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Jan 與一位劉先生

[王貞文]

中斷的生涯，永恆的心

我們常痛惜：在混亂的世局中，許多生命之光正燦爛照耀之際，就被暴力硬加摧殘。我們也哀嘆：在獨裁集權的控制下，許多銳利的思考與美麗的詩情，硬是被迫沉默。在台灣，我們見到過太多許多被中斷的生涯，由不願當日本殖民地人民而流浪、客死異鄉棉蘭的府城進士許南英，到三十一歲就死在國民黨政府警察手中的數學天才陳文成，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地損失著火熱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地冷了下來，在威權與暴力前沉默。但是，這些斷斷續續的光與熱，卻不會完全消失，每隔一段日子，它就匯聚了力量，噴出熔漿，要將一個時代加以改造。

在那些斷斷續續的生涯裡，有著共同的一顆心，穿越時空，無私的、仁愛的、勇敢的心，那是堅持真理、義無反顧的心。

在捷克這樣一個處於強國之間的小國家裡，一樣有著太多被中斷的生涯，有太多被威權壓碎的生命。1967年至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華沙公約的軍隊無情地摧毀，1977年知識份子所發起的「七七憲章」，帶來的是逮捕與新的迫害，但是在1989年底，過去不斷累積的力量匯聚起來了，在「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帶領下，非暴力的抗爭終於成為一場「絲絨革命」，在沒有流血與暴力的情況下，共產集權的時代結束，民主時期開始，劇作家哈維爾成為這個新的民主時期的總統。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走在擠滿遊客的布拉格市街，只能在哈謝克（Jaroslav Hasek）筆下的「好兵帥克」圓圓的笑臉上，感受到一點被奧匈帝國統治的時代，人民以諧謔為武器對抗威權的血淚。也許在某個教堂牆上，留下與納粹軍方對抗到底的紀念，在廣場的一角，或有碑文紀念著在與威權對抗時，被殺害的人。然而，這個城市腳步快速地在追趕著全球化，逐漸在遺忘過去。那在威權與壓迫中不屈的、調皮而有生趣的反抗意志，在色彩繽紛的新時代，是否會只剩下無趣的、空洞的、表象的？那永恆之心是否疲乏而不再跳動？原本的力量是否已經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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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卡爾大橋上的聖人楊‧尼波慕克（Jan Nepomuk 1350-1393）為例。遊客擁擠著走過這位聖徒的腳邊，爭先恐後地用手來撫摸他的紀念像，期待因此得到賜福。然而，他的故事早已被改寫、被扭曲。

捷克土地上奔流的伏爾它瓦河(River Vltava, die Moldau)，是生命之源，也是毀滅的力量。楊‧尼波慕克的屍體曾在這條大河上漂流。在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裡，他擔任布拉格的主教，，護衛教會真理，勇於與君王對抗。因為不向君王屈服，他被逮捕，被殘忍地施以酷刑，並丟入伏爾它瓦河溺死，傳說中，五朵火燄伴隨著這具被傷害、侮辱的屍體，順流而下，點亮黑黝黝的河水，直到新任的布拉格主教囑人撈起屍體，安葬於大教堂裡。

面對權勢威逼，不改其志的人，在民間激起極大的同情與迴響。楊‧尼波慕克成為波希米亞人民心目中的聖人。在十八世紀，教廷正式封他為聖人。

原本楊‧尼波慕克所堅持的，是教會在任命主教與修道院院長時的主權與自由，他不許君王來干犯、主導，不讓國家的勢力來決定屬靈的領袖。但是在十八世紀的「開明專制」的統治威權下，有誰敢去強調尼波慕克以生命為代價所堅持的「教會的自由」呢？

於是教會當局編出一套較「無害」的傳說故事，來說明他的殉道。這個故事將一個敢言的人、敢與君王衝撞的人，變成一個聽告解的緘默者。傳說故事說：他守住王后在告解時向他傾訴的秘密，就是在王的刑求下，也堅持不吐露半字。所以君王將他刑求至死。

今天卡爾大橋上的聖像下，有青銅浮雕描述著他在聽取王后告解，以及後來被丟到河裡的景像。無數遊客的手把那一位聆聽者的身體磨亮了，但是他們所追隨的，卻是把一個敢言者變成一位緘默者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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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教會當局把楊‧尼波慕克塑造成一位堅守「告解者祕密」的天主教神父模範，是為了蓄意與更受愛戴的楊‧胡司（約翰胡司Jan Huss, 1372-1415）做一個區隔。就在尼波慕克殉道之後的二十二年後，布拉格卡爾大學的校長楊‧胡司，因為不願向教廷屈服，被自己的君主出賣，以異端罪被燒死於康斯坦思。胡司是宗教改革的先鋒，他的改革生涯雖被硬生生地被截斷，和那位與君王抗爭的主教尼波慕克一樣死於壯年（兩位死時都只有43歲），但是他的聲音卻沒有被湮滅，當一個世紀之後宗教改革運動的鋒火點燃歐洲各地，甚至當波希米亞民族重新站立起來，建立他們的國家時，他仍在說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與斯洛伐克合力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稱為捷克斯洛伐克，胡司成為這個新共和國的精神象徵。胡司明辯真理、追求自由的決心，伴隨著這個共和國經歷了納粹鐵蹄與蘇維埃的統治，一再受打壓，卻從沒有真的熄滅。

在第三位楊（Jan, John）的身上，我們再一次看到尼波慕克與胡司的不屈之心。哲學家楊‧帕托切卡（Jan Patočka 1907 – 1977）是「七七憲章」的發言人與主要的論述者。納粹統治捷克之時，他以一位年輕的哲學家的熱情，成為反抗運動的雜誌《捷克魂》(Ceska mysl)的編輯，為在集中營受難的人發聲。在共產主義時期，帕托切卡因為敢言，一再地失去他的教職，但是他卻從未停止一個哲學家的職份，通過私人的講堂，透過寫作，他的思想餵養著那個年輕人看輕國家的出版品，而好讀禁書的時代。在粗紙上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字句，詳細而嚴謹地討論著捷克的精神與立國的道德根基。

1977年，捷克一個充滿活力與批判力的音樂團體「宇宙可塑之人民」（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或譯：宇宙塑膠人)音樂會被鎮壓，一時民間對政治干預文化藝術的憤怒爆發開來，帕托切卡、哈維爾、與當過外交部長的哈葉克（Jiří Hájek）共同發起「七七憲章」，兩百四十二位文化界的人士簽名，強烈地要求政府重視人權、釋放政治犯、言論解禁。

共產政府對這一份文件的反應，是以逮捕、監聽、跟蹤、免職、以及種種禁制來對付在文件上簽名的人。七十歲的帕托切卡，勇敢地擔任發言人的工作。但是，他被傳訊，並在審訊次日去世。甚至哲學家的葬禮，也被嚴格地監控著。同樣簽署七七憲章的朋友，或入獄，或遭威脅，不能前往墓地。當民眾聚集，自動自發地為哲學家送葬時，政府出動了直昇機，「由一位奴隸架駛，明顯地要將共產主義的噪音，填滿這墓園，這墳塋，這具棺木。」（Ludvik Vaculik）紀念的歌聲，紀念的講道，沒有一句可以被聽見。一個不斷地被時代的影響打斷的哲學家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他的活力還會回來的。十二年後的「絲絨革命」，就是這被中斷的哲學思考的復活。而在多年之後的2008 年，中國的知識份子也以「七七憲章」的精神寫作了「零八憲章」。

很不幸地是，那包圍著帕托切卡之墳的直昇機和它的奴隸，也一樣出現在一個自認為開明，實質上卻是充滿威權思考的政體裡。2009年12月25日，發起「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北京的法院判處11年徒刑。面對世界各地對劉曉波的聲援與要求重視人權的聲音，北京政府置若罔聞。

雖是不被聽見，雖是被科技新時代的狂潮衝擊著，無力者的抗爭還是會繼續下去。因為投身民主運動而把自己的學術生涯都拋掉了的劉曉波，在受審時寫了一篇文章，陳訴他的非暴力堅持，他這樣說：「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 2009/12/23)

在這個世界裡，很多原本可以發展與綻放的生涯被暴力中斷，但是永恆的真理之愛，卻由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由一群人拓展到另一群人，由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永永遠遠地活著。

[胡長松]

足讚！「由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由一群人拓展到另一群人，由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有反抗精神的模範不斷鼓舞人類的自由佮覺醒的腳步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