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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的生涯,永恆的心




我們常痛惜:在混亂的世局中,許多生命之光正燦爛照耀之際,就被暴力硬加摧殘。我們也哀嘆:在獨裁集權的控制下,許多銳利的思考與美麗的詩情,硬是被迫沉默。在台灣,我們見到過太多許多被中斷的生涯,由不願當日本殖民地人民而流浪、客死異鄉棉蘭的府城進士許南英,到三十一歲就死在國民黨政府警察手中的數學天才陳文成,這片土地一次又一次地損失著火熱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地冷了下來,在威權與暴力前沉默。但是,這些斷斷續續的光與熱,卻不會完全消失,每隔一段日子,它就匯聚了力量,噴出熔漿,要將一個時代加以改造。


在那些斷斷續續的生涯裡,有著共同的一顆心,穿越時空,無私的、仁愛的、勇敢的心,那是堅持真理、義無反顧的心。


在捷克這樣一個處於強國之間的小國家裡,一樣有著太多被中斷的生涯,有太多被威權壓碎的生命。1967年至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華沙公約的軍隊無情地摧毀,1977年知識份子所發起的「七七憲章」,帶來的是逮捕與新的迫害,但是在1989年底,過去不斷累積的力量匯聚起來了,在「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帶領下,非暴力的抗爭終於成為一場「絲絨革命」,在沒有流血與暴力的情況下,共產集權的時代結束,民主時期開始,劇作家哈維爾成為這個新的民主時期的總統。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走在擠滿遊客的布拉格市街,只能在哈謝克(Jaroslav Hasek)筆下的「好兵帥克」圓圓的笑臉上,感受到一點被奧匈帝國統治的時代,人民以諧謔為武器對抗威權的血淚。也許在某個教堂牆上,留下與納粹軍方對抗到底的紀念,在廣場的一角,或有碑文紀念著在與威權對抗時,被殺害的人。然而,這個城市腳步快速地在追趕著全球化,逐漸在遺忘過去。那在威權與壓迫中不屈的、調皮而有生趣的反抗意志,在色彩繽紛的新時代,是否會只剩下無趣的、空洞的、表象的?那永恆之心是否疲乏而不再跳動?原本的力量是否已經潰散?




拿卡爾大橋上的聖人楊‧尼波慕克(Jan Nepomuk 1350-1393)為例。遊客擁擠著走過這位聖徒的腳邊,爭先恐後地用手來撫摸他的紀念像,期待因此得到賜福。然而,他的故事早已被改寫、被扭曲。


捷克土地上奔流的伏爾它瓦河(River Vltava, die Moldau),是生命之源,也是毀滅的力量。楊‧尼波慕克的屍體曾在這條大河上漂流。在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裡,他擔任布拉格的主教,,護衛教會真理,勇於與君王對抗。因為不向君王屈服,他被逮捕,被殘忍地施以酷刑,並丟入伏爾它瓦河溺死,傳說中,五朵火燄伴隨著這具被傷害、侮辱的屍體,順流而下,點亮黑黝黝的河水,直到新任的布拉格主教囑人撈起屍體,安葬於大教堂裡。


面對權勢威逼,不改其志的人,在民間激起極大的同情與迴響。楊‧尼波慕克成為波希米亞人民心目中的聖人。在十八世紀,教廷正式封他為聖人。


原本楊‧尼波慕克所堅持的,是教會在任命主教與修道院院長時的主權與自由,他不許君王來干犯、主導,不讓國家的勢力來決定屬靈的領袖。但是在十八世紀的「開明專制」的統治威權下,有誰敢去強調尼波慕克以生命為代價所堅持的「教會的自由」呢?


於是教會當局編出一套較「無害」的傳說故事,來說明他的殉道。這個故事將一個敢言的人、敢與君王衝撞的人,變成一個聽告解的緘默者。傳說故事說:他守住王后在告解時向他傾訴的秘密,就是在王的刑求下,也堅持不吐露半字。所以君王將他刑求至死。


今天卡爾大橋上的聖像下,有青銅浮雕描述著他在聽取王后告解,以及後來被丟到河裡的景像。無數遊客的手把那一位聆聽者的身體磨亮了,但是他們所追隨的,卻是把一個敢言者變成一位緘默者的傳統。




有些學者認為,教會當局把楊‧尼波慕克塑造成一位堅守「告解者祕密」的天主教神父模範,是為了蓄意與更受愛戴的楊‧胡司(約翰胡司Jan Huss, 1372-1415)做一個區隔。就在尼波慕克殉道之後的二十二年後,布拉格卡爾大學的校長楊‧胡司,因為不願向教廷屈服,被自己的君主出賣,以異端罪被燒死於康斯坦思。胡司是宗教改革的先鋒,他的改革生涯雖被硬生生地被截斷,和那位與君王抗爭的主教尼波慕克一樣死於壯年(兩位死時都只有43歲),但是他的聲音卻沒有被湮滅,當一個世紀之後宗教改革運動的鋒火點燃歐洲各地,甚至當波希米亞民族重新站立起來,建立他們的國家時,他仍在說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與斯洛伐克合力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稱為捷克斯洛伐克,胡司成為這個新共和國的精神象徵。胡司明辯真理、追求自由的決心,伴隨著這個共和國經歷了納粹鐵蹄與蘇維埃的統治,一再受打壓,卻從沒有真的熄滅。



在第三位楊(Jan, John)的身上,我們再一次看到尼波慕克與胡司的不屈之心。哲學家楊‧帕托切卡Jan Patočka 1907 – 1977)是「七七憲章」的發言人與主要的論述者。納粹統治捷克之時,他以一位年輕的哲學家的熱情,成為反抗運動的雜誌《捷克魂》(Ceska mysl)的編輯,為在集中營受難的人發聲。在共產主義時期,帕托切卡因為敢言,一再地失去他的教職,但是他卻從未停止一個哲學家的職份,通過私人的講堂,透過寫作,他的思想餵養著那個年輕人看輕國家的出版品,而好讀禁書的時代。在粗紙上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字句,詳細而嚴謹地討論著捷克的精神與立國的道德根基。


1977年,捷克一個充滿活力與批判力的音樂團體「宇宙可塑之人民」(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或譯:宇宙塑膠人)音樂會被鎮壓,一時民間對政治干預文化藝術的憤怒爆發開來,帕托切卡、哈維爾、與當過外交部長的哈葉克(Jiří Hájek)共同發起「七七憲章」,兩百四十二位文化界的人士簽名,強烈地要求政府重視人權、釋放政治犯、言論解禁。


共產政府對這一份文件的反應,是以逮捕、監聽、跟蹤、免職、以及種種禁制來對付在文件上簽名的人。七十歲的帕托切卡,勇敢地擔任發言人的工作。但是,他被傳訊,並在審訊次日去世。甚至哲學家的葬禮,也被嚴格地監控著。同樣簽署七七憲章的朋友,或入獄,或遭威脅,不能前往墓地。當民眾聚集,自動自發地為哲學家送葬時,政府出動了直昇機,「由一位奴隸架駛,明顯地要將共產主義的噪音,填滿這墓園,這墳塋,這具棺木。」(Ludvik Vaculik)紀念的歌聲,紀念的講道,沒有一句可以被聽見。一個不斷地被時代的影響打斷的哲學家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他的活力還會回來的。十二年後的「絲絨革命」,就是這被中斷的哲學思考的復活。而在多年之後的2008 年,中國的知識份子也以「七七憲章」的精神寫作了「零八憲章」。


很不幸地是,那包圍著帕托切卡之墳的直昇機和它的奴隸,也一樣出現在一個自認為開明,實質上卻是充滿威權思考的政體裡。20091225,發起「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北京的法院判處11年徒刑。面對世界各地對劉曉波的聲援與要求重視人權的聲音,北京政府置若罔聞。


雖是不被聽見,雖是被科技新時代的狂潮衝擊著,無力者的抗爭還是會繼續下去。因為投身民主運動而把自己的學術生涯都拋掉了的劉曉波,在受審時寫了一篇文章,陳訴他的非暴力堅持,他這樣說:「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 2009/12/23)


在這個世界裡,很多原本可以發展與綻放的生涯被暴力中斷,但是永恆的真理之愛,卻由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由一群人拓展到另一群人,由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永永遠遠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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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長松在3:00pm對2010 二月 8的評論
足讚!「由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由一群人拓展到另一群人,由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有反抗精神的模範不斷鼓舞人類的自由佮覺醒的腳步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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