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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呂赫若 的小說〈財子壽〉──並論悲劇文學作品中失喪了的親情、友情

 

評呂赫若 的小說〈財子壽〉[1]

──並論悲劇文學作品中失喪了的親情、友情

◎宋澤萊

0、摘要

台灣遊田園文學時代邁入悲劇文學時代,許多書寫的主題都翻轉過來。當中,歌頌親情、友情的作品逐漸衰弱,無情時代悄然來臨。

呂赫若的短篇小說〈財子壽〉正是一篇代表作。

本文仔細考察了〈財子壽〉的內容,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注意文學史所表現的這個奇怪的現象。

 

關鍵詞:〈財子壽〉、弗萊、田園文學、悲劇文學

 

一、「家庭人」或「家族人」的小說

當台灣文學來到日治時代時,許多舊日文學所表現的熱們主題已成明日黃花;同時,許許多多以前不是主題的事物來到了日治時期,竟然變成了新主題。

比如說,長久以來表現了土地與人融合無間的這個主題已是日落西山;現在由於土地不再是台灣人所有,台灣人卻又不得不依賴土地生活,土地變成台灣人的重大負擔,人與土地分離對立的故事遂成為文學明顯的新主題[2]。又比如說舊文人所表現的社會與個人和諧關係的這個主題也告收場,由於個人主義逐漸傳播開來,追求個人權利的風潮逐漸盛行,文學裡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彼此敵視,甚至劍拔弩張起來[3]

呂赫若是一個手中握有新主題的日治時期小說家。本來,在清治時期,「家」或「家族」對個人而言,從來不是一個負面的主題。不過來到了呂赫若的小說中,「家」或「家族」成為一個需要重新考量的主題。

在一般的看法裡,呂赫若一生的文學常被分成許多時期,比如說1935~1939這幾年裡,他的小說集中在以小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殖民地經濟問題以及封建社會的矛盾問題;1939~1941這幾年則先描寫了農村婦女的問題後來又轉移到描寫都市婦女的問題;1942~1945這幾年,集中探討了封建家庭中婦女地位問題;1946~1947則嚐試使用中文創作,批判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以及戰後的國民黨的統治政策[4]。不論哪個時期,呂赫若多半的小說氛圍都表現得非常陰暗憂鬱,小說的人物在面對著窒悶的環境時,多半呈現軟出弱無力,甚至接近殘廢的心靈狀態。在男性方面,不論平民也好、地主或知識分子也罷,可說清一色都是行動的無能者,在懦弱無能中挫敗下來。在女性方面,儘管個性表現得比男人稍稍堅強一些,但也不乏有人走上自殺或精神崩潰的道路。也因此,呂赫若的這些創作可以顯現出許多嚴重的的意義。比如說他的小說可能被理解為對傳統封建社會的批判;也可能被理解為為對資本主義剝削現象的批判;或者乾脆說是針對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批判。

不過,不論如何看待呂赫若的創作歷程,他的小說的主角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是他們大半總是和「家」或「家族」分不開關係。早在在1935年發表的一篇小說〈暴風雨的故事〉[5]裡,刻劃了婦人罔氏在凶暴地主和懦弱丈夫交逼下,走上了上吊自殺的道路,呈現一個困苦的「家」如何覆滅的故事,這篇小說可說是最早期的小說之一;到了1943年發表的〈合家平安〉[6],則描寫了養子有福和萬成、萬章兄弟不得不逃離鴉片癮父親的掌控,使「家族」走向崩塌瓦解的經過。故事的主角無一不與「家」「家族」息息相關。說來奇怪,呂赫若小說中的主角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生命個體,而是屬於「家庭人」或「家族人」的那種人,與楊逵、王昶雄、龍瑛宗小說中那種身處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很不同。簡言之,呂赫若的小說主角很像蝸牛,拖著一個重重的殼走路,那個殼就是「家」或「家族」。這是一個值得大大注意的現象,我認為呂赫若並不是真真正正想探索「個人」的那種作家,「個人」在他手上只是一個工具,最終目的則在於描寫「家」或「家族」。而「家」或「家族」在他的大半小說裡都顯示了那是極端黑暗、充滿冤屈、相互壓迫、鬥爭不息的團體,「家」或「家族」絕對不是休憩的好地方,而是不幸的淵藪。

    因此,本文想從「家族親情」的這個觀點來看呂赫若的小說。我認為,在文學史上,呂赫若翻轉了舊文學最常表現的家庭主題,將家族成員之間的和諧愛情轉變成彼此的冷酷無情。換句話說,在清治的田園文學時代,「家」或「家族」總是美好的、溫暖的符號;到了日治的悲劇文學時代,「家」或「家族」往往變成是一個黑暗的、負面的符號。最能讓人看出這個轉變的,就是呂赫若的小說作品。我認為這就是呂赫若的小說在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因。

    我們將以呂赫若的重要小說〈財子壽〉進行這種說明。在說明前,先看一看呂赫若的年譜:

 

呂赫若簡譜[7]

 

1914,1歲:本名呂石堆,8月25日出生於台中縣豐原鎮潭子。曾祖父員居桃園龍潭,後遷台中做糧食買賣,賺錢購地。父親呂坤霖,小地主階級,曾任庄街協議會會員。家道興盛時擁有5、60甲土地。

 

1923,9歲:進潭子公學校就讀。

 

1924,10歲:父親與叔父等分家。這一年年底發生彰化蔗農抗爭的二林事件,台灣農民運動開始興起。

 

1927,14歲: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潭子公學校。這一年,文化協會分裂。

 

1928,15歲:考上台中師範學校就讀。

 

1929,16歲:初讀島崎藤村的文學作品。

 

1930,17歲:閱讀世界文學全集。母逝。常到書店閱讀《中央公論》《改造》《資本主義的詭計》等書。

 

1931,18歲:開始創作文學作品。參加學校旅遊東京。這一年台灣赤色救員會準備重組台共,堂姊夫林寶煙是豐原地方的班委。

 

1932,19歲:音樂成績優異,在學校表演鋼琴獨奏。

 

1934,21歲:3月,師範學校畢業,分發到新竹峨嵋公學校教書,任訓導,與元配林雪娥女士結婚。

 

1935,22歲:1月,短篇小說〈牛車〉在日本普羅文學的中心刊物《文學評論》二卷一號登出,是台灣新文學作中繼楊逵之後躍登日本中央文壇的作家。4月,轉調南投的營盤公學校任教。5月短篇小說〈暴風雨的故事〉﹝註:這篇小說後來據呂赫若回憶,應是他的處女作小說,創作時間比〈牛車〉更早﹞登載於《台灣文藝》,啟開了呂赫若獨擅的台灣家庭成員不幸命運的書寫。7月,短篇小說〈婚約奇譚〉亦登於《台灣文藝》。

 

1936,23歲:4月,小說〈牛車〉與楊逵〈新聞配達夫﹝送報伕﹞〉、楊華〈薄命〉被選入《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選──山靈》一書裡,台灣小說第一次正式被介紹到中國。5月,〈前途手記〉登於楊逵辦的《台灣新文學》一卷四號。

 

1937,24歲:轉任潭子公學校任教。5月,短篇小說〈逃跑的男人〉載於楊逵創辦的 《台灣新文學》二卷四號。這一年,楊逵辦的《台灣新文學》停刊;盧溝橋事變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為防止台灣人叛變,日本政府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於台北,各州廳設立支部。

 

1939,26歲:3月赴東京進入武野藏音樂學校學習聲樂﹝亦有人說他進入東京聲專音樂學校就讀﹞,辭公學校教職。在東京參加東寶劇團的歌劇演出《詩人與農夫》歌劇,前後有一年多的舞台生活,中間曾經回台。這一年,5月小林總督曾宣稱「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是治台三重點,並為南侵做準備。10月,日本總督府公佈「米糧統治規則」。

 

1940,27歲:3月,短篇小說〈藍衣少女〉載於《台灣藝術》一卷一號 。5月,中篇小說《台灣女性》開始登於《台灣藝術》。

 

1941,28歲:8月,開始撰寫短篇小說〈財子壽〉。這一年,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5月,西川滿改變《文藝台灣》雜誌的編輯方針。張文環發行《台灣文學》雜誌。6月,總督府公佈「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制度實施消息」。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2,29歲:1月,還在東京,日記曾寫著;「要創作戲劇。很想為台灣的戲劇運動做些貢獻。」〈財子壽〉脫稿,接著構思短篇小說〈月夜〉。2月,在日記上寫著「希望文學從根柢描寫黑暗,以達到克服黑暗。」這樣的字句。3月又動手繼續翻譯《紅樓夢》。4月,還在東京,短篇〈財子壽〉登於張文環創辦的《台灣文學》二卷二號。5月3日,因肺部有病,退出劇團,結束東京的居住,搭船回台灣,加入《台灣文學》的編輯工作,並擔任《興南新聞》的記者,短篇小說《廟庭》完稿。10月,短篇小說〈風水〉登於《台灣文學》。與吳濁流、張文環、龍瑛宗每月聚會一次,聆聽工藤美好講解近代文學。參加辜顏碧霞女士開設的文學沙龍。

 

1943,30歲:1月,進電影公司工作,居士林街,和張冬芳同住,短篇小說〈月夜﹝〈廟庭〉續篇﹞登於《台灣文學》。4月,短篇小說〈合家平安〉登於《台灣文學》。6月,買了《詩經》《楚辭》《支那史研究》三本書來研究,對中國舊文學的研讀很熱心。7月,短篇小說〈石榴〉登於《台灣文學》,之前的台灣舊家族成員不幸命運的小說書寫暫告一段落。11月,皇民奉公會在台北舉行「台灣決戰文學會議」,〈財子壽〉獲得第二回「台灣文學賞」。12月,短篇小說〈玉蘭花〉登於《台灣文學》。這一年,「厚生演劇研究會」成立,曾在台北演出張文環的〈閹雞〉,觀眾爆滿。8月,朝鮮、台灣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1月,聯盟國開羅會議召開,軸心國開始步入強弩之末的命運。

 

1944,31歲:3月,小說集《清秋》出版,收錄有〈清秋〉〈財子壽〉等共七篇小說。5月,短篇小說〈山川草木〉登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的《台灣文藝》中。8月,擔任台灣文學奉公會的五位常務理事之一。這一年,8月,台灣全島開始進入緊急狀態中,全面實施台籍民徵兵制度。

 

1945,32歲:短篇小說〈風頭水尾〉登於《台灣時報》,後收錄於《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8月15日,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呂赫若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這一年,10月,陳儀率領長官公署的官員及若干國軍部隊抵台,長官公署成立。12月,台灣各地物價上漲,高達幾十倍。

 

1946,33歲:1 月,《人民導報》創刊,先由宋斐如擔任社長,後由王添燈擔任社長,呂赫若擔任《人民導報》記者。2月,第一篇中文小說〈戰爭的故事──改姓名〉登於《政經報》。6月,與簡吉南下高雄採訪農民事件,引發筆禍,之後呂赫若、王添燈、蘇新、吳克泰等人退出《政經報》。7月,出席「台灣文化協進會」第一回文學委員會座談會。9月,呂赫若與蘇新、王白淵等人創辦《自由報》周刊,由王添燈任社長。10月,中文小說〈月光光──光復以前〉登於《新新》第七期。這一年,2月,米荒日漸嚴重。9月,中等學校禁止使用日語。

 

1947,34歲:2月,第四篇中文小說〈冬夜〉登於《台灣文化》。12月,當選「台灣史藝術建設協會」候補理事。這一年,1月,米價暴漲,一日三市。2月,228事件爆發,《自由報》同人組成「對策委員會」,協助王添燈在「二二八事件委員會」內發表演講稿和廣播稿。

 

1948,35歲:當任建國中學音樂教師,與校長王文彬都是思想左傾的人士。主編左傾的《光明報》。

 

1949,36歲:擔任北一女初中部音樂教師,變賣祖產經營「大安印版所」,目的在於印刷宣傳文件。這一年,發生台大、師院「四六學生運動」事件。楊逵因「和平宣言」事件入獄。5月,警總發佈全省戒嚴令。8月,保密局陸續逮捕散發《光明報》的台大和成功中學的學生;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失蹤;「大安印版所」結束營業。這一年的12月,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移往台北,吳國楨擔任省主席職務。

 

1950,37歲:共黨幹部蔡孝乾等相繼被捕,省公委台北市委倖存幹部撤退到台北縣石碇附近鹿窟山區建立基地,1月呂赫若逃亡到鹿窟。

 

1951,38歲:呂赫若死。據遺孀蘇玉蘭女士的回憶說:「根據事後﹝由鹿窟﹞出來投降的人說,有人因怕呂出來自首,在山裡頭先槍殺了他;也有人說是被毒蛇咬死,總之都找不到屍體。」另外,鹿窟一帶的居民王文山則回憶說他本人曾親眼目睹呂赫若被毒蛇咬傷致死。

 

二、〈財子壽〉裡的親情與鄉情

    呂赫若短篇小說〈財子壽〉起筆於1941年的8月,這時呂赫若正在東京學習聲樂,甚至跟隨著「東寶劇團」參加歌劇演出。在台灣,「皇民奉公會」已經成立4個月了;再4個月,太平洋戰爭就爆發,顯見時局的嚴重性。不過,呂赫若的創作似乎不太受時局影響,〈財子壽〉仍然在1941年1月脫稿,4月就登載於張文環的《台灣文學》上。這篇小說全然與時局無關,完全著眼在台灣舊家族制度的批判上,傾全力暴露台灣舊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這當然不能說呂赫若不關心時局,而應該說日本當局不允許文學家對時局有過多的著墨,他只好把筆調整到家族的書寫上。這是一種權宜之計,或者竟是一個寫作策略了。

    然而,呂赫若仍然沒有使我們失望,在揭發傳統家族的非人性表現上,這篇〈財子壽〉的力道很強,非同小可,在1943年的11月,它所以能獲得皇民奉公會的「台灣文學賞」絕對不是沒有原因。這是敘說有關一個吝嗇的地主如何好色守財,以及他的妻子在家庭裡如何被欺凌虐待終致於發瘋的家庭悲劇故事。對於那位吝嗇的地主可厭的嘴臉的刻劃可說入木三分,引人憤慨;對那位被犧牲了的妻子的描寫則叫人唏噓不已,同情連連。這篇小說篇幅甚長,今濃縮如下:

 

    牛眠埔是日據時代的一個農村聚落。

    有一條白色的道路,通過聚落外的一個墓場的正中央,到達一座叫作「燈心橋」的小橋樑,在這裡和另一條來自聚落的路相交,變成一條比較大的馬路,直直向南,再通到比較繁華的市鎮。

    由於經過墓場的緣故,「燈心橋」變得有點恐怖,雖然墓場已經經過整頓,只剩下幾個墳堆,但是人們總說橋下有鬼怪出入。

    由墓場歧出,還有一條「保甲路」,向著北邊而去,路面比較小,在路的盡頭,矗立一個紅磚的大宅院,叫做「福壽堂」,大宅院四面有竹林、小河和綠色的水田,有一個醒目的紅色門樓出現在最前面。

    這座有錢人家的大宅院最少有二十幾間的廂房,佔地面積不小。雖然它和村庄聚落不在一起,看起來是獨立的,卻是現任「保正」﹝村長﹞所住的地方。保正大約40歲,名字叫做「周海文」。這棟大宅院是周海文已經去世的父親「周九舍」蓋成的,傳說中的周九舍是清朝末期時的一個英雄,曾經殺死入侵家裡的十個土匪,轟動牛眠埔。在日本人佔據台灣後,周九舍被推選為三庄的總理,做米糧的買賣,很有錢,娶三個老婆,蓋了這間叫做「福壽堂」的大宅院。周九舍死後,包括大老婆領養的兒子、二夫人的兒子們、第三個小妻子的兒子都嚷著要分家。最後大家決定,其他的小孩都搬出去建洋樓居住,大宅院由二夫人「桂香」的大兒子周海文全部繼承。

    桂香夫人、周海文和少數幾個人就住在這座空曠的大宅院裡。

    周海文生性一向非常好色又吝嗇,未分家時就對兄弟們的揮霍本性不滿,因此他也不反對分家。而且自從分家以後,他意識到整個大宅院都歸屬於自己所有的時候,就開始以小國王的樣子,君臨整個家族,用守財奴的方式來辦理家庭。他不認為發展投資事業是必需的,只要節用所繼承來的財產,每年就有數千元的收入,一切都不成問題。因此,他不參加地方上任何的社交活動,也不跟親戚來往,連村庄的人都不接觸,甚至想推辭由父親留下來的「保正」的職務,即使還有十幾間的廂房空著也不出租給任何村庄的人。他在分家的第三年就擴張產業,買下了一甲的水田,累積的金錢越來越多。可是,儘管這麼有錢,他對人更加吝嗇,對兄弟更加苛薄,比如說自己的胞弟海山在台中做生意失敗,想回來大宅院居住,海文一口拒絕,無情地把對方趕走了。

    因此,「福壽堂」的大宅院雖大,住的人卻少,幾乎可說是冷清。除了桂香夫人、海文之外,就是心地良好上了年紀的長工溪河伯,還有一位海文大老婆﹝已經身亡﹞所留下的下女素珠,另一位就是海文再娶的二夫人玉梅,以及幾個大老婆遺下的的男孩。

    提到玉梅,娘家本來是富豪,後來因為兩位兄長好吸鴉片,破產。玉梅和母親就搬回牛眠埔來居住,年過30,才嫁給死了老婆的周海文為繼室。因此,玉梅必必須細心照顧大老婆留下來的兩個男孩子,避免別人的批評,無奈大老婆的兩個小孩卻對玉梅很不客氣。玉梅雖然長得雪白豐滿,很像古典美人,但是生性善良怯弱,從不敢正面看周海文,她認為丈夫是個偉大的有錢人,覺得嫁給他是高攀他。結婚不久,她就懷孕了,比較笨重的工作由下女素珠一手包辦,她不敢閒下來,就編織大甲帽,當然所賺的錢都被守財奴的周海文拿走了。

    海文越來越吝嗇,他專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在大宅院裡有自己專用的種種東西,獨享高麗人蔘補品,平常栽種洋蘭和寫寫書法來怡情悅性。在自己的起居室裡,除了擺了一張紅色大床外,還放了一個金庫,每天都盤點金錢,不准家人的開銷超出預算。總之,周海文把人生放在三樣東西上頭,那就是財、子、壽這三樣東西;意思是說盡量追求錢財、繁榮子孫、叫自己長壽。

玉梅對海文始終都戰戰兢兢,即使要買什麼東西,也不敢對丈夫說,由於編大甲帽的錢被丈夫拿走,她身無分文,偶而懷孕的身體不舒服,也不敢說要看醫生或吃補藥,她只能到田裡找草藥來吃。玉梅的困境看在長工溪河伯的眼中,替玉梅感到同情,但是亦莫可奈何。

    下女素珠倒是對玉梅很好,頗能體恤玉梅有孕在身,常勸玉梅不可過分勞動。因此,儘管守財奴周海文對妻子不體恤,表面看起來,玉梅在大宅院裡還是沒有大問題。

    終於,某個燠熱的午後,紅色門樓的狗叫起來了。

    長工溪河伯發現一個婦人抱著包袱,手上牽著一個大約6歲的小男孩來到了大宅院。溪河伯仔細一看,就笑起來,原來這個女人就是第一個夫人生前的下女,叫做秋香。

    這個秋香應該是7年前受到周海文玩弄,生了小孩,後來被周海文嫁到南部鄉下去的女人。這次回來,想在大宅院住一陣子,到底住多久沒有人知道。

    周海文好像也虧欠了秋香甚麼東西,不敢要求秋香離開,何況眼前這個6歲的小孩可能是周海文的親骨肉,周海文不能不對對這個小孩有感情。

    玉梅對秋香並沒有排斥的心,反而秋香卻對玉梅很不客氣,不尊重她畢竟是二夫人,沒有把玉梅放在眼裡。秋香自己走到她昔日的女傭房裡,就住下來。玉梅覺得這位白皙、豐滿的昔日下女回到大宅院,將會帶給大宅院不幸。

    自從下女秋香回來後,自動接管了許多家務,由於她和每個人﹝包括周海文﹞都很熟悉,因此對每個人都非常熱絡,只有對玉梅非常冷淡。

    秋香一住就是十幾天,並沒有要離開的意思,而且盡量討好周海文。周海文也認為秋香回來是一件好事。秋香也十分後悔以前匆忙之間離開大宅院,由於十分害怕前夫人,她嫁到了南部;現在前夫人死了,她不再怕誰了,早知道如此,應該及早回來大宅院才對。

    秋香決定要把玉梅踩在腳底下。

    這時,周海文的母親桂香夫人已經身體有病,無法替玉梅主持正義。

    秋香開始在廚房指使下女素珠,把溪河伯買回來的好吃的菜餚藏起來,給自己和自己的小孩食用,把一些剩菜剩飯留給玉梅吃。由於周海文十分疼愛秋香,玉梅也無技可施,只能怪自己的命運不佳。到最後,秋香甚至故意把剩飯到掉,不給懷孕的玉梅吃,玉梅也只得暗中流淚,毫無辦法。

    某一天,病中的桂香夫人找到了兒子周海文談話,叫兒子趕快把秋香趕走,否則家裡早晚一定會出事。這件事被秋香知道了,就把憤怒記在玉梅的頭上,並且找到周海文理論。秋香氣燄高張,認為7年前她是個白癡,才被周海文拋棄,現在她聰明了,沒有那麼容易就離開大宅院,她要看看這個大宅院的人怎麼把她趕出去!周海文理虧,不敢生氣。

    玉梅終於產下了一個男嬰,因為躺在床上,沒有力量站起來,聽到秋香到處大聲喧嚷,感到很自責。玉梅總覺是自己不好,由於坐月子,任何的事都需要秋香代勞,她應該要安慰秋香才對。

    儘管如此,秋香對玉梅可是從不手下留情,剛開始,不讓坐月子的玉梅喝到坐月子的麻油雞湯,後來甚至指使素珠,連飯都不給玉梅吃。玉梅在飢餓中身體不適,開始發病,精神出現異狀,偶而會對著一些前來大宅院幫傭的人喊著:「阿母!阿母!」

    某一天,周海文外出去參加保甲會議,玉梅的母親到大宅院來探望玉梅的病。溪河伯在庭院修剪觀音竹,就發現秋香和素珠這兩個人發生了大爭吵。起因是秋香偷走了素珠的一串鑰匙,兩人因此差點打了起來。素珠當然是說秋香偷了鑰匙,但是秋香卻氣盛地說她有權力沒收素珠拿的鑰匙。秋香認為周海文把金庫的鑰匙交給素珠保管是危險的事。後來素珠澄清說那只是買菜錢的抽屜鑰匙,抽屜裡面只有50圓,根本不是金庫的鑰匙。溪河伯一聽,大笑起來,知道這兩個女人都受到周海文的玩弄,憑著周海文守財奴的本性,根本不可能交出金庫的鑰匙給任何人。溪河伯也暗中知道,眼前這位只有十七、八歲的下女素珠,恐怕早就遭到好色的周海文的染指,將來一定會像秋香一樣,難逃要被賣到南部鄉下的命運。

    桂香夫人終於病死了。接到消息的村莊的親戚都趕來祭悼,披麻帶孝的人也開始出入在福壽堂。就在這一天,秋香偷了80圓逃走了,周海文知道了,非常惋惜那80元。在喪禮的「耙砂」中,表現得最傷心的人並不是桂香夫人的親生子們,尤其是周海文不僅沒有穿喪服,甚至根本沒有到喪禮的現場來。在喪禮進行時,玉梅完全發瘋了,她大喊參加喪禮的人都是「愛哭鬼」,知道內情的人就說這是因為坐月子沒有好好照顧身體的緣故。

    在喪禮中,心裡最不滿的人應該是周海文,因為80圓被秋香偷走了,另外喪葬費不少,由他先行代墊,實在是一筆很大的開銷。

    喪禮完後,周海文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所有的兄弟,他提議要立刻由大家分攤喪禮的費用。

    玉梅的瘋病並沒有好起來,喪禮後的某個清晨,由溪河伯、玉梅的母親和哥哥陪著她,要到廉價的城北的州立療養院住院,什麼時候能再回到大宅院來並不知到。周海文也沒有前來為這個妻子送行,他留在大宅院裡,玉梅的一切好像跟他沒有關係似的。他倒是趕快去詢問一個叫做「文福嫂」的「媒婆」,準備將下女素珠嫁到別的地方去!

 

    在這個故事中,整個倫理道德呈現崩落毀壞的現象。家庭的溫暖不見,取代的是相互的冷淡和壓迫,有幾個地方為傳統的人倫所不容:

1、夫苛待妻:裡頭提到當妻子的玉梅身無分文,偶而懷孕的身體不舒服,也

不敢說要看醫生或吃補藥,她只能到田裡找草藥來吃,這種困境,身為丈夫的周海文竟然不聞不問。周海文甚至拿走了妻子編織大甲帽的工資,毫不手下留情。在妻子發瘋準備送到州立療養院住院時,周海文也沒有前來為這個妻子送行。丈夫看待妻子如同路人,甚至比陌生人還不如。

2、下女虐待正室:故事裡頭也提到以前的下女秋香回來,由於她是已故的大老

婆的下女,和周海文似乎有過肉體關係,生下了一個兒子,導致她趾高氣揚,不把第二夫人玉梅看在眼內。不但在玉梅懷孕的時候虐待她,不讓她吃飽;在生下小孩後依然虐待她,不讓她吃到麻油雞之類的補品。

3、兄弟寡情:當弟弟因經商失敗想回來大宅院居住時,周海文一口拒絕,無情

地把對方趕走了。母親的葬禮結束後,周海文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所有的兄弟,提議要立刻由大家分攤喪禮的費用。

4、兒子對母親的冷淡:小說裡也提到當母親桂香夫人去世時,在喪禮的「耙砂」

中,表現得最傷心的人居然不是桂香夫人的親生兒子們,尤其是周海文不僅沒有穿喪服,甚至根本沒有到喪禮的現場來。

    以上這些翻轉傳統人倫規約的表現都讓人感到憤慨,覺得這個「家」或「家族」是一個充滿罪惡的地方,除了周海文以外,大半成員在這裡已經得不到任何的庇護,它的存在是負面而沒有必要的!

    像這種表現,在清代的詩文中,很少有這種書寫。的確,傳統的詩文曾經刻畫出下層社會的人由於貧窮賣兒鬻女的慘劇[8];但是傳統文人筆下所反映的自己家庭狀況大抵都是美好的。我們觀看鄭用錫、林占梅、李逢時這些人的詩文,他們筆下的家庭成員關係總是和諧和樂的,絕對不會有〈財子壽〉裡面所寫的狀況。當然,也許在現實上,清治時代的大家庭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不過,清治時代的文學很少表現家庭問題。台灣人「大家庭」的內部傾軋問題似乎是日治時代才被大規模暴露出來,不但是呂赫若大規模寫了這個問題,旅居台灣的日本人作家莊司總一的巨著長篇《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9]也十足表現了這個主題。我認為這正是悲劇文學時代取代了田園文學時代的特有現象!

    除此之外,這篇小說也揭露生命個體和鄉里之間情誼的轉薄,個體終於來到徹底孤立的地步:

 

    我們注意到在故事的開端,作者就用了許多的筆墨,描寫這個有著紅色門樓以及大宅院的「福壽堂」與聚落﹝村落﹞隔著一個墳場而獨立存在,表示這個家族和鄉人是互相脫離的,它們不是一體的。後來又描寫周海文不參加地方上任何的社交活動,也不跟親戚來往,連村庄的人都不接觸,甚至想推辭由父親留下來的保正的職務,即使還有十幾間的廂房空著也不出租給任何村庄的人……等等,這就更加反映出生命個體對鄉情的完全冷淡了。周海文並不是一個毫無文化素養的人,他還算是一個能懂得書藝花卉的那一類文化人,但是他對鄉里卻完全沒有任何的感情。

    像這種絕對的私利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清治文人的詩文中非常少見。清治時期的台灣文人,不論是較年長的鄭用錫、陳維英或者是年紀比較輕的陳肇興、李逢時,他們的詩文都反映了他們對鄉里的熱愛,在他們的人生中,一直都和鄉里維持著緊密的關係,從不獨立出鄉里之外。他們固然為自己的仕途奮鬥,但是對鄉里的貢獻都很大。像周海文這種獨立出鄉里之外的生命個體,在清治時代是不被容許的,在文學中當然不會是一個被書寫的主題!

 

三、〈財子壽〉顯示神聖婚姻的破滅與萬化冥合的消逝

 

    從清治後期的田園時代滑入了日治時期的悲劇文學時代,歌頌美好事物的文學已經耗盡了它的力量;日正當中的美景已經轉成黃昏夕照。

    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曾說,在田園或是喜劇或是牧歌盛行的時代,由於故事裡的英雄凱旋榮歸,文學特別會表現神聖的婚姻、升入天堂﹝也可以說萬化冥合、天人合一﹞的這一類的情節;同時,英雄的同伴﹝朋友﹞或新娘會成為被表現的重要角色[10]。我們觀看清治後期的台灣文學,就是這種文學。不論是家族的妻妾、社會的朋友,都被文學家所歌頌。「家」「家族」「社會」莫不是一片的祥和。但是弗萊也說當文學史來到了悲劇、輓歌盛行的時代,故事中的主角挫敗了,從社會中疏離出來了,這時故事出現了背叛者或海妖﹝能魅惑害人的人物﹞,且成為重要的角色[11],和田園時代迥然不同。我們細細品味呂赫若的小說〈財子壽〉正是如此。

    首先,在這個故事中,女主角玉梅已經不是田園文學時代那種被文學家所歌頌的美麗的、被人所愛的女性,而是被家庭孤立、疏離出來的人物,她被挫敗直到喪失一切。至於故事裡的秋香的確是背叛者或妖魔性的人物,她發動攻擊,毫不留情,看起來彷彿她才是故事中者掌權的角色。

    其次,故事中的男主角周海文並不是安身立命於老莊、佛家的人物﹝儘管他似乎有些文化水準﹞。他把他的大宅院封閉起來,脫離於大自然之外,變得十分孤立,與四周圍的林里鄉土關係非常緊張,他看起來像是一顆堅硬的頑石,永遠無法和周圍的東西融合在一起。

    當然,我們仔細閱讀〈財子壽〉這篇小說之餘,會發現這篇小說的藝術也許還未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人物大抵缺乏外貌描繪,凡是女性,體態都是「雪白豐滿」,的確存在著美學上的缺點。不過,從整個台灣文學史內容的發展過程來看,它是重要的。它正是終結田園文學時代那種過度重視親情、友情描寫的文學風潮,使文學世界邁入無情時代的一篇代表作!

──2013、05、21

 

 

 

 

 

 

 

 

 

 

 

 

 

 



[1] 見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印刻,2006﹞頁263─305。

[2] 像楊逵的〈送報伕〉或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土地都成為一個煩惱的課題。

[3] 反封建是日治時期文學的最重要主題之一;所謂的反封建就是反抗舊社會制度。

[5]見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印刻,2006﹞頁87─118。

[6]見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印刻,2006﹞頁417─448

[7] 本年表參考了林至潔編:〈呂赫若創作年表〉〈相關評論及訪談索引〉《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印刻,2006﹞頁730─763以及王建國編:〈呂赫若生平暨血作年表〉《呂赫若小說研究與詮釋》﹝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出版,2002年﹞頁269─316編成。

[8] 見劉家謀著:《校注海音詩全卷》﹝台北:台灣文獻委員會,1953年﹞

[9] 庄司總一原著,黃玉燕譯 :〈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 〉﹝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

[10]原文應該是「天頂、夏天、婚姻和勝利的階段。如神聖化崇拜、神聖婚姻、升入天堂的神話。從屬的人物有英雄的同伴和新娘。文學類型有喜劇、田園詩、牧歌」。見伍蠡甫‧林驤華编著《現代西方文論選》﹝台北‧書林出版社,1992年﹞頁353-360。

[11] 原文應該是「日落、秋天和死亡的階段。如墮落、神的死亡、暴斃、犧牲以及英雄的疏離等神話。從屬人物有被叛者和海妖。文學類型如悲劇和輓歌」。見伍蠡甫‧林驤華编著《現代西方文論選》﹝台北‧書林出版社,1992年﹞頁35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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