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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回憶楊逵
──讀楊翠寫的楊逵傳:《永不放棄》有感
◎宋澤萊執筆
炎熱的暑期,在雲林縣的鄉下老家讀著楊翠最近完成的著作《永不放棄》,覺得很有意思。

颱風剛過的這幾天,雖然溫度如此之高,但是在午後總會下一陣雨。台灣的夏天總是「一雨成秋」,剛下完雨後,天氣就涼爽起來。我會趁這個機會,在村內村外,鄰居左右做一個散步。此時陽光破雲而出,萬物變得非常乾淨,田野草木青青,農舍的紅牆灰瓦發亮,放了水的廣闊農田反照天空雲影,遠處的中央山脈隱約可見,大地彷彿一幅絕佳的水彩風景畫。庭院前面,堂叔所住的那排五十年以上壽命的頹圮矮屋還滴著雨水;右側高大的芒果樹林生意盎然,翠綠的枝葉大半在高空連成一片,有些低垂到灰色的屋瓦來,與地上永不修剪的繞屋草木相互呼應;飛鳥不斷在林子裡叫著,尚且還有兩隻鶿鷺不斷在雨水未乾的屋瓦上跳躍。雖是從小就看慣的風景,也不覺得膩。之後,就回到屋旁的鐵皮棚,繼續看《永不氣餒》。

楊翠的這本《永不放棄》不斷帶著我回到了1975年夏天的東海花園。當時它在東海大學的對面,被遮蓋在一片翠綠的草木之中。大學剛畢業的我在東海大學門口停好車子,總是必須越過大學門口前的馬路,沿著一條溝渠,彎彎斡斡地往前走,最後看到一片種滿劍蘭的花園,又看到一間老矮屋,然後在屋前的鄧伯老的花架底下停不來,放下背包,坐下,然後看看楊逵在不在屋子裡,我要向他請教問題,與他談天。楊逵的這間老屋是由竹子、舊磚塊、黑屋瓦搭蓋而成的,已經十分破舊了;下雨的時候,雨水還會由屋頂滴落下來。睡覺的床就在客廳的一角,放著一個蚊帳,堆了一些書;另一個進門的角落擺著簡單的餐桌,是我與他偶而喝酒的地方。因為當時鄉下的我的老家也是這種建築,讓我感到十分親切;聽說房屋旁邊還有一個火葬場,我倒沒有仔細地觀察過。重要的是它坐落在一片的花園和草木中,四周全然綠色,那藍色的天空、飛過的鳥兒還有楊逵腳上沾滿泥土、挑著水桶澆花的姿影,共構了一幅農家的圖畫,叫人十分難忘。因此,我讀著《永不氣餒》,眼前一直出現東海花園的圖畫,與如今雨後我的村莊、我的老家還是極為相似。我讀著《永不放棄》,幾次無法分清我到底是置身在東海花園裡還是在我的老家。

這種感受真是十分愉快。

楊翠的這本《永不放棄》寫得真好。她的文字十分流暢清晰;富有感情;在某些段落寫得十分簡捷,卻熱情洋溢,具有力量,很能重現楊逵的性格與奮鬥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她是楊逵的孫女,也是歷史學家。這本書用編年的方法,有條不紊地、近距離地把他一生的重大事情都寫出來了,甚為完整,是認識楊逵的最好讀本。除此之外,楊翠老師也把與楊逵有關的歷史事件組織在這本傳記中,讓我們瞭解日本時代與戰後的許多社會運動事件與文壇狀況,引導我們進入台灣史之中。我想如果我們的國中生、高中生能人手一冊,不但能學到楊逵積極正面的人格;還能認識到台灣的歷史,所得到的利益就不只單一方面而已。

如前所述,我是在1975年造訪楊逵東海花園的人,當時,還沒有很多人知道東海花園在哪裡。就在那一年,我為楊逵寫了一篇叫做〈不朽的老兵〉的訪問稿,隔年發表在師大《師鐸》上,算是最早期的楊逵訪問稿之一。隨後我也翻譯了他寫的一篇日文散章叫做〈首陽園雜記〉。等到1978年我出版了《打牛湳村》小說集,有一些小名氣,我與楊逵的接觸更為頻繁,幾次一起出席文學的演講會場上。後來,在1979年左右,我以楊逵為範本,也寫了一篇〈秋陽〉的短篇小說,收集在我的《蓬萊誌異》的小說集中。一直到楊逵1985年離世之前,我們都還有往來。正因如此,常有研究楊逵的專家問我對楊逵的看法,我都保持沉默,因為我並沒有對楊逵做過專門的研究,所知道的幾乎就是「面對面的現象學式的經驗」,我怕說出來他們會笑話我。這次,楊翠吩咐我為《永不放棄》寫個序,我自知無法躲藏,因此,我要把這幾十年來隱藏在我內心的楊逵寫出來,與楊翠的這本《永不放棄》相互印證,也許有助於我們的國中生、高中生閱讀這本書也說不定。我總括楊逵的人格與文學,分成七點,略述於下:

1.永不氣餒的人
剛見到楊逵時,我對他的認識是很不清楚的。當時楊逵70歲,我23歲,整整相差了47歲。這是很難跨越的年齡差距,彼此很難理解;雖然我為他寫了訪問稿,但是對他還是停在點點滴滴的理解上。隨後,我不斷與他談話,也很努力讀台灣的歷史,慢慢就就比較能填補我與他之間的鴻溝。等到我能更深入理解他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害怕。

楊逵從日本時代到戰後,所有殘酷的遭遇都叫我難以想像,光是入獄的次數就達到10次,更不要提到最後被關在綠島整整有12年之久。他參加的社會運動與文學活動五花八門,叫人目不暇及。所遇到的恐嚇、威脅難以計算。坦白地說,像這樣的人生,如果是我的話早就自行放棄了,焉有活著的道理!但是,與楊逵在一起,你不會感到他身上曾背負過這些壓力。他常保持樂觀,對未來始終保持一種前進、瞻望的姿態。從小時候開始,我就常看到很多的大人嘆氣,對許多的事搖頭蹙眉。不過,這種負面的現象,你無法在他的臉上看到。楊逵就是楊逵,他有一種溫和的、持平的表情,盡量在富有衝擊性的事件中尋求一種瞭解與解決之道,不會有壞脾氣。我還記得,在1976年,中國大陸的四人幫垮台是一件大事,對於稍有社會主義信仰的人而言,簡直是晴天霹靂,為此而嘆息消沉的人不少。我當時只看到楊逵急於想瞭解這件事,但是卻不見他有慌亂或過多的情緒,而且,很快地,他恢復了一本平常,仍然叫人覺得他很樂觀。

日後,我一直在想,是什麼力量在支撐楊逵,使他能永不氣餒。我想是他對自己有一種特殊的評估與選擇所導致。楊逵選擇在台中東海花園當一個赤貧的花農,而不選擇在彰化田尾當個富有的花農,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我一直認為那是他有些故意的選擇。那就是他在想法與做法上把自己變成一個勞動者,而且是最底層的勞動者,使自己除了能勞動以外,一無所有。既然一無所有,就沒有甚麼可以計較與灰心。同時在這個世界裡,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佔了多數,他並不缺乏同志。而且世界的勞動者是永存的,任何的階級都可能消失,就只有勞動者不會消失,這些芸芸的勞動者就是他的支撐力量。他不斷返回到勞動者的地平線來眺望一切,就清晰地看到無限寬廣的前景與力量,除了勞動者是真實存在之外,其餘的可能都是泡沫。

簡言之,勞動者就是他的宗教和母土,除了這個以外,他不再堅信什麼。我想是這樣的一種自我的判斷與選擇,使他能在最壞的情況下,仍然維持一種樂觀、不氣餒的氣質。

2.一個不喜歡理論與教條的行動者
很難令人相信,我23歲時與楊逵見面,33歲時,楊逵去世。在這麼長的歲月裡,我斷斷續續與他接觸,卻沒有聽過他與我談起馬克斯主義。按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最起碼也要跟我提到「剩餘價值」「異化現象」「剝削理論」……這些東西;或者提到社會主義的一些宣言、教條;但是我從來沒有在他口中聽說過。與他在一起,並沒有增長任何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現在想起來有些遺憾。

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但是我從沒有聽到過他談寫實主義的理論,更不要說普羅主義。也許我沒有問他,所以他沒有機會講,但是我也在猜想,如果他講了,大概也緊止於三言兩語吧。這種情況有違常態,在我寫了〈打牛湳村〉那篇小說後,在思想界與文壇上遇到的前輩與同僚日漸增多。通常,每個人都喜愛談理論,並根據自己喜愛的理論,批評了不喜歡的理論;而且遇到我,還對著我當面說教,通常都很激烈,恨不得我馬上接受他們的教誨。我還記得當時「偏執」與「知識人」是連在一塊的,意味著知識人往往都過分具有教條、理論的傾向。但是,楊逵卻不如此。也因此,楊逵似乎沒有偶像。照理來說,馬克思、高爾基、魯迅……即使不是他的偶像,也應該常被他提及,可惜的是,他很少提到這些人。

我後來更發現,他不但沒有偶像,而且常批評那些想當領袖的人,我常聽到他批評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謝雪紅,對她想要掌握整個社會運動尤其耿耿於懷。他也批評當時綠島的政治犯中想當「老大」的某人,認為那是一種很不該有的行為。他的批評不只這兩個人,還涉及日本時代許多反抗運動的人物。

我慢慢發現,楊逵有一種對「權力」的厭惡感,他似乎覺得人一旦擁有權力就無足觀;僅管再好的人,一旦擁有權力,也就變形了。我想他不談教條與理論的原因也在這裡,因為我們知道,一種教條所以變成教條,一種理論所以被許多人接受,就已經變成了一種權力的工具,目的乃在控制人。所以,他寧願不談理論、教條,而願意去行動,因為行動是現在進行式或是未來式的,是往前更新的;與理論、教條企圖鞏固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3.能幫忙年輕人,向年輕人靠攏的人
我所以到東海花園找楊逵,最初的原因是我想盡可能認識更多綠島回來的人,因為我的本業是一位歷史教師,知道活生生的政治史就隱藏在這些人的身上。楊逵很能知道我的目的,所以他毫不猶豫地介紹我到一家烏日的塑膠鞋工廠做工,那裡頭都是從綠島剛釋放出來的政治犯,有統派的,也有獨派。我就在那裏認識了包括黃金島、吳俊輝許多人,對於我了解台灣史是很有幫助的。

當時,我在東海花園也常看見到許多年輕人的身影,包括王世勛、洪醒夫、林瑞明……這些後來在台灣文壇很有成就的人。我想對於林瑞明而言,楊逵對他的幫助最大,日後林瑞明寫了一本《楊逵畫像》,可說是他理解日本時代文學的基礎。

楊逵對於年青人的幫忙絕對不是僅止於口頭上的,我說過,他從不說教條、理論,所以對年輕人的幫忙都放在年輕人實際的行動上。我從沒有聽過楊逵批評過任何一個年輕學生,他不曾用意識型態來區分年輕人。對他來說,年輕人就是年輕人,每個人都能有各人的想法與學養,他不會想要改變他們。這一點導致了一個意外的結果,當初我所看到的出入在東海花園去找他的年輕人,如今很少有像他一樣是信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而且多數變成台灣意識非常強烈的人,這一點或許楊逵本人生前也想不到。我暗中感覺到,年輕人可能是楊逵的另一種信仰。大概來說,年輕人大半都是一無所有的人;特別是還沒有在社會上工作的學生,屬性更接近一個無產者,手上一點權力也沒有。因此,要楊逵不向年輕人靠攏是不可能的,他們才是楊逵信任的人,是攜手合作的絕佳對象。

總之,楊逵對年輕人的愛惜、照顧是極為個性的、本能的,沒有一些的虛假。1984年時,我在報紙上看到他與長跑小將蒲仲強比賽馬拉松,我就笑了,那就是楊逵的本性。與其說他不服老,想在體力上與15歲的小孩子較勁,倒不如說,他總是找機會向更年輕的人靠攏,因為那是他的另一種夥伴與戰友。

4.不能容忍虛偽造假的寫作
1975年,我曾在進行訪問時與楊逵談到楊肇嘉這個人。他說在1961年,曾受楊肇嘉的請託,寫一本楊肇嘉的回憶錄,也等於說寫一本《楊肇嘉傳》。我就說:「您在文壇上已經很有名,他請您寫傳,薪水一定很高。」楊逵說:「的確不少,不過後來我就辭掉工作了,傳記沒有寫成。」我說:「為什麼?」楊逵說:「因為楊肇嘉在他的傳記裡要我寫一段有關他的功績。但是顯然的,這段功績不是楊肇嘉一批人做的,我就不願意替他寫。因此,雙方有了歧見。我絕對無法容忍楊肇嘉想在自己的傳記中記載不實的謊話!」我說:「那時您不是很急著用錢嗎?這麼一來生活不就產生問題了嗎?」楊逵說:「的確如此,但是我就是不願意替人說謊。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當時,我聽了感到很驚奇,原來楊逵受聘替人寫傳記,不是完全相信對方的話,他還自己主動負起監督的任務,看看老闆有沒有說謊話!對於楊逵反對在文字裡說謊的這個脾氣,要等到幾年後,我成為鄉土小說家後才略有體會。

原來,楊逵在日本時代所從事的那一波鄉土文學運動,與戰後我們所從事的這一波鄉土文學運動是類似的。表面上我們都說是「寫實主義」,楊逵也會說他受到舊俄的作家托爾斯泰、果戈里與法國巴爾札克這些作家的影響很大,希望文學走入這條路線;我們這一代的鄉土作家也常如此說。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創作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除非是很有耐性、不理會新文學流派的人才會寫出托爾斯泰式的或是巴爾札克式的那種笨重的寫實小說。隨著文學的進步,我們的所謂寫實小說其實是接近於左拉、莫泊桑那種自然主義的小說。這種小說不是寫社會的貴族或中產階級的浮面生活,而是像科學家採取切片做實驗一樣,只寫社會的一個角落、一個片段,使之成為一種標本,用來擴大象徵整個社會;在人物上往往更接近於底層社會裡被壓榨、被放棄的人。楊逵的文學是如此,我們也是如此。這種文學更加要求「寫實」,形同現在的生活紀錄影片,盡量毫無修改地把真正的社會狀況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楊逵的小說就是這種小說。這種自然主義的文學家是很討厭造假的,也不容許自己造假,往往對歷史撰寫者充滿不屑,因為歷史家很少會寫到不起眼的小人物,多半都寫有錢有勢的大人物的事蹟,甚至就是帝王家族的記事簿,為了賺幾個錢,受聘的歷史學家很會說謊,是靠不住的;偶而有司馬遷那種誠實的歷史記載者,大家都給他掌聲。

帶著自然主義傾向的文學家會在心裡覺得自己才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是揭發社會真相的高手,他看不起自己與別人在小說裡做不實的報導,更不要說那些受雇說謊的歷史學家。我在很長的鄉土文學寫作期裡,就抱定這種寫作態度,對不真實的寫作嗤之以鼻。我在楊逵的身上發現他很激烈地有這種傾向。一來他對資產階級的人本來就有反感,再看到他們企圖想偽造歷史,焉能容忍。就在這個情況下,他也顧不得自己困難的經濟狀況,就一走了之了。

5.反對軍國主義的文學 
楊逵在寫作上是很謙卑的人,僅管他的《送報伕》在1934年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的第二獎,成為台灣文學進軍日本文壇的最先聲。但是我不曾聽他稱揚過自己的文學。我也很少聽他單獨批評過某個文學家的作品,他曾說他討厭虛無主義的文學,但是也沒有說是某個虛無主義的文學家。不過,獨獨對於三島由紀夫,他批評了很多次,而且可以說來到了厭惡的地步。

在1975年左右,台灣盛行現代主義,文壇上有幾個人翻譯了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金閣寺》等等小說,造成轟動。三島由紀夫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是日本戰後文學的大師之一,在日本文壇擁有高度聲譽,寫作了許多幻滅美學的作品,曾三度入圍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當時著作被翻譯成英文最多的作家,在1970年為了達到極端的政治目的而切腹自殺。當時,我也很迷三島由紀夫的作品,特別是對他的《太陽與鐵》一書非常地喜歡,也學習了他小說裡的自我心理分析技法。因此,我好幾次對他提到了這些翻譯作品。楊逵對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是有瞭解的,他直接了當地說三島由紀夫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嚮往者與實踐者,對人類懷有很深的恨意,心態是錯的,其作品大半也都是錯誤了。楊逵認為凡是作家,就必須心胸廣闊,有仁民愛物的理想,寫出來的作品才會對人類有益;像三島由紀夫這種作家,只能帶給人類的不幸與痛苦,僅管技巧再好,都是沒有意義的。

每次我提到三島由紀夫,他就否定一次。我曾對他說,台灣的翻譯者都是文壇名家,他們也許有翻譯的理由,很值得斟酌。楊逵點點頭,但是還是沒有對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有半點的肯定,也不認為翻譯三島由紀夫作品的台灣作家的行為是對的。當時,我尚未開始寫作鄉土文學,還不瞭解楊逵的苦心,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就能完全地理解了。我們知道,像楊逵這種半生與日本軍國主義戰鬥的作家,怎麼會不知道軍國主義文學的禍害。在日本戰敗的前幾年,日本文人在台灣成立的「文學奉公會」就是軍國主義文學的大本營,西川滿這些文人都是促進軍國主義文學的幫兇,楊逵這些台灣鄉土作家不知道看過他們多少倒行逆施的行為,吃了多少的虧,怎麼會同意這種作品流行在台灣!

楊逵的看法是正確的,文學作家的作品永遠不能以犧牲民眾的生命與幸福作為代價,凡是會帶給人類痛苦與不幸的作品,都不是好的作品,最好是不要寫出來,因為作品總是有某些影響力。晚近,我也慢慢領悟出來更深一層的寫作觀,那是一種叫做「捐贈的寫作觀」。我體認到自己的作品不但應該促使人類減輕痛苦,更應該把作品當成一種有用的禮物,少量或大量無償地捐贈給社會。當我想拿自己所創作的作品去謀求名譽或利益時,我的作品在那瞬間就變形了;我想取得某種東西的瞬間,恰巧就是我的作品的死亡。在很早以前我就有這種感覺,現在就更加的強烈了。我想我的這種感覺楊逵一定能完全同意。

6.用最少的文字寫出最偉大的故事
楊逵是我看過的能用少數文字寫成偉大故事的小說家之一。另外兩個作家就是法國的卡繆與中國的魯迅。他們都是很偉大的小說家。

我們知道小說是由許多的元素所構成的,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人物的塑造。一般來說,小說人物可以分成兩大類型:一種就是面具型的人物【又有人稱為扁平人物】;另一種是非面具型的人物【又有人稱為圓形人物】。比如說在一篇小說中,主角出場了,他是一個窮人,故事進展到某個階段,他還是窮人,到最後還是以窮人告終,他的性格、命運、行為特質都未曾改變,這就是面具型人物。反之,如果人物出場是窮人,故事進展到某個階段,他卻變成一個富翁,後來又變成是一個不窮不富的人,最後以大資本家的身分收場。在故事中,他的性格、命運、行為特質隨時改變,展開了種種面貌,那麼這就是非面具型的人物。這兩種人物類型,我們不能說哪一種比較好,因為都各有名著。當中,面具型人物的小說的篇幅通常都比較小【當然也有大型小說】,像魯迅的《阿Q正傳》、卡繆的《異鄉人》都是,楊逵則以《送報伕》有名。

這種面具型人物的小說通常都寫一種典型,然後由這個典型來代表幾千萬的人,暴露集體人類的共同特徵,雖然只寫一個人,卻代表千千萬萬的人,用修辭學的術語來說,就說是提喻【以一喻多】很強的小說。這種小說如果寫得好的話,焉有不偉大的道理。

楊逵的小說,多半都是面具型的小說,像《送報伕》這篇短篇小說,他以3萬3千個字左右,就寫出了台灣與日本勞動者一起被資本家剝削的事實,反映了1930年代勞動者的普遍困境,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小說。另外,像〈鵝媽媽出嫁〉這篇小說也是如此,花農一出場不久就被剝削,故事結尾還是被剝削;剝削人的醫生一出場就剝削人,故事結尾還是剝削人,都是面具型、提喻性很強的人物。這麼一來,看楊逵的小說就很容易了,我們很快就能瞭解小說要說的是甚麼。加以楊逵的用字崇尚簡潔,不使用過多修辭,不使用長句,讀起來就更容易。讀者的我們用很少的時間,就能了解一個大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喜歡讀楊逵小說的潛在原因,也是楊逵小說的最大特色。

我認為楊逵所以專寫面具型的人物與短篇小說,並不能證明他不能寫非面具型人物或長篇小說。因為即使是寫了一千多篇短篇小說的法國作家莫泊桑也寫過長篇小說《她的一生》。楊逵所以這麼寫,與他缺乏時間有關,由於要謀生、要做社會運動,他哪有時間寫長篇小說?等到他有時間寫作時,已經老了,時代已經不屬於他了,再寫小說已無多大意義。我們只能感嘆,時代太過吝嗇,沒有能給予楊逵更多的寫作機會,埋掉了他大半的寫作才情!但是儘管如此,憑著他所寫的這些有限的小說,他仍然是一個小說大家。

7.能捍衛台灣人尊嚴的作家
楊逵其實是一個有很深的台灣意識的作家,因此,他很能捍衛台灣人的尊嚴。

曾經有許多人當著我的面說楊逵是一個統派。他們因此認為楊逵沒有台灣意識,最起碼他把台灣放在第二位,所以台灣意識不明顯。持這個理由的人多半會用楊逵在1949年所寫的〈和平宣言〉事件做為佐證,說當年上海的《大公報》登載〈和平宣言〉的訊息,陳誠看了,就說台灣有中共的第五縱隊;所以楊逵就是統派。

我想,這麼說是太容易了。楊逵並不只是活在1949年那一年,他活了整整八十歲,思想與時俱進,昨日的楊逵並不等於今日的楊逵。更何況所謂的〈和平宣言〉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內容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永遠無法由陳誠的一句話,就說楊逵是統派。說楊逵是第五縱隊的成員簡直是荒謬透頂的說法,這句話與說楊逵曾經參加過中共的長征同樣不可思議!

我再舉一個我實際看到的例子,來說明他與統派有一定的距離。

他曾很關心美麗島事件。我不止一次聽到他稱讚姚嘉文,這個稱讚也是公開的,不只是對我說而已。他覺得姚嘉文是一個了不起的青年,有膽識又有思想,而且極具有行動力,把美麗島的庶務性工作做得快又好。由他的口氣看來,他並不反對具有台灣獨立意識的美麗島核心團體;假如反對,那麼對姚嘉文的稱讚就是一種荒唐。後來我才聽人家說,1979年《美麗島雜誌》創刊,他名列社務委員,對於當時黨外的菁英,他是頗為熟悉的。

這一件事足以說明他與統一派有一定的距離,而且隨著時間往前進展,距離越來越大。

我反而認為楊逵很早就具有他自己都無法控制的豐沛的台灣意識。為什麼呢?在1948年,楊逵曾在《新生報》副刊登出〈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一文,這篇文章由於提到「台灣新文學」這五個字,就引起外省作家對他的集體圍剿,開始鄙薄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並且宣稱這是「分離主義」,有意要採取實際行動對付他。楊逵只好再為「台灣文學」而辯,更加強調台灣文學的獨特性與必要性。楊逵在1948年的這個表現就是一個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人的表現。他真是一個先行者,像我與李喬一批人都必須等到1981年,才敢公開提到「台灣文學」這四個字,然而1949年,楊逵就這麼說了。不論1949年或1981年都一樣,當時還在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下,政治氣氛十分肅殺,你敢說出「台灣文學」四個字,就可能惹來牢獄之災。我與李喬一批人當然是因為具有台灣意識,才豁出一切、不可遏止地在一場「邊疆文學論戰」中說出「台灣文學」這四個字;楊逵也不能例外,他必然也是具有台灣意識,才挺身為台灣文學作辯護,這是當然的。

我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這些事實,盲目或一廂情願地說楊逵是一個統派並無助於真正地認識楊逵,只能對楊逵更加深誤解而已。

以上,我就用這七點來說明楊逵的人格與他的文學,希望對閱讀《永不氣餒》的青少年們能有所助益。是為序。
──2016、07、21寫於雲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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