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台灣人與台灣文學異化的悲哀 ／林央敏

[胡長松]

台灣人與台灣文學異化的悲哀      ／林央敏

 

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

 

    過去四百年間，台灣從開始有全島性的政府組機以來，每個統治權力都來自空降，而且都是飄洋過海的入侵政權。這些外來的入侵政權，舉凡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遂行殖民統治，以外來之勢強壓在台灣人身上，特別是教育文化方面，外來政權絕不鬆手，意欲主導文化政策，以改變台灣人的語言文化和民族認同為終極目的，來方便他們統治。這情形在最近百年的外來統治最為明顯，因為是有計劃性的，所以也最為成功。

 

台灣文學史的主流異象

 

    外來文化殖民統治的成功之處，只要略窺最近八十年中，台灣文學史的主流異象即可得到印証。1920年以後，受西方文學思潮影響而改以白話文寫作的台灣人作家，一部份由於漢人意識與祖國認同的關係，他們選擇使用中國白話文（北京話）抒寫；又1930年後，在日本教育体系下成長的台灣人，越來越多使用日文寫作。很快地這兩種白話文成為當時所謂「台灣新文學」的主流，作家們在寫作時，極少有人想到，他們筆下的語言並不屬於台灣社會大眾。而當1930年起，有些較具台灣人民族自覺的作家，發現台灣話才是台灣文學最自然、也最直接和貼切的文學語言，而開始提倡台灣話文寫作時，竟遭到本土人士反對，反對者詆譭台灣話是不雅的土話，並主張台灣作家應以中文或日文創作才有文學可言。這類文學認知已經異族化的作家們，當1937年，日本政府禁止發表任何漢文書寫的作品後，提倡中文的祖國派，或離棄台灣，去到中國繼續其中文寫作，或留在台灣，改以日文書寫；至於主張台灣話文的本土文人，早就熱心投身反抗外來殖民統治的政治運動，一直都是當局鎮壓、搜補的進步份子，他們或英年早逝、或鬱鬱終生，死後，雖然政權換了，可是這些最具台灣人意識的台語派作家仍然不得見天日，因為新政府也是外來政權，同樣實施高壓殖民統治，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國民黨的奴化政策極成功

 

    1945年後，中國的國民黨蔣家政權君臨台灣，台灣人遭受空前嚴酷的殖民奴化統治。台灣人意識在慘歷二二八紅色血腥與其後漫長的白色恐怖下迅速淍零沉沒，蔣政權一方面強力推行中國語政策，一方面有計劃的醜化台灣文化，一步一步斬除台灣子弟對台灣本土的感情與認同。文學上的「揚華抑台」政策當然也是外來政權蓄意扭曲台灣人民族意識的重要環節，國民黨的奴化台灣政策，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大眾傳播的發達，獲得極大的成功，以致日治時代就已形成的台灣人意識和台灣話文的主張要遲至1980年代才能重新浮現。而且當台語文學運動風起雲湧時，反對之聲也隨之而來，不僅外省中國派文人反對，連一向自認站在台灣立場的本土派文人也加入撻伐台語文學的行列，他們不但不反抗外來語文，甚至輕視、貶抑本土語文的心態，就是台灣文學異化後的現象之一。由於這些異化者都深陷殖民奴化的境域而不自知，所以在當今不僅支持北京話中文寫作，要是他們看到日据時期，有作家積極改用日文創作也會加以讚揚。

 

台皮中骨的鄉愿以壓抑台語博取美名

 

    所幸最近二十年的台語運動多少也得到一些成果，它使台語文學受到重視，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一環，也促使不少原先的反對者改變初衷，或為參予者、或為支持者，至少在表面上已不再反對。這次運動同時也促成其他台灣本土母語文學的再生，一時間台灣本土母語好像出頭天了，特別是台語文學和台語研究曾一度被學界誇大的說成「顯學」，由此可見其熱絡情況，只可惜它是被「誇大」的，而且1991年後，振興台語的呼聲反而被大張旗鼓的扣以「福佬沙文主義」的罵名，更諷刺的是尊崇北京話的主張開始被讚揚為「心胸寬大」，眾多本土政客與文丑墨客們也為博取「包容」美名，而以「政治運動尚未成功，為免影響族群和諧，應避開語言文化問題」為由，而把台灣文藝復興的契機加以犧牲。當1996年，民主運動完成最後一件政治改革工程，經由民選，台灣人正式取得政權時，咸以為台語文化將得到充分發展，台語文學運動的目標也可隨之水到渠成，但實際上，台語（或台灣人母語）和台語文學仍未脫離被壓抑的困境，相反的，北京語被承認為台灣人的新母語，官方和主流媒体乃至文化界，仍是華語文化一枝獨秀，論者曾謂這個現象是因國民黨還繼續執政，李登輝（第一個台灣人總統）還承續著國民黨的舊包袱，一旦國民黨下台，台灣通用語言主客易位的異象將迅速獲得改善。然而2000年，台灣真的「變天」了，第一次由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政黨（民進黨）取代外來政權，理論上是完全結束外來統治了，可是台灣本土文化並未隨之「上台」，看起來陳水扁政府反而比李登輝政府（最後一任時）「接收」更多舊國民黨時代的外來体質，在語言文化上，陳水扁表現得比李登輝更接近中國文化人、更缺少台灣文化主体性的思考。之所以如此，正是蔣家國民黨在台灣的文化殖民政策所造成的，蓋李登輝是長大後才開始受中國文化感染，陳水扁則是一出世就浸在國民黨所建造的文化大染缸中成長，語言文化在陳水扁的意識中，像大多數自小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台灣人那樣，工具性作用遠大於民族性作用，所以政權雖已變天，但只是回歸到一群「台皮中骨」（台灣人皮裹著中國人骨）的人身上，對台灣人母語文化的復興不會有積極的作為。

 

「新台灣人」有覺醒與異化兩款品格

 

    早些（約1993），反抗國民黨殖民政策的知識分子（以台灣教師聯盟居多）曾喊出「新台灣人」的口號，依本人所知，這個「新台灣人」是指能從國民黨（含新黨、親民黨）的意識型態中覺醒，具台灣歷史文化意識，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致力反專制、反奴化、反中國併吞，又愛惜資源、重視環境保護的台灣人，這樣的「新台灣人」，應該不再誤以為自己（也）是中國人，然而這種「新台灣人」的呼籲，是官方和大眾傳播媒体所排斥的，因此未能得到普遍的認知和回響。後來（1997），當李登輝為馬英九選台北市長站台時，兩人合演雙簧，也喊出「新台灣人」後，這個「新台灣人」立刻被媒体大加宣揚，一時之間，各界人士都紛紛自稱自己是不分省籍的「新台灣人」，不過這個「新台灣人」的定義已然不同，本質上後者是指意識型態中國化的台灣人，這樣的「新台灣人」正是外來政權的殖民政策所要塑造的「產物」，如今，台灣社會各界充斥著這種「新台灣人」，文學界、掌管教育文化的政府部門、主導文化傳播的大眾媒体等等都是，在這些「新台灣人」的主政之下，台灣文學不異化也難，不僅文學的異相會持續做為主流，而且隨著政治民主化、政權的「新台灣人」式本土化，台灣人對這種扭曲現象會減少警覺、減少抗爭批判，甚至在不知不覺中認同異相就是台灣文學的合理演變。

 

台灣作家異化後現象及其心態

 

    台灣文學語言的異化已是相當明顯，無論日本時代或「中華民國」時代都如此，外來殖民統治者的語言既使僅佔總人口的絕對少數，也會被塑造成主要的文學語言，而語言與文學的密切關係，創作者與評論者也許不清楚、也許故意忽略，於是乎當異族入侵後，有的評論家會稱讚語言轉向的作家，將之美化為「跨越語言」，反而無情對待堅守民族語言與民族尊嚴的作家，視之如自掘墳墓或走一條死胡同。

    台灣文學異化的另一個現象是作家們心態懦弱，集体逃避現實、避開殖民統治者所禁制的題材和意識型態。就拿現代人對日本時代的新文學的態度來看，現代評論家最初只敢研究、宣揚具中國意識而且不涉政治立場的作家與作品，尤其讚捧那些逃避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而躲著寫作的日本時代作家及其作品，到後來才肯稍稍重視那些熱衷政治、文化運動的作家，但至今最具台灣人立場與抗爭性格的台灣話文作品仍為當今主流文壇所忽略。戰後的台灣文壇也是同樣情況，八○年代最具台灣本土意識的反抗殖民統治文學和台語文學都被忽視，僅管它們在當時都是旗幟最鮮明、也最具震撼性的台灣文學思潮。總括說來，在外來殖民統治之下，只有忽視民族，以成就個人的作家與作品才可能得到大媒体與官方的頌揚。如此惡性循環，台灣文學的異化就日益嚴重，到最後，台灣人斷根亡族，成為所謂「新興民族」。

 

今日台灣文人的四種類型

 

    在語文的使用上，台灣文人可分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堅持使用台灣語（或母語）寫作，這種人幾乎不存在了。在目前，一個人除非不諳中文，而且只會台語，或者不再寫字，否則都或多或少要「被迫」使用中文書寫。第二種就是儘量使用台語寫作，非迫不得已，絕不使用外來統治者的殖民語言書寫。這種文人到目前還有相當數量存在，可是和受教育的人口數比起來，已成為稀有的台灣人。第三種是雖然也希望能夠使用台語書寫，但因未能接受台語文教育而不諳台文，或迫於現實環境、或為了寫給不諳台語文的人看，而不得已使用已被迫熟悉的中文寫作。這種人其實很多，只是大部份都不自知自己是不得已的中文使用者。第四種是支持使用中文寫作，不管他是無可奈何的被迫支持或自願支持，他們總是維護殖民統治者的語文甚於本土母語，甚至以輕視、詆譭台灣人母語來維護外來壓迫者的語文。這種人，在日本時代支持日語文；在「中華民國」時代支持北京華語文。這種人相當多，也許已成為台灣文人的最大數量，只不過許多人沒有表態而已。

    台灣文人對台灣文學語言的使用會產生這些差別，根源於作者本身的台灣人民族意識的強弱有無，這四種文人的台灣人意識依序遞弱，第四種人甚至可說已異化成外來族群的一分子，當這種人成為台灣最大「族群」時，台語和台語文學都必需特別鼓吹、格外保護，否則就會像稀有動物般絕種。台語文化在台灣絕跡，這是台灣人最大的悲哀，但到那時候，台灣人並不會為此悲哀，因為「新台灣人」已取代他們祖先成為台灣人。

[顏雪花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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