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文戰線聯盟

理想的國度﹝辛波絲卡的詩﹞

◎宋澤萊

0.

因為我不懂政治,只懂文學,所以我只能以文學為指標,來陳述心中的「理想國度」。

同時,我也不擅想像,只能講事實,說一說過去的經驗,好用來「鑑往知來」,略窺所謂的「理想的國度」。

1.

70年代中後期那時,〈打牛湳村〉發表於《台灣文藝》之後,遲鈍的我還不很清楚這篇小說已經在文壇捲起了一陣的旋風。我按照旣有的進度,繼續寫我的小說。第一屆的《中國時報文學獎》開辦了,我剛好寫了一篇〈糜城之喪〉,很好的一篇作品,文字、結構、意義,都不比〈打牛湳村〉差,它顯得十分完整,顯示是我一系列小說中技巧的頂峰之作。我就想:「投到《中國時報》去比賽吧,大概會入圍得獎吧。」這麼想就這麼做,我寄出了這篇作品,期待有回音。

在公布評審結果的前幾個禮拜,〈靡城之喪〉的原稿意外的落入了某家雜誌社的手中,當時,我簡直驚訝的說不出話,因為我明明是投稿《中國時報》,怎麼稿子會外流到雜誌社呢?雜誌社的主編告訴我:「《中國時報》的主編不讓它進入評審會,因為你的小說批評了日本時代的漢奸,他們不敢得罪這個家族,所以他把這篇小說抽掉了,我們把它偷出來,在地下流傳著看。」

我聽了,一句話也不說,完全不想發表意見,因為我知道,自從台灣成為殖民地以後,殖民地的子弟只能是個啞巴,即使是申辯,也不會有任何的功效,他必須把種種委屈深深的埋在心裡,直到他死,委屈就會自然跟他埋進墳墓,一切歸於無聲無息。

不過,我把寄望放在〈打牛湳村〉這篇小說上,因為我聽說《時報文學獎》附設了一個「推薦獎」,想頒給當時最有潛力的華人文學家,當時,包括大陸、星馬,香港,海內外已經有40幾個好手的作品被推薦,〈打牛湳村〉正是其中的一篇。

評審結果出來了,〈打牛湳村〉和一位大陸作家的作品並列「推薦獎」。

我高興了嗎?並沒有!意外的,我非常的憤怒。起因是諸位評審的言論在報紙登出來了,當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評論家不讓〈打牛湳村〉獲獎,這個評論家就是夏志清。他所持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打牛湳村〉一文裡出現了「福摩莎」這三個字,他認為,文學作品出現有關「台灣」的任何名稱是不被允許的。他似乎非常嫉恨「台灣」這個詞,非要把它在文學作品裡趕盡殺絕不可。我也很憤怒,覺得這種文評家簡直羞辱文學的神聖殿堂,他的年紀雖然比我大了幾10歲,但還是不懂文學,他還沒有意識這種「文學觀」已經使他落入了「文學地獄」裡,他的文學良心叫狗給吃了,但是他還大言不慚,毫無知覺,真令人作嘔。

我放出風聲,說我要拒領《時報文學獎》,以表抗議。後來主編說服了我,叫我不要給《時報》太難看,之後,我領獎了,但是真的很不愉快。

2.

《打牛湳村》這本小說集出版了,果然,它銷售速度非常快,很短的時間裡,幾幾乎要突破萬本,我驚奇的看著這個結果。這時的「鄉土文學運動」也已經在文壇取得全盤勝利,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擋它。

就在那時候,一個假日,我回到故鄉雲林。一位當了兵,已經下部隊的好友來找我,他的臉色鐵青,顯然受到很大的衝擊。見到我,口吃的說:「我在上莒光課的時候看到你。」我搞不清楚他說什麼,就說:「開玩笑,我都退役這麼久了,莒光課和我還有什麼關係?」他說:「不不,我說我在莒光課的螢幕上看到你!」我說:「不會吧,以前我在部隊表現平平,不足稱道,莒光課不可能會出現我的名字的。」他說:「真的,是有關鄉土文學,螢幕先出現《台灣文藝》的封面,然後出現鍾肇政的相片名字;之後出現《打牛湳村》的封面,又出現你的照片名字。電視螢幕說你們是一夥偏激份子,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軍中不得有人閱讀你們的作品,否則就是違禁。」

我聽了這個消息,心裡立即籠罩一層的陰霾,須知,當時我在學校教書,在校園裡,已經有特務專門在監視我,受騷擾免不了,但總是小意思,我很容易習以為常。可是現在竟然在軍中大規模的弹壓我的作品,硬叫450萬的國軍不能看我的作品,這裡頭一定有一種計劃性的陰謀,恐怕不會善了,要我不擔心是不可能的。

幸好,莒光課並沒有再來一次彈壓,否則恐怕就嚴重了。但是這件事叫我足足擔心了一陣子,適足以影響我的創作。

我曾經對鍾肇政先生提起這件事,他說他間接獲知這是關中那批人所做的好事,他也無能為力,因為整個國家的特務系統都操在這些人的手上,對鄉土文學進行打擊是很容易的,一切不足為奇,台灣作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可以繼續寫,也可以不寫,但寫總比不寫好,大概就是這樣。

我提起這件事,並不是單只為自己叫屈,而是提醒你,在台灣,軍方曾是那麼深刻的介入了文學的發展,1977年的那場鄉土文學論戰,軍方和官方企圖要逮捕鄉土文學家,該是如何的恐怖!

3.

1981年年底,我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舉辦的「國際作家寫作班」,在那兒成為寫作班的成員,會期是4個月。

這個寫作班的規模相當大,成員來自亞、非、拉、歐、美的作家,每個國家一個或兩個代表,都是一時的好手,叫人大開眼界。這些不平凡的作家在他們本國都已經很有名了,事實上年紀都不小,我幾幾乎是所有與會的成員中年紀最年輕的﹝不超過30歲﹞,這一點反而叫我有點擔心。可是叫我更擔心的是一路上國民黨政府對我的嚴厲審核和監視,我想當時與會的所有國際作家一定沒有人像我一樣的遭遇。

由於當時尚在戒嚴時期,我的出國變得非常困難,尤其「美麗島事件」發生不久,對於一個抗議派的台灣作家即將出席國際文學交流的這件事,國民黨政府當然會將之視為洪水猛獸,非要極力打壓不可。

我先在教育單位遭到盤查,一路得先找教育主管批准讓我出國,從學校的特務、校長開始簽章,一直到教育局、教育廳、教育部主管,處處找人說項、送禮,蓋了無數允許我出國的印章,經過這些教育界的特務訓話詰問、百般刁難,最後到了境管局允許我出國時,與會的時間已經過了2個月。

這時,與會的國際作家群已經由愛荷華州到紐約去遊覽,所以我必須搭飛機到紐約和他們會合。一下飛機,接待我的朋友立即載著我去參加了紐約新聞界所辦的歡迎「中國作家」的茶會,地點是一家餐廳,時間已是晚上。這個餐會來了許多大陸和台灣的職業記者﹝他們都是特務﹞,使會場不乏熱鬧。可惜,這個餐會不是為我辦的,一看就知道是為了中共的作家丁玲所舉辦的。主持餐會的美國人盡量問丁玲許多事,我只是陪襯。不過看起來丁玲也不敢回答太多真實的問題,因為四周佈滿中共的特務,有幾個特務明顯的包圍在丁玲的身邊,但對丁玲還算客氣,裝出一幅護衛她的樣子。我的情況才是悽慘,沒有人包圍我、護衛我,在餐桌坐下之前,幾個國民黨政府的特務叫我到一邊去,他們警告我:說話要小心,不得回答中共記者的話,否則將有禍事臨到我的身上!餐會結束時,中共的領事館的人員將丁玲接走了,而國民黨政府的特務一哄而散,沒有一個人理我,我變成被蹧蹋後遭丟置的棄嬰,剩下一個人萎縮在寒冷的10月天裡。

我馬上認明了一個事實:當時台灣的作家情況比中共作家還不如。就在80年代初期,中共當局對大陸作家還很關心,雖然防著作家,但總之還當他是一個作家。而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作家持什麼態度呢?那就是完全的漠視、打壓、恐嚇、栽贓,將台灣人作家當成敵人來看,盡量欺負作家、賤視作家、貶損作家。從日本時代以來,這種情況並沒有改善!

我暫時在一個紐約的朋友家作客,第二天,朋友告訴我,有兩個國民黨政府的特務要找我談話。我說:「不和他們見面不行嗎?」朋友說:「不行,凡是他們點名的人一定要和他們見面,他們要作特務紀錄,好向國民黨政府交差。」

於是在紐約街道旁,一家矮矮的,簡陋的咖啡廳裡,我和這兩個特務見面了。他們漫無目的的問我這回參加「國際寫作班」的真正目的,我只能告訴他們想增廣個人的見識。他們也很坦白的告訴我他們就是國民黨的海外特務,還故作神秘的說他們擁有很大的權力,我能不能回台灣完全操在他們手中。最後他們露出了真正的意圖,當中有一個故作唏噓地說:「你是不該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的,這對你非常的不利,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下一波就輪到你們被抓,我非常擔心。」另一個則嚴厲的說:「我不怕你知道,美麗島事件就是我們的計謀。但是你在愛荷華這2個月,嚴禁你對別人、特別是外國人說起美麗島事件,否則你將後悔莫及,你不要以為在美國就可以很自由,相反的,我們在這裡的監視比起台灣更嚴厲,你的一舉一動我們都很清楚,你的每句話我們都會知道。所以你最好小心!」

他們說完,走了,我不知所措的走出咖啡廳,只記得10月紐約街頭的楓樹葉子幾乎都掉光了,而咖啡廳裡的黑人靈歌猶在耳邊尖聲高叫。

之後,2個月在愛荷華大學裡的情況不言可喻,我變得非常的沉默不愉快,雖然我和大陸作家丁玲、趙季康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們住在同一棟公寓裡﹞,丁玲還告訴了我許多以前有關她被關在秦城監獄以及時下中共對她的待遇,但我總感孤單,除了和隔壁房間的一位印度作家外出到到超級市場買東西外,我幾乎不出公寓一步,整天我都想著台灣人作家以及台灣人的命運,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一定要把國民黨政府推翻,否則台灣人沒有前途!

4.

國民黨政府和文化特務對我的騷擾只有這些嗎?不然!之後還有更多更厲害的。可是,在這裡我不願意再說。

我所以會提起這些事情,乃是因應今天初安民所定的題目「理想的國度」來寫。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個理想的國度裡,不應該發生我所說的這些文壇的邪惡的事!很不幸的,台灣在過去有層出不窮的這種事。這些事阻礙了作家抒發真理、和平、喜樂的篇章,讓作家在壓迫、恐嚇、威脅中困頓行走,他們走得何其的不確定和缺乏信心,有時甚至完全盲目了,終於寫錯了,他們本來都有一個比一般人優秀的靈魂,卻因為沒有了一絲絲的水流和陽光而乾枯了,他們背負不實在的、栽贓的罪名,努力想當個作家卻飽嚐痛苦!假如台灣還有什麼要奮鬥的,那就是在文壇上應該禁止這些醜行再發生。同時,我還不至於昏聵到說這些壓迫完全和族群壓迫無關,請注意這些壓迫事件,每一件都有外省人參與其中。但是我寧願忘記它們是族群壓迫,我盡量把它們想成是國民黨對我的壓迫,否則我會墮入永無出路的仇恨中,我會很難活下去!我總有一個希望:但願台灣的各族群都能互相扶持,彼此效力,你擁護我,我也擁護你,將文學文化推向一個高度,彼此讚嘆欣賞。

這麼說,我仍然沒有說出真正的「理想的國度」的情況,這真是遺憾,作家是不能沒有理想的。我身邊恰巧有諾貝爾獎詩人辛波絲卡的兩本詩集,裡頭剛好有一首〈理想的國度〉,是她在1970年代中期所寫的詩,當時,波蘭還緊緊的控制在共產黨的手裡,她對「理想的國度」當然有極其迫切的盼望,這首詩剛好可以補我在這篇文章的缺漏,現在我試譯如下:

理想的國度﹝Utopia

◎辛波絲卡著 宋澤萊譯

島嶼處處都乾淨

你的腳下有堅固的地面

除了抵達的地點沒有任何更有趣的地點

灌木在證據的重量下彎曲

「有根有據的假設之樹」生長在這兒

其樹枝因為遠古難明的時光而解除糾纏

「理解的樹」,眩目的直和簡單,

靠著「現在我抓住了它」的春天而急速成長

更濃密的樹林,更寬廣的遠景:

那個「一無隱蔽的山谷」

假如有任何的懷疑升起,風兒馬上驅散它

回音不再只顧回響

急切解釋所有世界的秘密

在右邊有一個洞穴存放著意義

在左邊有一個「確定的深湖」

真理從湖底冒出而泡沫抵達湖表

「不可搖撼的確信之塔」在山谷之上

它的尖端提供「事物存在」的確定觀點

一切都很迷人,這個島嶼不被佔居

模糊的足印散落在海灘

一無例外的朝向海洋

好像你能做的只是離開

跳入,不回頭,深深進入

進入不可測量的生命中

後記:本文曾發表在《印刻生活誌》上。

檢視次數: 262

意見

您必須是成員才能發表評論!

加入 台文戰線聯盟

© 2019   Created by 胡長松.   管理小組

成員徽章  |  報告問題  |  服務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