以承受,彷彿我們都在那場災難中死了。它成了民族的一個傷痛,沒有人不想治癒它。二二八文學可以叫我們深刻地憐憫那些受害者,也就是憐憫了我們自己的同胞,在那裡,我們的情感不再是死水一灘或者是失憶麻木。由於憐憫,情感就動了起來,我們找到共同的目標,進入了一個承擔痛苦的共同體,在那裏一起飲泣,一起痛哭,我們的心情得到宣洩,變得彷彿被洗淨了一樣,閃閃發光。我們看到上面的那三篇二二八事件的小說,憐憫的成分是強大的,尤其是對劉興國、葉貞子都足以讓人落淚,我們也因此在流淚之餘,感到空虛和困惑的心被捐棄掉了,我們有了某種激動的、踏實的、清醒的新生命。這就是悲劇所帶來的特有的療癒作用,除了悲劇以外,其它的文類大概很難達成這種功效。

 

至於恐懼,當然是指我們害怕自己將來也變成故事裡的主角。這種恐懼,在看完故事之後,會變得更加強烈。凡是人一定會害怕自己變成伊底帕斯王,至少挖掉雙眼一定不好受。也就是說,沒有人不害怕變成劉興國或葉貞子。由於恐懼,我們就會把這些故事當成一種警告,希望將來台灣不要再發生這種悲劇,至少我們都希望,不讓自己的小孩受到這種痛苦。我想,二二八事件是件小說、詩歌在80年代後數量變多,大概和這個因素很有關係。說開來,大半書寫二二八小說、詩歌的人,必是台灣立場相當堅定的人,他們寫作的目的,不在於為書寫而書寫,而是有一定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警告台灣人,不要讓台灣的未來重蹈覆轍。我想,悲劇的書寫在這一點上還是佔了上風。

五、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寫作風潮還會延續到21世紀

儘管我指出越過公元2000年,台灣文學的主流已經慢慢由諷刺文學讓位給新傳奇文學。不過,由已經是21世紀的今天回頭看台灣的悲劇文風,似乎它仍然沒有結束。在2011年時,林央敏曾出版了一本《普提相思經》[15]的台語小說,這本小說足足有30萬字,描述細膩,內容感人。由於主角歷經二二八那場劫難,又歷經了整個白色恐怖時代,這篇小說變成一本徹底的悲劇小說,台灣人的苦難,緊緊地被壓縮在小說裡,叫人難以承擔。看起來,這本小說的重量並不輸給李喬或東方白的那種悲劇大河小說。不過,我們仍然可以預見的,這本小說絕對不會是最後的一本二二八事件小說,將來還會有更多的這種悲劇小說。

 

我這麼說好了:日本人的統治和二二八事件留給台灣人的創傷甚大,其陰影已經難以在台灣人的心靈中根除。只要台灣作家不忘台灣的苦難歷史,悲劇文學一定會再被創造出來,它沒有那麼容易就消失。當然,我們現在正歡呼台灣文學朝向新傳奇的文風邁進,但是在歡呼之餘,我們仍然願意看到悲劇文學繼續被創造出來。畢竟悲劇文學具有治療和惕勵民族心靈的作用,每個人都不能沒有它!

──2013、08、06於鹿港

 



[1]見鍾肇政著:《濁流》《江山萬里》《流雲》﹝台北縣:遠景出版社,2005﹞。

[2]見鍾肇政著:《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台北縣:遠景出版社,2005﹞。

[3]見李喬著:《寒夜》《荒村》《孤燈》﹝台北市:遠景出版社,2001﹞。

[4]見東方白著:《浪淘沙》﹝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

[5]《無花果》一書由1971年開始,長期被禁。2000年由台北草根出版社再出版。

[6] 小說方面可參見林雙不編:《二二八台灣小說選》﹝台北市:自立晚報,1991﹞;詩歌方面可參見李敏勇編:《傷口的花:二二八詩集》﹝台北市:玉山社,1997﹞。

[7]以上理論參見參見陳新譯,海登‧懷特原著,:《元史學﹝Metahistory﹞》(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頁1-55。也可參見黃建興:《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研究》(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頁187。

[8] 林燿德著:《1947高山百合》﹝台北市:聯合文學,2006﹞。

[9]見胡長松著:《槍聲》﹝台北,前衛,2005年﹞。

[10]《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談錄<中>》(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143~ 168以及頁251。

[11]見原文:李喬著:《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基隆:海洋台灣,1996年﹞

 

[12]見原文:拓拔斯‧塔馬匹瑪著《情人與妓女》﹝台北:晨星出版社,1992年﹞。

 

[13]見陳慧等所譯弗萊的《批評的剖析》﹝中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5月﹞頁12。

[14]見羅念生譯‧亞里斯多德原著:《詩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頁40。

[15] 林央敏著:《普提相思經》﹝台北市:草根,2011﹞

檢視次數: 2775

意見

您必須是成員才能發表評論!

加入 台文戰線聯盟

© 2019   Created by 胡長松.   管理小組

成員徽章  |  報告問題  |  服務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