籾山衣洲漢文白話翻譯五篇：〈論揚文會〉、〈論新學會〉、〈論學者宜用力譯書〉、〈催詩會記〉、〈感舊錄〉

[宋澤萊]

【題目】籾山衣洲漢文白話翻譯五篇：〈論揚文會〉、〈論新學會〉、〈論學者宜用力譯書〉、〈催詩會記〉、〈感舊錄〉

◎宋澤萊譯

1.〈論揚文會〉白話翻譯

我從前評論今天的學者說：「若要立身行行道，不能不通達當前世界的時勢。」後來又想一想，覺得未能盡意，就搬除桌上的書籍，拿起墨筆，想繼續申論一番。這時有一個客人推門來訪，說：「先生您不知道嗎？現在總督來台上任已經兩年，奮起意志努力治台，曾經舉辦三次饗老典【譯者注：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舉辦的敬老尊賢大會，想要藉著「老者」及「尊者」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達到收攬民心的功效。】不久又成立台北仁濟院【譯者住：日本政府為管理民間慈善單位，頒佈慈善規則，統合數個私人慈善單位，在1899年5月3日，共同成立這個公益慈善組織。】如今又將選擇三月十五日邀集全島科舉有成的人士，來謀求振興文運，取名叫做 『揚文會』。與會的人都是當世的俊秀人才，他們的議論文章必定相當可觀，實在是臺島未曾有的盛事。」 我聽了，不禁驚跳起來，說：「您說的是真實的嗎？那麼臺島的風氣應該從此就會起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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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揚文」這個詞早先是出現在《晋書‧夏侯傳》裡，說：「鄉里的徒眾、藐小的人物，曾經念過兒童基本讀物的人，都拿起筆墨，揚文作章，議論時政，論學說道。」接著唐明皇送王晙巡行邊塞的詩裡這麼寫：「先以武力威服邊遠地區，再揚文論說，肅清荒涼的城市。」臺島自從歸入我國版圖以來，六年已屆，此其間匪徒一再興起，凶暴肆虐，人民被殘害的，難以計算。因此用了國家的精銳部隊，希望能盡數掃蕩他們，再下達招降令，來宣達綏撫的政策。停了那個就換成這個，寬猛、剛柔並濟，不偏廢任何一個，無奈那些自稱盜匪首領的，或者在感恩下歸順，或者逃遁不知所終，當中就有一些殘餘匪寇仍然擺弄餘威。這些草地的盜賊，好比鳥類想求取糧食，饑餓時就成群結隊，吃飽就分離散去，假若能設法給他們糧食，就不會有想作亂的人，這就是「以武力威服邊遠地區……」這段話的意思，誰敢說：「不可以這麼做。」於是所謂的「揚文會」就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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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今參加揚文會的人，已經不是鄉里的無知徒眾，也不是藐小人物或只讀過兒童書籍的人可以比擬，他們不只有文章聞名於當代，甚至有服務於官廳，能伸展抱負，議論朝廷民間，能與人交際應酬，對於臺灣的治理方法有自己的發明，並非淺薄的人。假若他們能回鄉里把政令告訴所有父老，用一個人傳播給十個人，再用十個人傳播給百個人，再傳播到整個鄉或整個郡，那麼不論樵夫、漁叟都能體會朝廷的旨意，朝廷與民間就能相互疏通感情，危懼的心就開始能安頓下來，終至「肅清荒涼的城市……」就達成了，這樣不是一舉兩得嗎？不過世態變遷，如今不同於往昔，假如列名來參加揚文會的人，徒然攜帶他的文章來議論政治，離開時就自我安慰說：『我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那麼古代的賢人所做的就不是他所做的。提到士人想要立身行道，一向不可以沒有百折不撓的心，更何況參加這個盛會，已經足夠伸展自己的抱負了！古人有段話這麼說：『雖然有智慧不如能利用時勢，雖然有才略不如能等待正確的時機。』現在的確正是新學問養成的時機，本來就該利用這個機會學習新的西學，總督的用意料想就在這裡。不然就會像我所說的當學問風氣突然改變後，到最後往日所學的舊學問終於變成空虛一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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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聽了，恭敬應諾告辭。我就徹夜挑燈起草了這篇論述。

【譯者評論】這篇文章登載於1900年1月14日《臺灣日日新報》，第五版。重點在於說明了：總督府舉辦「揚文會」的目的不只是用來疏通總督府與台灣士紳之間的感情，還有一個目的是要是台灣士紳學習西學。這個目的後來在「揚文會」裡被充分地加以執行，總督府有安排士紳們參觀軍艦、發電所、軍隊訓練、國語學校、郵政局、化學實驗室、法院、銀行……等等這些科技產物與新式建設的節目，讓士紳們了解當前的所謂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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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揚文會〉籾山衣洲原文言文

※請查閱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出版社：國立臺灣文學館 ； 出版日期：2013/11/01】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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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新學會〉白話翻譯

「揚文會」到底是為了甚麼原因而舉辦呢？本意並不只是使全島的文士勤於寫作，援引經書史證，用來誇耀才學的工具；目的是用它來啟動大家學習西學，使臺島的讀書風氣漸入佳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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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私下談論過這個看法，卻不知道這種看法是否正確。不久臺灣南北響應呼召的士人，前來參加集會的約有七十多人，於3月15日【譯者住：舊曆】，在淡水館舉行大典，真是冠冕堂皇，旗幟飛揚，名流耆老交相進入會場，呈獻他們的詩文與策略，實在是臺島未曾有的盛事，到現在才算是把事情給結束。從此諸位文士們各人將要回到它們的鄉里，忽然有人來告訴我說：「剛剛蔡玉屏【即是蔡國琳，台南人，清光緒8年（1882）舉人，任臺南蓬壺兩書院教諭。更受命纂修臺灣通志采訪。光緒17年（1891）經許南英推薦任蓬壺書院山長，並與許南英等人共組浪吟詩社。日治明治29年（1896）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禮聘他襄校編纂縣志，特聘為委員，翌年任臺南縣參事。】告訴別人說：『敝人這次參加揚文會的心得很多。正準備回到南部後，創立一個『新學會』來獎勵啟發後進的學人，敝人雖然老了，還能自我勉勵一番！」我聽了，不自覺地走到來人的面前說：「真是了不起啊！這個人竟然能講這種話！」我所期待的果然不落空啊！提到風氣的更新，並不待先知的人來達成，而是等待後覺的人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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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私底下不免有憂慮，古人曾說：「天下熙熙攘攘都為利而來，天下攘攘嚷嚷都為利而去。」大概來說，今日天下人比古代人更有這個觀念，更何况像西歐各國的學術技藝鮮明完備，雖然他們早就以文明著稱於世，可是他們的人民大抵都以利益為優先，所以現在西學的學者，粗略認識西方的人情風俗，導至血氣未定的少年子弟只喜愛西學的華麗卻不學它的實際，浸淫久了就會趨於營利；趨於營利就會急於求進；急於求進就會傷於浮躁；傷於浮躁就會使得技藝膚淺無法探求奧妙了。我日本帝國講求西學到今天已經三十餘年，剛開始稍為患了這個弊病，然而日本神州是秀靈氣息所鍾愛的國度，有非常神奇偉岸的人士接踵而出現。現在就能與西歐各國並駕齊驅，並不差很多。這雖然是運氣導致，也是因為日本能能有一套培育人材的方法，彼此相互切磋終而使一切都走向美好。然而臺島又將會怎樣呢？有人說：「臺灣應該學新的學識，再用本來的聖教來修身，培育人材如果捨去這個方法還有其它的方法嗎！」臺島二百年來，孔孟的教化家家戶戶都能奉行，不過學者們有的沈潜在訓詁的學問裡，有的涉獵在古學裡，又怎能有時間求取實用的學識？所以導致學問方向漸漸與世俗的事物遠離，中等以下的人跟著棄置實用的學識而不講求，風俗人情從此就導致頹唐敗壞，這就不是聖人的本意。我私下希望台灣今天能興起新學會，再度復興起即將衰微的孔孟之道，在外學習文明日進的學問，在內講求修身齊家的學問，兩方面並行不悖，那麼少年子弟就不會傷於浮躁；不傷於浮躁就不急於求進；不急於求進的話，營利的觀念就不至於濃厚；營利的觀念不濃厚，那麼奇偉不俗的人士就會出現。如此，風氣不更新哪有可能？又聽說凡是古代聖人的道理都是能順應時代變化的，大抵都先用禮義來教育世俗，衣服器物則方便使用，法度制令也能順從時宜，由此看來學問應該隨著時代產生變化，這就是聖人的本意了。

【譯者評論】揚文會於1900年3月15日在台北的淡水館舉辦，是日治初期總督府對台灣士紳階級最大的一次招待會，一般人都認為這個招待會的目標只是為了溝通總督府與台灣士紳階級之間的感情而已，但是事實上並不只如此。〈論新學會〉這篇文章登載於1900年3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第五版。籾山衣洲明顯地表明「揚文會」的目的在於希望台灣士紳們能學習西學。不過，籾山衣洲也在文章中清楚地表示，揚文會的目的並不是完全主張拋棄舊有的漢人學問，因為擔心台灣未來台灣人由於過度崇尚西學，可能慢慢趨向於「利」而忘記「禮義」這些舊文化道德，所以還要振興孔孟之道。這裡暴露了總督府對台灣的文化改造論是屬於「中﹝日﹞體西用」的一種學說，還不到全盤西化的程度。文章也提到台南前清舉人蔡國琳是贊成西學的；事實上彰化的吳德功後來也擔任彰化銀行的董事，效命於西化的銀行事業，當時他也參加了揚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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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學會〉籾山衣洲原文言文

※請查閱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出版社：國立臺灣文學館 ； 出版日期：2013/11/01】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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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學者宜用力譯書〉白話翻譯

八股文的流弊已經很久了！清國有志的人士早就提到它的不當，極為痛切，身居要津掌握政權的人也略為有所警覺。不過大抵守舊的人以祖宗的遺制不可以輕易變革為藉口，內心暗中恐懼忘失自己的出身地，遲疑不决，以至於今天竟然不知道死守祖宗遺制適足以弱化自己的祖宗國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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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偶然讀到清國皇帝七月十六日的詔書，不禁拍案說：「清國的機運從此就要進步起來了！」詔書的內容大概是這樣說的：「科舉本來就是舉才的大典，我國沿用前明的舊制，用八股文的創作來取擇士人當官，名臣大儒多半由八股文的創作中出身，當時的學者都一心一意研讀經史與詞藻，這個習慣已經流行了二百多年，流弊一天一天加深。學人中有笨拙的就把八股取士看成是博取功名的工具，在經史大義中抄錄他人的創作，沒有創新，現在正應該講求實際的學問，挽回長久以來的壞習慣。況且近年來各國彼此通商，智慧科技也彼此學習，特別需要能博通中外學問的人，儲備為有用的人材，所有各項考試因此不得不為了時需加以改進，以造就他們。」又說：「凡是四書五經的義理都不准用八股文的程式來寫作，所有的策論都應該切實地陳述出來，不能仍然像從前一樣空泛、敷衍、剽竊，並且在科目中應該新加入各國的政治技藝學策等等項目。」假若能如此，要清國的士氣不耳目一新，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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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清國四萬萬人，想以科舉起家者哪能有限量？曾聽說南京的試場，乃是明朝時所創建，結構體很大，每次逢到大考年，舉人從安徽、江蘇各省來到，應試的人數不下有二萬多人。南京就已經如此，再加上北京，更加上各省的鄉試、會試，數量就不只幾十萬；不過這些士人，能通曉西學的人到底有幾個呢？因此勢必不能不讀翻譯的書籍，來尋找前途門路。戊戌變法時設有經濟特科以及譯書局後，上海書商所有的譯書頓時暢銷起來，幾天之內就被買光，可以看到時代的趨向。近日以來，上海的譯書局繁盛起來，大部分都從日文翻譯過來，能直接翻譯西書的人，實際上十本中才有一、二本而已！提到日本與清國，自古以來就號稱「同文」，所以清人動不動就說日本是清國的同文國家；再加上各種西學的重要書籍，日本已經翻譯了，如果要直接翻譯那些難譯的西書，不如從翻譯比較容易的日本譯本，從日本取徑，既省力又有效。這種話看起來言確實如此，然而翻譯書籍這件事談何容易。回看清國的學人遊學到日本，大抵都以三、四年為期限，當中能有善於說日本語的人，甚至能善於讀日本文的人，還是很難有很多。况且像寫作公文條約以及日常的筆記，能與日本人在文字上往來，無法分辨優劣，也是絕無僅有的。大概來說，一般翻譯者多半只管推求漢字的意思，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敷衍刪減，不能多多在假名上用心而已！倘若用這些人的學力直接拿筆譯書，不只不能得其要領，甚至會認假作眞，有時毫釐之差，導致千里之誤，實在不免有想要獲益，結果卻反而變成一種損失！應該說所謂「同文」這件事，在清國範圍內的漢文上的確是如此，但是日本文雖然可能有某些文字語中文相同，卻往往有轉借使用的地方，倘若因為字相同，就認為同文比較容易翻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這麼做，更何况日本文的關鍵，事實上還在於假名的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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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臺灣的八股文寫作不再有用了，而清國也廢除不用，何苦還努力去學習，花費心力在這種無用的寫作上呢？實在應該把學習八股文的心力，轉移到日本文上，那麼就能事半功倍，然後譯出好的書籍，一方面來供本島的子弟啟發用，一方面也可以充做清國選賢舉士的門路，翻譯者因此能得名而天下的人也得到看翻譯書籍的好處了！荀子說：「大道雖然很近，不走就不能到；事情雖然很小，不去做就不能完成。」學人能不謹慎思考嗎？

【譯者評論】

這篇文章登載於1901年9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五版。以清國的實例，說明八股取士的禍害深重，目的是要台灣士紳提高警覺，希望不要再作那些無用的八股文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總督府對於傳統文化採用全盤拒絕的態度，畢竟傳統文化還是有價值的。裡面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士紳學習日文，也可以看出總督府正推動日文的心意。不過，就籾山衣洲個人的前途而言，筆者認為裡面存在著一個矛盾。因為籾山衣洲是一個漢文家，基本上知道漢文在日本已經江河日下，如果在台灣全面推動日文，那麼漢文也將會在台灣江河日下，使籾山衣洲這些漢文家失去在台的價值，最後難免就要被驅逐離開台灣了。籾山衣洲伸張總督府的日文政策，最先受害的人就是他自己。果然幾年後，當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在學校學會了日文時，他在台灣就沒有多大的價值，最後只好離開了南菜園，回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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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者宜用力譯書〉籾山衣洲原文言文

※請查閱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出版社：國立臺灣文學館 ； 出版日期：2013/11/01】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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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催詩會記〉白話翻譯

我寄宿在南菜園，在處理公文後的空閒，曾與同好的許多先生們，研究唐詩，每月有二次，大家趕時間聚會在一起，從春天直到秋天，未曾稍微感覺疲倦。每當我們相會的日子，天必定下雨，或者是無聲的小雨，或者是迅速如同冰霰的急雨，或者是下在屋簷上斷續落下如同幽揚琴韻的雨；或者是前山已經日暮，密集落地的雨點還未到達城外，忽然間夕陽竟然放出一片紅光。凡是每次雨一下，風景必然有一次變化，眾人都稱奇不已。我就說： 「杜甫有一個詩句說：『一片烏雲在頭頂上出現，應該是前來催促吾人寫詩吧。』蘇東坡也說：『冰雹為了催促吾人趕快寫詩，急急地落下來了！』所描寫的豈不是指我們這時的光景嗎？」所以就把我們聚會命名為『催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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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詩本是來自人的性情，漢魏、六朝、唐宋，以及金、元、明、清各個名家，淵源雖然相同，但是每個人的性情各異。詩有今日古時的分別，人則有窮困通達的差異，古人與今人，窮困者與通達者，他們的感覺先產生於胸中，而後用語言發表出來，所以不能沒有差異。從前明朝【譯者注：原文寫宋朝人有誤】的鄭少谷喜愛讀杜甫的詩，就刻意去模倣。有譏誚他的人就說：「現在已經不是唐朝天寶年間，你的官職也不是唐代的諫官，卻徒然假托杜甫悲哀激越的聲音寫詩，可說是無病呻吟而已。」所以我曾經說：「詩創作可以學習古人，但要能自己有所變化，但是假若仍然不離古人的方法和範圍，那只能說是善於學習古人的詩作而已。」我是天下之間笨拙的人，那麼對於善學古人詩詞的見解如何呢？我認為如今遭逢聖明的時代，吾人得以不耕種、不買賣，常常優游歲月，每天與同好用寫詩來相互勉勵。當我們面對微雨輕灑時，就想要自己的詩作能平穩而且圓潤；當驟雨急切來到時，雷電轟響，就想要自己的詩作能豪放分合，變化無窮；當屋簷滴下的雨發出絲弦般的聲音時，有如聽取琴韻，就想要自己的詩能晶瑩清澈，高遠而且深邃；至於觀看到浮雲聚散與夕陽隱沒的情況，就想要自己的詩作能淡泊幽遠，具備事物的道理。假如能在耳聞目觸的當下，念念都是如此，那麼當吾人下筆的時候，自然就產生變化，與吾人性情相互輝映，雖然我比較笨拙，也不能沒有分毫的進步，更何況年輕才銳的你們呢。哎呀！老天特別擺弄這等技巧，來催促諸位朋友寫詩，也要大家能看到大自然變化的道理，大概是想要叫我們的「催詩會」有所展望吧！我要與諸位好友們相互勉勵了。辛丑年【譯者住：1901年】八月十四日聚會散去後，稀疏的雨還未停，晚間清涼如水，點起燈火記下這篇文章。

【譯者評論】這篇文章登載於1903年7月20 日《臺灣教育會雜誌》第十七號頁9。顯示「南菜園」並不拒絕詩人在這裡聚會，甚至允許詩人在這裡成立詩的團體叫作「催詩會」，目的在於研究古代漢詩人諸名家的作品，很有開放性的那種味道。裡面又寫到「南菜園」的下雨景致，籾山衣洲在散文描寫的技藝上又露了一手，仍然是偏向大略描寫的。同時籾山衣洲也顯露了他的文學創作觀，他認為文學創作家必須要能「心隨境轉」，也就是說外境是首先的，必須從當下的外境來轉變心境，這樣文章就不會流於抄襲或模仿，能隨著外境的改變不斷推陳出新。他的這種「心隨境轉」與杜甫的「境隨心轉」是不一樣的。杜甫說：「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主張創作者「境隨心轉」的，筆者無法確定地說籾山衣洲的「心隨境轉說」是否有違創作的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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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詩會記〉籾山衣洲原文言文

※請查閱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出版社：國立臺灣文學館 ； 出版日期：2013/11/01】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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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感舊錄〉白話翻譯

我離開臺灣【譯者注：1904年離臺】，將近十年【譯者注：1905年，籾山衣洲赴中國天津，1906年又到保定軍校當老師，直到1912回到日本大阪。】由於久居在中國北方，暴露在霜雪之中，埋在黃塵之下，在辛苦的異地行旅期間，髮鬚都變白了，白蒼蒼的，已經是一個老翁了。回大阪後，也只是閉門不出，感覺寂寞蕭索。老朋友尾崎白水【譯者注：即是尾崎秀真，1901赴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並同時於私立臺北中學會教授漢文及書法。1904年4月，接替籾山衣洲升任漢文版主筆。之後在臺灣約有45年之久，直到戰後才回日本。】在從台灣回東京的路途中，前來叩門與我相見，兩個人見面，恍然有隔世的那種感覺。於是我們喝酒說起往事，談到本年五月，《台灣日日新報》社將發行創立十五年的紀念專號，這也是他回東京的原因，同時也是因為他長久不回到日本內的緣故。我們開始追懷起昔日的交遊，想挽留住這位行色匆匆的特派員，完全忘了夜色已經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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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被《台灣日日新報》社約聘到臺灣當編輯，是在明治三十一年【譯者注：1898年】冬天，當時《台灣日日新報》還在創業的期間，漢文部的氣勢頗為興旺，裡頭有日本人市村矩義、 日下欽次郎兩人，清國人有章太炎，臺灣人有粘伯山、翁林煌、黃植亭、李逸濤，以及其他三、四位。我們大概在上午十一時要完成編輯，情況相當煩雜困難。我擔任主任時，常常遭到同僚的不滿，比如說今天中華民國參議院領袖章太炎，也是當時一位不熟悉世局的學者而已，他天天談論自己不合時局的文章〈客帝論〉，只是文章裡極力攻擊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往往有過於偏激的文字，我私下忠告他，希望他寫文章務必要切合於臺灣地區的言論。又有一次，他寫一篇叫做〈租稅論〉的文章，我已經忘記裡面的細節，大意是說今天日本當局在臺灣的租稅，已經高過臺灣人民所能負擔的地步，我就告訴他說：「這件事可能是真的，不過世界上剛開發的地區，租稅都比較高，這是現實上所不能避免的，不只臺島這個地方，世界各國都如此。現在你想要關懷新附的臺灣人民，不能不附帶說明租稅所以會較高的原因，使民眾都知道這個道理；如果像你這樣，那麼臺灣人民必定會因此普遍埋怨政府。」章太炎一聽忿怒地說：「這是大稻埕的商人直率的言辭，如果是事實，又何需避諱？」說完就匆匆回去，後來與別人不合，心裡憤忿不平，最後就辭職，去東京了。我往往站在章太炎與不同意他的言論者中間，拿起筆為他們做翻譯，直到他對我不滿，到最後竟至於與我絕交。當時他不熟悉世局就是如此，不過現在他的學問文章，已經超群變成一個大家，對於中國學界，可說是他那一代碩果僅存的崇高的人物。至於臺灣人士中，伯山的文章、植亭的詩，都是一時之選。伯山的為人，潔身自好，從不奉承別人；植亭則是灑脫不拘，情性雖然特殊，不過一寫起文章，雖然是千言文章也馬上就寫好。植亭的詩婉轉含蓄，如同才行出眾的贵家子弟。可惜，伯山先離世，植亭後來也逝世了，老朋友的凋零，使人不免感到悽然悲慟。我在中國保定擔任陸軍學堂老師時，有寫過回憶在臺地交遊的詩作，曾經寫道：「中國北方的冰霜垂懸到兩鬢，何時我能駕著仙舟去泛遊呢？夢中還留有幾行的眼淚，濺向了詩人墳上的花朵。」詩裡所寫的詩人就是伯山與植亭兩人。翁林煌也能寫詩，不知現在還健在嗎？還記得後來日下欽次郎到福建去， 市村矩義則前往臺南， 明治三十五、六年左右【譯者注：1902年、1903年左右】，《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編輯們只剩我一個人還在編輯部，不過後來我喝酒成害，也轉回日本別府市【譯者注：位於日本大分縣中部的一個城市】去治病，《台灣日日新報》則由尾崎白水代掌編輯事務。最近聽說日下欽次郎又由福建去編輯局工作，實在是一個可喜的消息。我與朋友們到如今竟然凋零離散到這種地步，《日日新報新報》則慢慢有進步；至於尾崎白水提到將要發行創刊十五周年紀念專號，我已經老了，約定今年將會到臺灣一趟，也可以趁機憑弔舊友的墳墓，尋訪夢魂所繫念的南菜園，未知上天是否能給我這個良好的機緣？我禁不住懷舊的情感，於是寫了這篇無用的文章。

【譯者評論】這篇文章登載於1912年05月01日《臺灣日日新報》第五十七版，算是籾山衣洲晚年之作了。因為他在1904年因病回日本後，到了1905年就去中國天津，1906年就又中國北方保定軍校任教多年，直到1912年才回日本大阪，1919年就去世了，享年64歲。這篇文章裡面有提到當年﹝1912年﹞他將要回到台灣，可是後來卻沒有真正實現，真正回台灣是兩年以後的1914年。看起來他還很想要在《日日新報》服務，不過已經不可能了，連「南菜園」都不得其門而入了，可以說人事已非。裡面也提到昔日他與在《日日新報》編輯部同事們的情誼，甚至提到他與章太炎的衝突，大致上是因為兩個人的立場嚴重不同所致。整篇文章由於插敘，顯得有些雜亂。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曾說1902年離開台灣回日本的原因是「喝酒成害﹝譯者注：指喝酒傷害了他的身體﹞」，所以轉回到日本別府市去治病。所謂「喝酒成害」是否是真的很難判斷，也可能是他不願意提到真正的疾病所說的托詞，在《籾山衣洲在臺日記》這本書裡曾提到1902年他曾回日本別府去治病，是由於患了熱帶痢疾﹝阿米巴痢疾﹞的腸病，2個月才又回到台灣，可是到了1904年還是沒有痊癒，不得不又回日本去治病，1905年就去中國北方謀生了。不過，「喝酒成害」也可能是真的！自古以來詩人往往是詩酒不分家的，像李白就是酒鬼，傳說他的死亡是在酒醉中想要進入池中去撈月，因此致死。那麼，籾山衣洲是否也有酗酒的習慣呢？在《籾山衣洲在臺日記》裡，常常提到他與朋友喝酒的事，甚至提到在喝酒中打別人巴掌的暴力行為。因此，「喝酒成害」可能也是真的，因為嚴重喝酒至少能叫人身體衰弱。總之，他後來被《日日新報》解雇，也被「南菜園」拒絕，後來去中國北方八年似乎也力不從心，與他的腸病或喝酒的習慣應該都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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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舊錄〉籾山衣洲原文言文

※請查閱廖振富、張明權選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出版社：國立臺灣文學館 ； 出版日期：2013/11/01】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