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林雙不和王定國的譴責文學
──戰後諷刺文學的一種變形和遺緒
◎宋澤萊
一、鄉土論戰與美麗島事件之後
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把諷刺文學分成兩種,即是「反諷」和「諷刺」,認為這兩者存在著基本的不同,他認為:所謂的諷刺是一種激烈的反諷,諷刺者具有明確的道德標準,以之來確認什麼是古怪、荒謬的舉止,讀者也能站在諷刺者的立場,一起譴責對方。反諷則不是如此,所持的是非標準比較模糊,讀者甚至難以肯定諷刺者的立場;甚至讀者本人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立場[1]。
考察弗萊的大概意思是說:反諷和諷刺本來同屬一種,但是因為諷刺的強烈度有高低的差別,就自行區別開來了。當諷刺者所採取的是非標準比較模糊、立場比較軟弱的時候,它就反諷;當諷刺者所採的是非標準比較明確、立場比較強的時候,它就是諷刺。
就弗萊所做的區分來看,台灣戰後的文學,善於寫作反諷文學的人甚多,包括黃春明﹝〈蘋果的滋味〉〈我愛瑪利〉﹞、王禎和﹝〈嫁妝一牛車〉〈玫瑰玫瑰我愛妳〉﹞以及《笠詩刊》的作家陳千武、李魁賢、鄭炯明……都是箇中好手;至於諷刺文學,則是吳濁流﹝〈波茨坦科長〉﹞、李喬﹝〈告密者〉﹞、鄭清文﹝〈三腳馬〉﹞……這些作家比較傑出。
但是,假若說當諷刺者的是非標準都來到了一個極頂強烈即將脫離諷刺文類的範疇時,那麼這種文學又是甚麼呢?我想那就是譴責文學了。
然而,由於譴責文學是由諷刺文學演變而成,所以諷刺性仍然會存在於其文本中。諷刺性可以說是諷刺文學和譴責文學的共同元素。不過,由於諷刺者的預辭的嚴厲度高低不同,諷刺文學和譴責文學也會自動區別開來。按一般文學概論的看法,諷刺性的文學作品可以被分成反諷﹝verbal﹞、諷刺﹝satire﹞、譏諷﹝sarcasm﹞三種。三種都說反話,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特性。反諷比較間接,攻擊性比較弱,一些口頭的反諷可以算是挖苦﹝tonuge in cheek﹞,故意把褒說成貶,把貶說成褒,裡頭有一種機智。諷刺在文學上則比較普遍,大抵上是用來諷刺人類種的愚昧、無知、罪惡,具有正面的教誨作用。譏諷則非常犀利,叫人感受到彷彿被撕肉的那種痛苦,有殘酷性[2]。 一般性的諷刺文學大概就運行在反諷﹝verbal﹞、諷刺﹝satire﹞這兩者的範圍內;但是譴責文學的諷刺性往往來到了譏諷﹝sarcasm﹞這個層次上,具有撕肉的那種殘酷性。
台灣在戰後發生了兩個事件,對文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是1977年發生於文壇本身的鄉土學論戰,本來它可能演成台灣作家的一場大悲劇﹝眾多的作家將被政府逮捕﹞,不過,後來國民黨的政戰單位卻以不置可否的態度收場[3],使得鄉土學站穩了腳步,取得了創作的正當性,鄉土文學一躍成為文壇創作的主流。吾人需知,當時所謂的鄉土文學其實是指整個的台灣本土文學,如果它遭到取締,必將造成本土文學的重大頓挫。另一個是發生於1979年年底的美麗島事件,這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彈壓事件,眾多的本土政治新秀都入獄了。這個事件本來也可能瓦解本土的文學,因為逮捕的矛頭非常激烈地指向本土人士的政治結社﹝文學團體也算是一種軟性的政治結社﹞。不過,可能當權者已經窮於應付政治反對運動,就暫時性擱下對文壇的直接鎮壓;同時,眾多本土的文學家們受到了過大的刺激,也不願軟弱,他們開始嚴厲地詢問自己:「有那麼多的人被關在監牢裡,那麼堅牢外的文學家到底在做甚麼!」這時,一大群的新生代的作家改弦更張了,竟然能擺出戰鬥姿態;他們發現台灣各方面人權的不足,開始提筆創作人權文學;即是拿起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兩性……各方面揭露不法者的暴行,蔚成人權文學的奇觀[4]。由於人權是一個普世的道德標準,除了極端無知的人以外,無人能非議它。因此,新生代的作家就站穩了他們的道德立場,態度變得非常強硬。雖然他們的文學還是帶著濃厚的諷刺性,但是慢慢地來到了諷刺性的最高峰,到最後,他們的諷刺文學變成一種「譏諷」,像撕肉一樣地恥笑著那些反人權‧反道德的惡徒。結果造成黃春明、王禎和這些作家不得不放棄模糊的反諷立場,開始寫作立場比較鮮明的諷刺文學。然而,新生一代的作家,還是超越了他們的前輩,將諷刺文學推向頂峰。他們在作品中直言不諱,和那些反人權‧反道德的當權者形成正面對抗,無情地譏笑他們,甚至有人揚言不惜要打倒對方、推翻對方,他們所創作出來的文學就是譴責文學了!
從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期,政治和社會的譴責文學的風氣非常高張,產生了難以勝數的作家。林雙不、王定國、林文義、吳錦發、吳晟、陳芳明、王世勛、廖莫白、劉克襄、苦苓、李勤岸、林央敏、向陽、李敏勇、鄭炯明、李魁賢、李昂、洪素麗、呂秀蓮、陳雷、黃樹根、胡長松、林沉默……等等。如果再把70年代專寫教育界、漁業黑暗面的王拓以及描寫工廠工人遭到剝銷實況的楊青矗也包括進來的話,則隊伍就更加龐大,他們的作品形成了一個鋪天蓋地的巨網,籠罩半個文壇,作家群涵蓋了北京語和台語的陣營,大半都是戰後出生。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就要談論台灣戰後這一波橫跨80年代到90年代到新世紀初期的譴責文學。我們先代表性地介紹林雙不、王定國這兩個作家,用來顯示這一波譴責文學的特性以及它們極重的力道;在文章之末,我們也會提到幾篇其他作家的作品,好讓讀者增加印象。
二、林雙不的譴責文學
林雙不出生於1950年。輔仁大學哲學碩士。曾擔任高中老師、大學教師、教育局長,在教育界的經歷極深,深懂教育界的黑幕。他的寫作時間非常地長,佔據了他的半生,從國小五年級﹝1961年左右﹞就開始投稿,一直到2001年都還發表追憶亡父的詩作〈很近又很遠〉[5]。40年以上的創作,涵蓋了散文、小說、詩、論述各種文類,的確是一個文壇的長跑健將。因此,他的作品可以被分成許多階段。
有人將林雙不這麼長的寫作時間,分成「碧竹」和「林雙不」兩個時期[6],不失是一個簡明易懂的分法。「碧竹」這個筆名大約始於他1963年﹝13歲﹞進入虎尾中學投稿寫作的時候,由於喜愛竹子的「中空有節」和「越高越低頭」的特性,所以使用了這個筆名[7]。「林雙不」這個筆名則開始於1980年﹝28歲﹞,乃是受到「美麗島事件」以及「林義雄家血案」的影響而開始使用,其意義來自陶淵明的「縱浪任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這個詩句[8]。如果我們也使用這種分法,大抵可以區分成的浪漫‧田園文學類型的碧竹時代;以及的「悲劇‧諷刺」文學類型的林雙不時代,兩者判然有別。
在浪漫‧田園文學類型的碧竹時代,他寫了許多的愛情、朋友、師生之間情感的作品,採用了抒情的風格,維持了一種溫和、舒緩的情緒,充滿了對於未來人生的期待和想像,像《雪峰半月》[9]這本散文,描述了他和晴芳這個未來的妻子在雪峰山嶺之間旅行的所見所聞所感,情境交融,瀰漫了浪漫、幸福的芬圍,可算是他浪漫‧田園文學的一個高峰。然而,由於碧竹出身於貧窮的農村家庭,自幼就飽嘗貧窮的滋味,使他很早就了解到現實的逼迫。碧竹的許多散文、小說也貼緊了困苦的生活做描述,雖然碧竹時期和鄉土文學的陣營沒有多大的關係,不過像他在1976年左右所寫的散文〈那一跛一跛的人影〉[10],寫出了他的父親為了他的學費到處問人借錢,到處碰壁的窘境,能叫人覺得那才是真正的鄉土文學,甚至有許多的篇章都可以算是「貧窮文學」的代表作。因此,雖然在碧竹時期,由於年輕,還沒有深度學養能對政治、經濟做深刻觀察,導致他自認「雖然看到了,卻看不清楚」[11];但是他對農村經濟的困境仍然有極深的實際體驗。在越過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之後,來到了1980年﹝28歲﹞的林雙不時代裡,他的學養足夠了,現實感更濃厚了;那些早年在農村的困頓體驗以及在教育界裡所見的不合理現象終於爆發開來,將他的文學一舉推向了譴責文學的這個高峰來。
由1984年開始,林雙不連續出版了幾本小說,可說擲地有聲:一本是《筍農林金樹》﹝短篇小說集,1984﹞[12]、一本是《大學女生莊南安》﹝短篇小說集,1985﹞[13]、一本是《小喇叭手》﹝短篇小說集,1986﹞[14]、一本是《決戰星期五》﹝長篇小說,1986﹞[15]。把台灣農業經濟、校園教育的反人權的黑暗面整個掀開了,在字裡行間,直接地或間接地批判、譴責那些不法之徒;有些小說甚至還不客氣地來到了譏諷怒罵的那種撕肉程度,叫人不能不格外注目。
底下,我們略為介紹幾篇有名的小說:
1.〈筍農林金樹〉:這篇短篇小說取材於台灣西部的農村,以蘆筍的種植和交易過程進行農業產銷問題的反映。故事的主角是一個筍農,名叫林金樹。他很努力地在沙土上種植,收成不是常常豐富,家裡卻有一個臥病的老妻。種植蘆筍是一個頗累的工作,必須能忍受火熱沙地和大太陽的燒烤。不過,期盼有好收成和老妻的醫藥費使得這個老農忘記了勞苦,最後終於有一季不錯的收成。當他把蘆筍帶到農會的交易場來販賣時,農會以不合格﹝因為標準很高﹞為由拒收這些蘆筍;這時小販趁機介入了剝削,想用低價買下這些蘆筍,林金樹終於在怒氣之下和小販大打出手。幾天後,他一口氣把剩餘的兩分地的蘆筍地犁成平地。他這一季的努力全部泡湯!這是一個農村典型的諷刺劇,最叫人震驚的是公家機構的農會居中牟利,在剝削中吃掉了農民三分之二的血汗錢。
2.〈大學女生莊南安〉:這篇短篇小說取材大學校園,敘述了大學女生揭發學校的工程弊案,導致被迫害的一個事件。在一個週會裡,校長在台上致詞,莊南安跑上講台,搶下了正在自我吹噓的校長的麥克風,叫嚷說:「告訴我們真相,我們不要美麗的謊言!行政大樓的飛簷斷了,昨天,摔死了一個工人!」莊南安的呼聲有如一陣狂風,引起整個校園特務的驚慌。在週會完後,男教官、女教官一齊上場,用盡了一切的威脅逼誘,企圖把一個年輕的女孩推向莫須有的政治冤案深坑。他們先調查莊南安、約談莊南安、用管區警察來偵伺莊南安的家庭,而後,莊南安因為受不了騷擾,幾乎要離開學校。在事件中,教官甚至哄騙女孩說:「不要太頑固,必要的時候,大義滅親!」當讀者讀到這裡時,就被震懾住了。
3.〈小喇叭手〉:這篇短篇小說敘述一個高工的校園壓迫事件。主角許宏義是樂隊的小喇叭手,這個高工在傳統上以演奏「丟丟銅仔」這首台灣民謠而有名,也是樂隊最拿手的絕活。在一個午後的儀式中,樂隊又奏起這首鄉土民謠,那種熱絡的、優美的、溫暖的樂聲擴散在整個校園中。忽然,新來的主任教官發飆了,由於認定了這首歌是「下流的、沒水準的」歌曲,他大聲制止這首歌的演奏,並動手打腫了許宏義的雙頰,搶下了許宏義的小喇叭狠狠摔在地上。可憐的這個無辜的學生在不久後,發現了他被記一個大過,成了殺雞儆猴的對象。當許宏義把這件事告訴乃父,鄉下的這個父親找到了教官裡論,由於語言上和看法上的不同,互罵一場,結果又導致許宏義被記了一個大過。當學校的學生替他抗議時,他又被記一個大過。在三大過之下,這個學生只好離開他就讀的心愛的學校。故事最聳動的情節是教官和老父的互罵,這位教官不斷用骯髒的語言痛罵台灣人,彰顯出最哀痛的省籍衝突,二二八的傷痕彷彿又破裂開來,汩汩地流出了鮮血。
4.〈決戰星期五〉:這篇長篇小說有兩個重要的塑造,一面是塑造了杏林高中校園反人權的掌權者的醜陋面貌;一面是塑造耿介不屈的有正義感的校園反抗者;形成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小說兩元對立結構。前者的代表是校長彭吉高和訓導主任柳東北;後者的代表是國文老師林信介。小說也以兩個事件展開敘述,一個是彭校長在早上發現了他的車子被刮﹝在第一章﹞,從而展開了一天的調查;一個是柳主任一早在報紙上發現有記者報導杏林高中女廁不足的消息﹝在第二章﹞,從而展開一天的校園爭執。在過程中,校長彭吉高是一個仗著政治勢力、自我膨脹、崇洋媚外的人,是一個具有買淫癖、具有特務個性的怪人。訓導主任則是一個龜龜鱉鱉言行不一的小人,在朝會鼓勵學生勇敢念軍校以貢獻黨國,但是卻十分反對自己的兒子去報考軍校;他甚至能百般忍受各種屈辱,為的是能繼續當個小小的主任。在小說中,國文老師林信介批評了這兩個主管,說他們以學校敗亡為己任,置學生生死於度外;自以為甚麼都會,覺得自己是天縱英明,至於別人的意見則是放屁,別人的腦袋裝的都是大便;然而要他們拿出辦法來,又拿不出來。這兩個主管在無能之下,為了遏止反叛,當然採用了特務的統治,使用了戒嚴的管理方法和嚴厲的審問手段;並且在學校的「安全秘書」「特工學生」的協助下,控制教師,壓制學生。於是學生成了兩眼呆滯的孩子,老師成了教書的機器人,學校一片死氣沉沉,毫無生機。還好,小說裡有林信介和幾個抗議的學生,尚能維持著一線希望於不墜。在這本小說中,作者毫不避諱地指出這批主管階層都是高級外省人,也譴責這批外省人一向看不起本省人以及本省人所立足的鄉土的事實;同時也指出本省人想要當個高中校長,簡直比登天還難的可惡現象[16]。這本《決戰星期五》的小說可以說為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中校園狀況留下實錄,那時的高中校園的統治現象上就是《決戰星期五》所描寫的那樣,林雙不絲毫都沒有造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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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林雙不這些譴責小說,都沒有離開諷刺文學的範圍。例如農民組成的農會卻反向剝削農民的利益、教人要奉守孝悌的教官卻反向勸莊南安要大義滅親、住在台灣本省那麼久的外省人教官卻罵本省人沒水準……都是極大的諷刺。不過,林雙不的諷刺還是不同於黃春明和李喬那些前一代諷刺文學的好手。相較之下,林雙不的諷刺態度更激烈和更直接,讀者根本不假思索就知道作者的真正意思。比如,在《決戰星期五》裡,一開始作者就大規模書寫了校長彭吉高上廁所的醜態,叫這個校長和他的大便演出一場激烈的攻防戰,直接丑化了這個人,彷彿這個人渾身帶著廁所糞便的味道,非要叫這個人遺臭萬年不可。同時,在大張旗鼓書寫學校女廁不足所引起的是是非非之時,不斷用身體的排泄不良影射當時的國民黨統治狀況。林雙不的這種寫法使得評論家王德威說:「林﹝雙不﹞以充滿嘲謔的笑,而不是淚,批評一個新陳代謝有問題的政權。」[17]的確,王德威說對了,林雙不使用的諷刺不是反諷或一般的諷刺,而是嘲笑,也就是譏諷。那種譏諷是帶著撕肉一般的使對方痛苦的嘲笑,這往往是譴責小說的一個特性了。
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忽視林雙不的小說技巧。比如在〈小喇叭手》裡,他的文字顯得非常地細膩、輕快、靈活、有節奏。在最佳的段落裡,他如此描寫了小喇叭手許宏義的吹奏狀況:「秋陽在小喇叭上閃爍跳躍,透過刺目而浮動的陽光,許宏義看到前面的長笛,看到前面的黑管,看到更前面的提那沙克斯,然後是法國號,最後是白色手套。所有這一切,都反射出秋陽灼亮的光芒。在蒸騰的暑氣中,指揮的白手套愈看愈像兩片浮動的、透明的白桑葉……指揮的左手握拳,放開,又握權,又放開,然後沿著下巴左右擺動三次,最後伸直中指食指,作出V字形,重新降回胸前,依然在浮動的暑氣裡微微晃著。」[18]這種散文技巧,造成他的近距離寫實,變成一種精工性的描述,真是入木三分,栩栩動人,在台灣的小說家中實不多見。我們說,譴責小說為了達到譴責的目的,有時可以容忍粗糙;然而林雙不仍然在小說裡保有他幾十年來散文的精細,不能不叫人讚佩萬分了。
三、王定國的譴責文學
王定國出生於1954年,商校畢業,當過法院書記官、現任國唐建設公司老闆[19]。在法界和建築業的經驗,使他深懂司法界和建築界的黑幕,成為日後他的譴責文學的素材。他的文學起步年代也很早,從1971年﹝17歲﹞開始,他就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一直到2013年﹝59歲﹞還發表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20],在台灣文壇上也歷經了40年以上的歲月,也是一位文學的長跑好手。因此,他的文學創作也可以分成許多的段落。按照我的看法,王定國的創作至少可以劃分出五個階段[21]:
一是浪漫‧田野‧山林的青春文學時期﹝1971─1982﹞:這時期的王定國努力將青春心境營造成文學意境,帶著極大的善意和美感在經營他的青春文學,既寫散文也寫小說;描寫大自然風光、注重美感、追求愛情、強調自我、謳歌成長……是這一時期文學的最大特色,以1972年所發表的散文〈風樓的斷想〉和197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愛是握手〉為代表。
二是鄉土‧社會寫實文學時期﹝1982─1984﹞:這時期王定國創作了若干以鹿港或其他鄉間為背景的小說和散文,故事具有趣味性;人物主角則往往是鄉間的小人物。文章充滿悲憫、溫暖、關懷,顯然是受到台灣鄉土文學的風潮而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以198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獎品〉和1983發表的的短篇小說《壞東西》為代表。
三是譴責文學初期﹝1984─1992﹞:這時他寫了一些不法的人由於受到金錢、利益的誘惑,演出了種種不法的行為,歸結來說,「社會」乃是罪惡的來源。小說雖不做直接的譏笑,但是已經隱藏了極強的譴責性。以198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宣讀之日〉和1985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台灣社會搶案〉為代表。
四是譴責文學的中期﹝1992─2011﹞:這是他最強烈的譴責文學時期,王定國親上火線,在報紙上用他的散文,極力批判、譴責、譏諷政商勾結以及政客肆虐下的台灣社會亂象。以1994年出版的散文集《企業家沒有家》和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憂國》為代表。
五是譴責文學的後期﹝1992─2011﹞:這是弱勢的譴責時期。這時王定國已很少用他的文學做政治‧社會面的譴責,他把注意力放在自1981年起就開始創作的病態家庭的小說上,譴責了台灣那些患有愛情‧家庭無能症的男性,文章充滿男性不可思議的思想和行為,彷彿一齣一齣的家庭鬧劇。以2013年的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為代表。
王定國的文學的確存在著許多階段性的不同。
在譴責文學這方面,不但有階段性的不同,而且有幾個不同的被譴責範圍。一是他對司法界黑暗面發出了譴責,側重在那些有力者運用法律迫害那些無力者的不公平現象上;二是對商業界黑暗面也發出譴責,特別側重在官商勾結的醜態、銀行惡意凍結企業借款、商場的爾虞我詐的現象上。三是對肆虐台灣的政黨‧政客也發出了譴責,特別放在那些貪贓枉法、出賣台灣的高官、立委的瘋狂行為上。除此之外,他當然也書寫大男人主義下的病態愛情‧家庭關係,極力譴責了那些對愛情‧家庭難以付出感情的荒唐現代台灣男人。底下我們介紹幾篇他在80、90年代以及21初期所寫的傑出文學作品,讓我們認識一下裡面的內容及其力量:
1.〈宣讀之日〉[22]:這是發表於1984年的短篇小說,內容描寫一位50歲的人在山溪自殺了,他生前事業有成,卻因為太相信別人,提了一大筆錢投入別人的工廠,被坑,欠了大筆的債,失業。在外出謀職的過程中,看到公家機關許多浪費公帑的事情,心裡不平而辭職。後來他對政治開始關心,在競選期間指責某議員把工程蓋壞,結果導致那位議員落選。議員一怒之下,上法院告他「侮辱罪」。他去找議員道歉,議員不理他。後來他只好用自殺來結束他的人生做為抗議。這篇小說的譴責味道濃厚,被譴責的就是我們政治、社會裡許多不法的人!
2. 〈台灣社會搶案〉[23]:這是發表於1985年的短篇小說,作者以司法界的公務員們辦一個兇殺案的過程來暴露台灣的兇殺搶劫案件多如牛毛,永遠沒又辦法辦完的事實,同時揭出了最深的原因。范警員感覺最近大家都很忙,一天之內在一條路巷裡就發現3具屍體,在3個月之內,他親自陪法醫去驗屍就有7、8次。杜檢查官則感到似乎大家都活得不耐煩了,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動不動就廝殺,很難理解。楊則之幹員為了這個案件,和同事開會到夜晚11點還沒有休息;然後又接到一個殺人案件,說是大隱寺的法見大師被竊賊殺害了;他趕到現場,就看到血泊中的法見大師用沾血的指頭寫出了兩個字:社會。
3.《企業家沒有家》[24]:這本散文寫於1992年,乃是受《自立晚報》副刊編輯林文義的邀請,由8月開始位副刊撰寫的一系列叫做「商戰紀事」的散文。內容在於分析、譴責他所見到的、聽聞到的當前社會、政治、商界的怪現狀。這些散文的書寫使他最激烈的譴責文學時期,直接暴露或譴責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他指出了台灣政商所面對的四個嚴重問題:一是商人一個個離開台灣,因為台灣是政客的天堂國度,不屬於商家;二是六年國建惡搞工程標案,大批的錢餵飽了國會立委,貪贓枉法;三是許多商人搶到大陸,向著中共朝貢,怕卡不到好位置,導致台灣資金外流,產業空洞;四是有些愛國商人想根留台灣,卻怕財政部的反商情結,用各種政策打擊商人,時時課捐巨稅。這四個問題概括了這本書所要譴責的基本問題,貫串全書。王定國大聲疾呼:台灣的人心麻木渙散,與韓國人心的上下一致團結剛好相反;台灣政爭不斷、貪污頻傳,國家將亡;台灣人沒有成為一個國家的意志,國不成國;台灣人在富裕後沒有學會認識正義、真理,只見物欲橫流,苟且偷安;台灣的官家懶惰、商家勾結政府、宗教人虛偽;土改政策有利兩岸勾結,重傷建築業;台灣人民沒水準,讓國民黨繼續作惡,是亡國之民……王定國不斷譴責這些亂象,眼光精準,毫不避諱。
4.〈沙戲〉[25]:這是200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是商場小說,譴責了銀行不守信用,亂斷建商銀根的敗蹟劣行。內容敘述一個叫做阿青的中年建商,他一向是中規中矩的生意人,向銀行的借貸按期繳納,下游廠商應該拿的期款也從未拖延。不幸,台灣的921大地震發生了,當時他的一棟台中18層商場大樓只蓋完地下5樓,工程無法停下來,繼續朝著18層蓋。不過,921後,退屋的客人一時增加起來,預收的房地款明顯減少。他終於遇到退票了,解決了一張,又來一張,情況惡劣。但是這並不要緊,因為建商和銀行之間一向簽有協議,在緊急時,銀行會借給建商周轉金,隨時都可以周轉到兩、三億,靠著周轉金,建商就可以渡過難關。不過,這時的建商逃跑的人很多,銀行害怕被倒債太多,對建商小心翼翼起來。有一個銀行的人渣在報告書中把他寫得一文不值,將他列為倒債的危險人物,導致他的周轉金被銀行凍結。因此,他沒有渡過難關,大樓還沒蓋完整,就宣布停建,他失敗了,等著別人拍賣他的建物。失敗後,他在台北租了小房子,太太賣鳳梨牛奶為生,一天過一天,想不出應該要如何才能東山再起。
5. 〈那麼熱,那麼冷〉[26]:這個中篇小說發表於2013年。書寫了祖孫三代的「異行」,譴責夫不成夫的一個台灣荒唐家庭。。首先是祖父、祖母這一組:祖父叫做蔡恭晚,已經6、70歲,妻子歐陽晴美。20幾年前,蔡恭晚開文具店為生,生意慘澹,只好兼賣六合彩明牌,漸有起色,後來受人慫恿,居然當起組頭。有一次,他迷信一個8的數字,大肆簽賭,結果破產。為了逃避債務,他只好離家流浪四方。20年後,他接受兒子的請求,來到事業有成的兒子的家住,又和自己的妻子重逢住在一起。當初,他離家時,妻子對他還頗有感情,哪知道如今回來,夫妻兩個人彼此不合,每天對峙地生活於兒子的家中。剛開始夫妻怒目相向,半年以後,摸出了相處之道,那就是彼此默默無語。妻子整天念經,住3樓,煮了飯自己吃不給他吃,逃避他,不和他同房。丈夫則睡2樓,平常在家裡或院子東走走西走走。總之,一對老夫妻毫無交集。再談兒子、兒媳婦這一組:兒子蔡紫式,他企業有成,很有野心,且充滿心機。這次因為電視節目要拍他的家庭情況,他立即央求離家20年的父親回來,在電視公司的攝影機前佯裝三代同堂,美滿幸福。蔡紫式對性有奇怪的癖好,在他專屬的房間、餐廳、客廳、走道掛滿裸女照,平常和許多女人荒唐地性愛、瞎鬧。他的妻子叫做蔡瑟芬,已經不和他睡同一個房間,一個人住在樓上,有一個安靜的房間,平常培養一些插花技巧。當蔡紫式有性的必要時,會突然來到樓上,用急躁而變態的的方式「強暴」她。平常他對同業的人很有敵意,絕不同情別人,努力想要打敗別人。回想他們還沒結婚時,蔡紫式開一家廣告行,騎一輛野狼機車四處去接房產廣告;蔡瑟芬則是美工科畢業的高材生,前來應徵當職員。兩個人窩在小店裡,渡過沒有展望的3年生活。兩人後來卻突然舉辦簡單的儀式結婚了。日後,蔡紫式發跡成為企業家,整天追求殲滅敵人的快樂,四出去找尋狂醉。另有一個蔡紫式對妻子冷淡的原因,是在當兵時,他被一個女孩子拋棄,在自殺不成之後,依然一直想念她,以致於成為一個心裡再無空間容納妻子的人。有一天,蔡瑟芬決定要離開她的丈夫,去外面尋找另一個男人談戀愛,但是後來省悟到這種做法不聰明,就打消離婚念頭,她回來繼續和冷淡的丈夫住在一起,仍然對峙下去。因為她領悟到了一個真理:不快樂並不會痛苦!反而是蔡紫式的快樂才是表面的。這個家庭兩代人夫妻間的貌合神離非常嚴重,事實上已經是一個沒有愛情的家庭,終於使得孫子阿默這個小孩子變得鬱鬱寡歡,後來和一個小女生離家出走,引來一場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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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王定國的譴責文學當然帶著一種義憤,然而大抵都沒有離開譏諷的範圍。比如揭發公共工程弊案,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國民義舉,最後揭發的人卻被逼自殺了,當然是一種對社會的憤怒嘲笑;一個法警一天之內居然能在一條路巷裡就發現3具屍體,則是對台灣社會所發出的恐怖嘲笑;直指台灣人沒有成立一個國家的意志,國不成國;台灣人民沒水準,讓國民黨繼續作惡,是亡國之民,則是痛心的嘲笑;直接罵那些亂斷企業商人銀根的銀行專員為「人渣」則是叫人痛快淋漓的嘲笑;至於寫到變態的丈夫需要用「強暴」的方式,才能作愛,尤其是「駭人聽聞」的嘲笑了。這些譴責文學,都像撕肉一樣,能夠叫關心台灣社會的人感到鮮血直流的痛楚,然而我們卻不敢反駁這些譴責,只能默然接受,因為這些都是事實。
然而,假若因為如此,就認為王定國的文學可能會落入一種粗糙,則是一種錯誤的認知。王定國的文學自從他開始寫浪漫散文以來,就是一種精工的文學。他的小說的結構巧妙、文字細膩,在台灣作家中並不多見。尤其是來到了21世紀,他彷彿更注重技巧、文字的重要性。比如說發表於2013年的另一個短篇小說〈苦花〉,在技巧上堪稱無懈可擊,在最好的段落,出現了他所描寫的一個善良的山間民宿女老闆的美麗體態:「阿麗並不是從開始就把手護在胸口的睡衣斜襟上,那開低的薄衫隨著走動間的搖晃,有時真像晚春初萌的葉芽在風中飄搖,空氣中不斷有風吹動,一會兒掀出她抖抖散散彷彿睨著人看的乳房,一會兒扯開她頸項下的繫口,滑出一片雨後初筍剛剛剝殼般的白晰背肌……」[27]王定國的這種細膩美麗的文字,能媲美他20歲左右的那些優美散文,只是20歲左右是寫山林景色,如今是書寫女體。這種文字是這個醜陋可惡的世界中唯一無害而令人感到安慰的瞬間顯像,是腐敗可惡的台灣社會唯一有價值的東西。王定國的文學說明了譴責文學並非就是沒有美感的文學!
四、諷刺文學與譴責文學的特殊關係
文豪魯迅曾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28]裡提到往昔大清帝國晚年譴責小說產生的原因,也對這些小說作出了評論。他如是說:
光緒庚子﹝1900﹞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自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由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及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倍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幷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肚量技術之相差亦遠矣,故別之為譴責小說。其作者,則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29]。
﹝譯﹞清光緒庚子年﹝1900年﹞以後,譴責小說的創作很盛。其原因大概是從嘉慶皇帝以來,雖然屢次平定內亂﹝白蓮教之亂、太平天國之亂、捻亂、回亂﹞,卻屢次被外敵﹝英國、法國、日本﹞打敗。當時民間的小百姓處在無知的狀況中,還一面喝茶一面聽著朝廷平定叛亂的軍事武功;然而,有見識的人早就反轉思維,想要從事改革了。這些想改革的人,憑藉著與大眾同仇敵愾的心,開始呼籲維新和愛國行動,對於「如何使國家富強」這件事尤其注意。等到「戊戌變法」運動失敗後,過了兩年,又來了一個「義和團事變」,朝廷賠錢無數、喪權辱國。眾多的人知道朝廷沒有辦法發奮圖強,忽然間就產生了想抨擊朝政的意圖。在小說家這方面,就開始揭發社會隱藏的黑暗面,顯發弊端;對於當時的政局,則嚴厲地批判,或者更加擴大範圍,深入批評了不合適的風俗習慣。這些小說,雖然本意是匡世濟時,和以前諷刺小說家所寫的諷刺小說同類,但是這些小說的語意比較浮躁外露,語辭犀利毫不保留,甚至言過其實,為的是迎合當時讀者的不滿情緒,這麼一來這些小說家就顯得肚量不夠寬大、技術不夠高明,和以前的諷刺小說相差得很遠了,所以我就替這些小說取了「譴責小說」這個新名詞。這些小說家中,以南亭亭長﹝李寶嘉﹞和我佛山人﹝吳沃堯﹞最有名。
魯迅上述的這一段話點出了幾個重點:
1.「譴責小說」這個專有名詞是他所造的。
2.譴責小說受到政治改革失敗後產生的,意在抨擊政治,揭發社會黑暗面,甚至及於不合適的風俗習慣。
3.譴責小說和諷刺小說本屬同類,只是語意比較外露,某些譴責小說作者的胸襟比較狹小、小說技巧比較拙劣。
魯迅的這些說法都是事實;不過我們要注意到第3點,魯迅說譴責小說的技巧比較拙劣,這一點有商量餘地。按魯迅的看法,諷刺小說可以用《儒林外史》為代表,譴責小說可以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為代表。《儒林外史》的作者比較有胸襟﹝抨擊比較不激烈﹞、語意比較隱藏,這是事實,但是小說技巧是否比較高明就見仁見智了。比如說《儒林外史》和《老殘遊記》對外境的描寫,常使用白描的技法;然而,我看不出來《儒林外史》的白描技法能贏過《老殘遊記》多少;又比如說以文字的美感﹝精細、優美﹞來說,《儒林外史》其實不如《孽海花》許多。
台灣的諷刺小說與譴責小說的差別顯然也可以這麼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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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譴責文學,還有許多有名的篇章,諸如王世勛出版於1986年幾乎得到百萬台幣獎金的有名長篇小說《森林》[30],書寫了中部不法建商濫墾濫建破壞水土的醜陋嘴臉和可笑的行徑,文章的譏諷在當時的文學標準裡屬於強烈,是一本譴責小說。吳錦發在1984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叛國﹞[31]和198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消失的男性〉[32],在當時也頗引人注目。像〈消失的男性〉諷刺了台灣文學人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的逃避政治的可笑行為,簡直和動物為了減輕體重逃避災難,自願放棄「囊葩」一樣可笑;同時譴責了台灣的軍管政策足以使人產生嚴重精神疾病,皆可算是「辭氣浮露,筆無藏鋒」,卻不乏趣味,謂之譴責小說是恰如其分。來到了21世紀,傑出的譴責文學仍然不曾中斷,底下我們謄錄詩人吳晟近年所寫的一首反國光石化的詩叫做〈煙囪王國〉做為文章的結束,這首詩陳述台灣瘋狂的工業化政策對於環境土地極其可怕的破壞,那些無感政客、石化商人必須負最大責任;全詩譏諷和譴責並行,散發出極強的力道:
〈煙囪王國〉
大煙囪串連小煙囪,縱橫交錯
形成集團,先密布暗管
丈量土地、丈量水
丈量人的私慾有多深
台面下四處鑽營、疏通
拓展地盤,同時往空中
燃放煙火,一次比一次盛大
一次比一次變幻莫測
宣告GDBR、經濟產值、就業機會
承諾回饋金、地方建設、汙染控制等等等
炫目的預估數字
虛幻煙火掩護中
大煙囪集團
遊說、收買、賄賂、施壓、恐嚇
撐起發展的大旗
揮舞成時代潮流
呼嘯著繁榮啊繁榮
為了迎接煙火般的繁榮
動員鄉親、請出神明
陣頭車隊、敲鑼打鼓做大戲
興高采烈歡迎大煙囪小煙囪
進駐貧瘠的農鄉
帶來文明,帶來黑煙
帶來進步,帶來毒物
名為石化的煙囪王國
理直氣壯取得了據點
在林園、在後勁、在麥寮
大煙囪聳立,直指天際
成為一座一座魔幻城堡的支柱
小煙囪林立,恰像
權勢帝國、豪門家族前的守衛
熊熊烈焰展開全天候的燃燒
從此停不了的蒸餾、裂解、煉製、粹取
停不了的甲苯、乙烯、丙烷、丁醇
停不了的重金屬,滲透地表水層
停不了的揮發物,潛伏於空氣中
而風會吹,雲會飛
雨降落大地流竄、沒有界線
海水也會倒灌、宣洩憤怒
石化惡靈肆無忌憚四處遊走
撲殺魚、撲殺蝦、撲殺蚵蛤和雞鴨
挨家挨戶吞噬掉平靜與希望
家長們!請幫孩童戴好口罩
農民們!失去耕地
可以擠入煙囪內工作
無魚可捕的漁民
領取些微施捨補償吧
在驚惶、恐懼、沉默中
用力呼吸惡臭的空氣
偶爾氣憤難耐
聲嘶力竭的要求公道
但能要求到什麼呢
煙囪王國一地又一地
盤踞島嶼西海岸
再也趕不走
不遠處竟然又傳來
繁榮的旗幟與口號
連同數據謊言,相同的戲碼
準備進占下一個河口
被鎖定的濁水溪口
島嶼最後僅存的泥灘濕地
鹹鹹吹拂的海風中
有一種聲音,悲切的吶喊
拒絕呀!拒絕煙囪集團
聯手滅絕我們
──2014年全文寫成於鹿港寓所
[1]見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中國百花文藝,1998年﹞頁277─278。
[2]見張錯著:《西洋文學術語手冊》﹝台北:書林,2005年﹞頁144─145。
[3]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頁148─150。
[4]見宋澤萊著:〈人權文學小史〉《誰怕宋澤萊?──人權文學論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6年﹞頁11─25。
[5] 有關林雙不的這些事蹟見:康原編:〈林雙不寫作與時是對照年表〉《歷史與現實的啄木鳥─林雙不作品評論》﹝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8年﹞頁182─183。
[6]見陳麗雅著:〈從碧竹到林雙不〉《歷史與現實的啄木鳥─林雙不作品評論》﹝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8年﹞頁14─23。
[7]見毛蔚領著:〈碧竹與晴芳─訪問《雪峰半月》的作者和他的未婚妻〉《雪峰半月》﹝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6﹞頁199。
[8]見林雙不著:〈筆名兩題〉《一盞明燈》﹝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208。
[9]見林雙不著:《雪峰半月》《台北市:水芙蓉出版社,1975年》
[10]見林雙不著:〈那一跛一跛的人影〉《星散》﹝水芙蓉出版社,1986年﹞
[11]見林雙不著:〈台灣種田人自序〉《台灣種田人》﹝台北市:水芙蓉出版社,1983年﹞頁2─3。
[12]見林雙不著:短篇小說集《筍農林金樹》﹝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4年﹞。
[13]見林雙不著:短篇小說集《大學女生莊南安》﹝台北市:前衛出版社,前衛出版社,1985年﹞。
[14]見林雙不著:短篇小說集《小喇叭手》﹝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6年﹞。
[15]見林雙不著:長篇小說《決戰星期五》﹝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6年﹞。
[16] 有關決戰星期五的重點內容請參閱田秋堇著:〈為台灣留下覺醒的紀錄〉,收錄於康原編:〈林雙不寫作與時是對照年表〉《歷史與現實的啄木鳥─林雙不作品評論》﹝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8年﹞頁139─143。
[17] 見王德威著:〈國土論述與鄉土修辭〉《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市: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172─173。
[18]見林雙不著:短篇小說〈小喇叭手〉《小喇叭手》﹝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6年﹞頁174,
[19]有關王定國早年的人生可參見:王定國著:〈王定國寫作年表〉《細雨菊花天》﹝台北:采風出
版社,1982年10月﹞頁263─269。
[20]有關王定國創作一生,請參見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
[21]有關王定國創作五階段,請參見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
[22]見王定國著:〈宣讀之日〉《宣讀之日》﹝台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12月﹞頁15─42。103130
[23]見王定國著:〈宣讀之日〉《宣讀之日》﹝台北:五千年出版社,1985年12月﹞頁103─130。
[24]見王定國著:《企業家,沒有家》﹝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4月﹞。
[25]見王定國著:〈沙戲〉《沙戲》﹝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65─97。
[26] 見王定國著:〈那麼熱,那麼冷〉《那麼熱,那麼冷》﹝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3年10月﹞頁165─253。
[27]見王定國著:短篇小說〈苦花〉《沙戲》﹝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99─122。
[28]見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收錄於《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市:里仁書局,2006年增訂版﹞頁1─273。
[29]見魯迅著:〈清末之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市:里仁書局,2006年增訂版﹞頁261─272。
[30] 見王世勛著:《森林》﹝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社,1986年﹞。
[31] 見施淑‧高天生主編:台灣作家全集中的《吳錦發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三刷﹞頁169─198。
[32] 見施淑‧高天生主編:台灣作家全集中的《吳錦發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三刷﹞頁24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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