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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的巨大差異及對其族群生存態度的規範

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的巨大差異及對其族群生存態度的規範

我們由上文的長篇大論中,得到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的諸多不同,絕對無法將他們視為同一個東西加以混合。

它們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我們再將這些相異點加以整理、擴充,論述於下:

首先,在文學的內涵、思想上:外省人致力於表現「死亡的無所不在」「厭戰反戰」「生活的荒蕪」「與生存環境疏離」「生命空無」這幾個存在主義的主題。本省人則表現「荒謬感」「不安全感」「不確定感」「被害感」「反言論箝制」「反監牢、反監禁」「抵體制、争自由」這幾方面的主題。雙方所運行的軌道是不一樣的。外省人所了解的存在主義的奧義,本省人不見得人人皆懂;相同的,本省人所了解的存在主義奧義,外省人懂得的人也不會太多。他們雙方各有自己的現實,限制了他們對於存在主義的了解。譬如說對於「虛無」這回事,本省作家很少強調,本省詩人李魁賢在回憶笠詩刊第一個5年﹝19641969﹞的成就時,批評外省人的《創世紀》詩刊,說:

這時期的《創世紀》由於加強吸收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逐漸浮現的虛無主義佔上風,變成『精神不在家』的現象,詩以無所表現為尚,玩弄技巧,做文字魔術表演,逼得紀弦在《笠》十四期發表〈給趙天儀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討伐新形式主義和尋虛無主義,甚至痛心要取消現代詩名稱。相反的,《笠》強調詩的精神要素,要求表現物象生命。[1]

李魁賢的這段話非常有趣。其實,外省詩團體《創世紀》不是因為吸收超現實主義才變成虛無的,而是因為吸收存在主義的虛無精神才變成虛無的。這段話還反映出外省詩人的虛無程度甚至連外省人詩人紀弦都看不下去,想要討伐他們。《創世紀》的外省詩人﹝瘂弦、洛夫、商禽﹞為什麼要虛無到這種程度?那是本省人不容易懂得的。

同樣的外省詩人洛夫和其他詩人也看不懂笠詩刊的「新即物主義」的詩。1971年,洛夫在《水星》詩社上亂罵笠詩刊是日本詩壇的殖民地。[2]這是一種很奇怪的亂罵。其實,《笠》《創世紀》都是存在主義文學的承襲者,可說是兄弟刊物,可是卻完全無法了解對方為什麼要如此表現,這是很詭異的一件事。

第二、在時間上: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的引進似乎在40年代就開始發生了,但是笠詩刊要等到1964年創刊之後,才引進存在主義思想濃厚的新即物主義。這個原因比較容易瞭解,乃是因為本省人在戰後還不能使用北京語文創作,差不多要再等個10年,才能運用北京語文創作;而外省人不必,一開始,他們就能創作。

第三、在純粹度上:我一直感覺到,外省人的存在主義詩或者小說,很不純粹。即使我很努力想將瘂弦和白先勇的某些作品看成是存在主義,但是我沒有辦法完全自欺,因為外省人的作品中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的味道太強烈,凡是瘂弦寫的有關死亡的詩,由於象徵主義太過於濃重,要勉強說是存在主義實在有些說不過去。白先勇的作品寫了許多瘋狂變態和被扭曲的人,有很深的表現主義味道,硬要說是存在主義也很難說得通。換句話說,戰後外省人的作品常將象徵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混在一塊書寫,好像大鍋菜一起煮,使人很難釐清他們的作品是哪一類的現代主義。大致上,其現代主義的味道是屬於比較早期的﹝很像一戰以後的歐洲文學﹞,尤其充滿了濃重的悽慘的、瘋狂的、虛無的表現主義成分,雷同於海明威式的「失落的一代」的情緒,很具有破壞性,讀起來晦澀、陰暗、混亂,始終都沒有二戰快要結束時的那種光明、樂觀的傾向。

本省人的存在主義作品就比較純粹,大概就是繼承較具反抗精神的一面。一般來說,「抵抗」「反叛」才是存在主義的精神核心,如果這種精神不在,存在主義就平凡無奇了。本省人的存在主義差不多是奠定在這個精神上的,就像是沙特的〈牆〉、卡繆的《異鄉人》裏的主角所表現的那樣,保持著堅決抵制的不妥協態度,來面對苛酷不仁的統制環境。

第四、在對高壓政權的態度上﹝人權自由的貢獻上﹞:我們了解到在世界存在主義文學的洪流中,能給人回味無窮的文學作品還是沙特和卡繆的文學作品。不論他們的小說或是他們的散章,都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們對獨裁政權﹝佛朗哥、希特勒﹞體制性的壓迫都帶著不能與之同流合污的抗拒態度,更叫人佩服。台灣很光榮的,在5060年代就開始盛行存在主義的文學,那麼反對當權壓迫的文學風氣必定很高。可惜,並沒有!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家非常詭異,對於反抗獨裁蔣家政權可以說毫無貢獻,他們引進存在主義文學居然不是用來對法西斯統治的,甚至還裝聾做啞,替高壓的體制辯解。洛夫居然如此說:「台灣是一個最富創造自由的社會,我們的文學活動極少受到檢查和干涉。[3],這種說法當然是昧著良心說的。事實上,當時外省人引進存在主義的哲學或者寫作存在主義作品時,對存在主義的內涵可能還不是完全的清楚,特別是對法西斯的反抗這一點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只是看到自己所喜歡的一面,就開始推展存在主義。等到他們知道的時候,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的問題出在這些外省存在主義作家和當時獨裁政權的關係都很好:在1965年這一年,洛夫到越南任『顧問團』顧問兼英文秘書,瘂弦也當選十大優秀青年。[4]另一個白先勇則是將軍族的後代,你要他們反抗蔣家的獨裁,怎麼可能?!有人在談到《創世紀》時如此批評說:

從《創世紀》這群詩軍中詩人身上,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代文義體制』和『反共文義體制』,是如何看似對立,但又緊密相依。現代詩文藝體制可以義正辭嚴的宣稱自己的「純粹」地位,可以充分肯定藝術創作的自由,而否定藝術的社會功能與道德價值,但是這樣的宣稱卻是牢牢地建立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上的肯定裏。所以他們可以一方面高喊藝術純粹,另一方面又可以全心投入祝壽朗誦大會,奉獻於愛國反共的時代浪潮裏,甚至接受政治作戰部的委託,組織國軍詩歌研究會。[5]

這段話實在說得很好,只要把這段話裏的「現代文藝」改成「存在主義文學」你就可以心領神會。因此,我們可以說,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事實上是不忠實於存在主義的,那種對法西斯主義的屈從實在是令人痛心的。

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就比較沒有這個缺點。戰後,作為本省人,乃是一個被蔣家政權徹底管訓的族群,即使你屈從這個政權,也不一定能從這個政權的手中得到利益﹝因為殖民者不一定會信任你﹞。因此,本省人就利用存在主義文學來表達他們的抗議,對壓迫的體制發出不滿的聲音。我們看到《笠》詩刊幾十年如一日,使用隱喻手法對體制的壓迫做諷刺,企圖掙脫這種可怕的存在狀況,同時施明正絕食而亡,這都是明顯的例證。因此,假如我們說存在主義文學沒有在台灣發揮它應有的功用,那倒未必然,只是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全面和強烈罷了!

第五,對文壇的影響:以書寫存在主義的「死亡的無所不在」「厭戰反戰」「生活的荒蕪」「與生存環境疏離」「生命空無」為主題的外省人主義作家對文壇的影響力如何?這是一個很難估計的問題,似乎從來都沒有人做過估計。譬如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提到這群人的詩時,只說:「他們皆注重語言的創新與突破,尋求新的經驗和節奏,這使得台灣的現代詩越來越脫離民眾的現實生活,變成晦澀、難解,只有詩人才看得懂的詩。[6]並沒有注意其真正的影響力。又譬如說趙天儀在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的一個座談會上,用很嚴厲的話來批評這些詩人,他說:「我門詩壇有一些虛無、晦澀的詩,由於不斷的被小圈圈的人重複的編入詩選,因此這些詩的主人們,也不斷自我陶醉,昂然自認為時代的前衛詩人,而詩缺了自我反省和批評的能力。[7]對他們的影響力採取了輕忽的態度。其實,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影響力之大非同小可。就以書寫「流亡」「疏離」「虛無」這三個主題來說,到現在,很少有外省籍的年輕作家能逃離這種文學情緒。《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的作者陳國偉敏銳的洞察到這個現象,他在評論外省人作家們的城市空間書寫時,這麼結論說:

當他們面對解嚴之後的價值觀重整,經濟發展帶來的都市文明新時代,但又在血緣文化市的高度檢驗他們族群身分的時代/社會中時,省外族群書寫者所面對的,將是更多更嚴峻的考驗。他們的精神流亡,也將在變動重組的過程中繼續進行著。[8]

按陳國偉的意思,這些還在寫作的第二外省作家──朱天心、駱以軍甚至是蔣勳,精神狀態都是流亡的,這就呼應了商禽說過的他到了台灣以後,沒有辦法在可見的空間裏流亡,就繼續在心裡流亡是一樣的道理的。

至於「疏離」感覺的書寫,外省人作家如今依然流行不衰。朱天心的長篇小說《古都》用了很大的力量描寫台北,儘管她多麼努力想寫出台北印象,可是在明眼人的眼中卻更感到她對台北的疏離,這個城市對她而言仍是十分陌生的。

我甚至感到外省人的第三代作家的精神也是如此,既是流亡的,也是虛無的,更是疏離的。

須知,這個影響是巨大的。差不多這6070年來在台灣文壇裡,外省族群是強勢的族群,他們一向領導著創作的風潮,獨占文學生產機構,因此「流亡」和「疏離」「虛無」的文風差不流播全國,即使本省若干作家也難逃邯鄲學步。它也就是560年以來台灣最主流的文風。

因此,你要問外省籍的存在主義文學影響有多大,我只能說:太大了!

至於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呢?儘管笠詩刊團體常自我吹噓,但是客觀上,它的影響力一向並不大,只能做為一個文學集結﹝笠詩刊社﹞發揮它的弱勢的影響力。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笠詩社的詩人帶著很強的中智‧中產階級的色彩,和下層社會的民眾距離比較遠,對國內的政治反對運動採取了「維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態度。因此,在本省人文學團體中,不論是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八0年代的人權文學、90年代以後越來越盛的台語文學團體,都比笠詩社更加有社會性、民族性、政治運動性,它們在每個時期都取代了笠詩刊存在主義所具有的「反言論箝制」「反監牢、反監禁」「抵體制、争自由」功能,變成本省人一時間的文學主流,《笠詩社》的隱喻新即物詩歌只能維持一個固定不散的樣子,力量卻始終無法增強。事實上,在80年代後,鄭炯明已經慢慢停止創作,而李敏勇所寫的政治抗議詩已經脫離了隱喻式的新即物範疇,和一般的詩並沒有兩樣。再說自從本省人在80年代後期開始在台灣政壇裡當家做主以後,再寫「反言論箝制」「反監牢、反監禁」「抵體制、争自由」的文學也不合時宜,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風潮慢慢都已經停頓了,即使有,也應該是非常個人化而沒有族群意義在裡頭的文學了吧!

不過,隨著中共對台灣的日益壓迫,這一路的存在主義文學也許會鹹魚翻身過來,成為創作的主流也不一定!

儘管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各有自己的一片天,但是它們最大的意義應該不是用來取得文壇讀者的喜愛,或者做為一種商品來多賣一些書籍而已。事實上不論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也好,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也罷,都是非常晦澀難明的一種文學,喜愛這種文學的人士需要有一些思辯能力,文學作品要多賣根本是不可能的;不過,卻因為裡頭蘊含著各自的族群命運洞察,終致成為族群的一種自我表白,它代言了族群的所思、所感,在無形中教導了族群的後代採用何種態度來面對他們生存的處境,因此,它們的重要性是顯露在族群生存的規範這個方面。

外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洞察到外省族群「流亡」「疏離」「虛無」的命運,堅定的告訴了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存在必須採用「流亡」「疏離」「虛無」的生存態度,只有這些才適合於它的族群,其他的態勢都不對。這些存在主義文學家不是說說而已,他們寫成眾多的詩、小說,以感性的方式,娓娓地訴說著他們所看到的,所感到的一切,非常動人。存在主義文學不但這樣來暗示第一代來台的自己,也暗示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不可忘卻這種生存態勢,其所具有的規範性和強制性超乎了我們的想像,至今外省人的世世代可說亦步亦趨,絲毫無意改變。這就外省人存在主義文學厲害的地方,也是其意義之所在。

可是,這種規範早晚要改變的,難保第四代、第五代之後,子孫們就忘記了。何況一如商禽所說的,到了台灣後,他已經無法實際上的逃亡﹝因為不像大陸的土地那麼廣闊,怎麼逃都逃不出一個島嶼﹞,只能在內心逃亡。我想對於「虛無」和「疏離」的態度也都不是實質的,而是心裏的,因為你終究必須和台灣人接觸,必須在柴米油鹽中生活下去,早晚「虛無」和「疏離」的感覺都要淡泊下來,那時,存在主義的魔咒早晚都要解除。不過,存在主義對外省人的生存態勢的規範還是很重要的,短暫期間休想要它改過來!

本省人的存在主義文學也是如此,它規範了本省人只能採取「反迫害」「反言論箝制」「反監牢、反監禁」「抵體制、争自由」的生存態勢來回應其的生存處境。這些存在主義文學家一樣創造出許多的詩、小說,用來說服他自己以及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這種洞察力是非常厲害的,一下子就抓住了本省人非自主性的、無主體性的悲劇源頭。

那麼,本省人存在主義文學的魔咒何時解除呢?我想終有一天要解除吧,就在台灣人有能力完全免於恐嚇,完全可以獨立自主於地球之上的那一天為止吧!

──20070708完成於鹿港寓所



[1] 見李魁賢《詩的見證》﹝台北:台被縣政府文化中心,1994年﹞頁128129

[2] 見李魁賢《詩的見證》﹝台北:台被縣政府文化中心,1994年﹞頁134135

[3] 見洛夫:〈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創世紀》37期社論,1974年﹞

[4] 見劉正忠:《軍旅詩人的怪異性格》﹝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論,2001年﹞頁10

[5] 見蔡明諺:〈新詩論戰之後:對六0年代初期現代詩壇的幾個考察〉《6070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年﹞頁218

[6] 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年﹞頁125

[7] 尉天聰:《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1978年﹞頁79112

[8]見陳國偉著:《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台北:五南,2007年﹞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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