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賴和的短篇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並論日治時期悲劇文學作品中「孤立」這個主題

評賴和的短篇台語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1]

──並論日治時期悲劇文學作品中「孤立」這個主題

◎宋澤萊

0、摘要

〈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的短篇台語小說，並不是因為它是台語小說所以顯得特別重要，而是因為這篇小說發出了日治時代台灣人反抗運動趨於崩散的警訊；也預示了日後《亞細亞孤兒》那種主角陷入極端孤立狀況的小說的出現。

這篇小說率先顯示了台灣人在被日本人孤立的狀況下，如何進一步自己孤立自己，也就是顯示日治時代台灣人陷入多重孤立的現象。

「孤立」就是悲劇形成的原因之一。日治時代的重要性文學作品，大抵都在闡述台灣人孤立的這個現象。

關鍵詞：賴和、悲劇文學、孤立、諾斯洛普‧弗萊

一、 由被孤立到自己孤立自己的悲劇過程

悲劇文學作品和主角的被孤立狀況息息相關：孤立狀況淺，悲劇就淺；孤立的狀況深，悲劇就深。

日據時期的悲劇文學作品的悲劇力道並不都是一樣的，它乃是由表層進入裡層，由淺入深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日治時期的悲劇文學剛開始只是單重的孤立，後來逐漸演變到雙重或多重孤立的現象。由於孤立的現象越來越深，文學作品的主角到最後終於孑然一身，反抗終止了，逃避變成唯一的生存方式，所有的希望都喪盡了，成為一種絕望。

比如說，在日據時期的新文學初期的搖籃期﹝1920─1925﹞裡，有了5篇短篇小說。當中的一篇叫做〈台娘悲史〉，裡面有三個主要人物，一個叫做「華大」，這是象徵滿清帝國；一個叫做「台娘」，這是象徵台灣；另一個是「日猛」象徵日本。日猛為了要娶美貌的台娘為妾，就千方百計逼迫懦弱的華大將女兒台娘嫁給他，由於台娘孤立無援，結果日猛得逞了，台娘就墮入暗無天日的世界了[2]。這篇小說當然是悲劇小說，但是，我們說他的悲劇是單純的，因為痛苦的來源只是日猛的逼迫，使台娘必須從父親的卵翼中孤立出來，這時候假若台娘願意進行反抗，去尋求其他親友的幫助，而親友也還願意幫忙她，事實上還是能夠進行反抗的。這就是台灣割日之初，台灣人還能團結成立「台灣民主國」來對抗日本，以及發動連串的台灣武裝抗日行動，因為台灣人還是團結的，還有一搏的機會。但是，到了後期的二戰期間，吳濁流所寫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3]，情況就不是如此。在這篇長篇小說裡，故事的主角胡太明象徵台灣，成了多重被孤立的人。不但日本人孤立他，周邊其他國家的人也孤立他，最後是他自己從台灣人中抽身出來，不願也不曾和台灣人的任何反抗運動合作，最後是把自己徹底地地孤立起來，再也找不到任何的朋友；他孤零零的一個人，橫衝直撞，充滿激憤，最後當然是在絕望中發瘋了。也就這是說越近二戰，由於台灣人的孤立成為多重，就越來越無力，最後任由日本人宰割，再也沒有反抗的可能。

我這麼說，一定還有人不知道我說甚麼。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把羅密歐與茱麗葉這齣戲定義成為悲劇，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它的悲劇的起源是來自他們的戀情被雙方的家族反對，也就是被家族孤立。他們兩人慢慢從封建的家族中被排擠出來，變成孤立的存在。不過，他們的孤立來源畢竟只是單純的一重性，也就是他們的封建家族加諸於他們的壓力是唯一的壓力。也因此，在整個故事裡，他們兩人還能夠團結互助，矛頭一致，因此反抗家族的力道就顯得非常強大，足以振撼人心。不過，假若說，在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反抗過程中，羅密歐與茱麗葉忽然發現他們彼此可能相互背叛，再也無法合作無間，反抗運動雖然還在進行，但他們的力量已經無法匯集，甚至互相對峙。這時，他們的孤立來源變成雙重性，也就是處深在內憂外患的狀況中，孤立的狀況比先前更深，結果這個悲劇就可能進入更加悲慘中，最後大概只剩下絕望和崩潰。

總之，我們知道，悲劇所傳達的孤立現象﹝也就是悲劇性﹞是有輕重差別的，像早期的〈台娘悲史〉是輕的，《亞細亞的孤兒》則是重的。而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這篇小說則是介於輕重之間，也是日據時期悲劇文學作品的悲劇性由輕到重的一個轉折。

〈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發表於1935年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上的台語小說。異於賴和從前具有堅強抗爭性的的作品﹝諸如〈一桿秤仔〉[4]這篇小說﹞，小說的主角與抗爭的同志產生相互分離的現象，整篇故事充滿頹唐、不振的氛圍。當時，比賴和年輕的新一代文學家不滿意賴和的這篇小說，認為賴和已經陷入創作的危機中[5]。按照年輕作家的看法，他們希望文風的反抗性永遠強勁，持續不退。但是，賴和突然改變了那種文風，變得軟弱，與年輕的一代的文學家看法產生分歧。那麼，究竟是賴和的看法才對，還是年輕一代的作家對呢？其實，賴和才是真正的先知，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在文學上預示了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的出現，在政治上顯示了台灣人反抗運動走向了黨派分裂、潰散破敗的命運。這篇小說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分析這篇小說前，讓我們先看一看賴和的簡譜，對賴和的生平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賴和簡譜[6]

1894﹝光緒20年﹞，1歲：生於彰化彰化街尾市尾，原名賴河。這一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895﹝光緒21年﹞，2歲：5月，日本根據馬關條約，派軍接收台灣澎湖。8月，接收台灣的日軍攻佔八卦山，彰化被佔領。

1896﹝明治29年﹞，3歲：這一年六三法公佈。

1903﹝明治36年﹞，10歲：春天入書房學漢文，日後對書房老師打罵教育頗有微詞；10月進彰化第一公學校讀日本書。這一年，霧峰家族林癡仙等人成立「櫟社」。

1907﹝明治40年﹞，14歲：春天，入南山寺旁「小逸堂」拜師黃倬其學漢文，覺得黃老師教導有方，與同學相處融洽。

1909﹝明治42年﹞，16歲：公學校畢業。四月，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與杜聰明、翁俊明成為同窗，住宿學校。

1911﹝明治44年﹞，18歲：醫學校成立「復元會」，暗含光復台灣之意，加入。這一年，梁啟超來台灣，當了霧峰家族上賓；中國爆發武昌起義。

1912﹝明治45年﹞，19歲：部搭火車，和杜聰明徒步遊台北回彰化，費時五天。這一年，滿清退位，孫中山成立「中華民國」。

1914﹝大正3年﹞，21歲：4月，醫學校畢業，後留在台北實習一段日子。12月，就職於嘉義醫院。薪水可能是日本醫生的6、7折，感受到日、台人的差別待遇。在嘉義醫院期間的工作可能是做了抄寫員和做通譯工作，醫院好像不把他當醫生，賴和感到屈辱。這一年，台灣寶發羅福星案件，百餘人被判刑；板垣退之助來台倡立同化會。

1915﹝大正4年﹞，22歲：與王氏草結婚。還在嘉義醫院工作。這一年余清芳事件爆發，288人被判死刑。

1917﹝大正6年﹞，24歲：1月，《台灣日日新報》第一次登出賴和所寫的詩鐘的詩句。回彰化開設「賴和醫院」，專業是小兒科，婦科、牙科皆看。七月，《台灣日日新報》第一次登出賴和所寫的漢詩。

1918﹝大正7年﹞，25歲：2月，自基隆出發，渡海前往廈門鼓浪嶼剛成立的「博愛醫院」就職，同行的各科的部長、藥局長、醫師等等許多人人。賴和的身分是醫員。在廈門，賴和曾學習北京語。這一年，美國威爾遜總統發表14條和平宣言。

1919﹝大正8年﹞，26歲：7月，從博愛醫院回台，仍在彰化繼續行醫。中國展開五四新文學運動。

1918﹝大正9年﹞，27歲：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會」。7月，蔡惠如捐款贊助設立「台灣青年雜誌社」，在日本發行《台灣青年》。

1921年﹝大正10年﹞，28歲：2月，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0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林獻堂任總裡理，賴和是41個理事中的一位。10月，參加台北瀛社「全台詩社聯吟大會」。10月，彰化青年開「修辭會」，在會中，賴和主張同性結婚不結婚，聽人自由即可，批評了守舊的文人思想。後來，有保守文人寫文章說賴和是漢族的大罪人。

1922年﹝大正11年﹞29歲：五弟賢穎赴北平念中學。8月，「南社」創設15周年紀念，賴和用白話文寫〈祝南社15周年〉，是他最早的白話﹝北京話﹞文章。

10月，加入蔣渭水發起的台灣第一個政治社團「新台灣聯盟」，成為會員。這一年，陳端明在《台灣青年》上發表〈日用文鼓吹論〉，提倡寫白話文。

1923﹝大正12年﹞30歲：1月，「台灣期成同盟會」向總督府提出結社申請，不准，賴和是其中會員。2月，「台灣期成同盟會」重建於東京，賴和也是會員。7月，賴和所屬的「彰化青年同志會」聲援第一次留學生演講團在台首次演講。8月，日本官方企圖以「阿片取締細則」告發賴和、林篤勳、李中慶、楊木等支持文化協會的醫師，後裁決無罪。11月，賴和的三叔責備他不向別人催討債務。12月，賴和因為治警事件入獄，這是第一次入獄。治警事件的原因是日方對「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取締。剛開始，賴和被囚禁在台中水銀殿，後來轉囚台北監獄，渡過20幾天。賴和感慨這次的被捕，使家人飽受騷擾、恐懼的煎熬。

1924年﹝大正13年﹞31歲：1月治警事件獲不起訴處分，出獄回家。4月，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文章介紹大陸新文學革命，並抨擊台灣舊文人，爆發「新舊文學論爭」。6月，「文化協會」彰化分支部在彰化北門外成立，附設讀報社和「實費診療」，有12位醫生參與診治工作，賴和是其中之一。7月，前往台中參加林獻堂發動的「無力者大會」，抗議辜顯榮所領導的「有力者大會」。

1925﹝大正14年﹞，32歲：為文化協會到各處演講多次。8月，發表散文〈無題〉於《台灣民報》，為賴和第一篇水準以上的白話文作品。10月，發生了彰化二林的「蔗農事件」，農民抗爭激烈，賴和當日立即寫下〈覺悟的犧牲〉這首新詩，到12月發表在《台灣民報》上。

1926﹝昭和元年﹞，33歲：1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鬥鬧熱〉於《台灣民報》。張我軍來彰化拜訪賴和。2月，又發表〈一桿秤子〉於台灣民報。這一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

1927﹝昭和2年﹞，34歲：1月，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市公會堂開臨時會議，左右兩派分裂，賴和任新文協﹝左派﹞的臨時中央委員。7月，舊文協在台中舉行以林獻堂為首的「台灣民眾黨」結﹝建﹞黨大會，賴和也參加大會。8月底，和彰化醫生林篤勳等發起「政談演說會」，試圖突減低新舊文協兩派的對立。9月，民眾黨在彰化成立「彰化支部」，賴和當選支部委員。

1928﹝昭和3年﹞，35歲：1月發表小說〈不如意的過年〉於《台灣民報》上。5月，東京創刊的《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賴和擔任監察役役員。創刊號登出了賴和散文作品〈前進〉，對左右翼的分裂做了一些平衡的想法，認為「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在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攜著手，堅固地信賴地互相提攜；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言下之意，還是認為左右翼會互相提攜。不過文章最後，左翼批評右翼「猶在戀著夢之國的快樂……行向不知終極的道上。」；至於左翼，作者則描述他正在歷經一個困境：「暗黑的氣氛......又復濃濃屯積起來，眼前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在再恢復到前一樣的黑暗，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示。」左右翼的前進的這件事到最後被作者定義為：「向著不知到著處的道上」的一場前進。這一年，台灣總督府公佈新鴉片令，就是發給吸食鴉片的新許特證，引起「台灣民眾黨」的強烈抗議。

1929年﹝昭和四年﹞，36歲：新文學全島代表大會在彰化街舉行，賴和任新議長，這次會議中與王敏川不同路線的連溫卿遭到新文學的除名。

1930年﹝昭和5年﹞，37歲：1月發表小說〈蛇先生〉於《台灣民報》。賴和的弟弟賢浦與王敏川的女兒結婚。5月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展開了有名的「鄉土文學論爭」。8月楊克培主持，賴和列名參加的《台灣戰線》創刊，以倡導普羅的文學為目標。10月五弟賢穎念北京大學英文系，從此常寄回《語絲》《東方》《小說月報》這些給賴和閱讀。這一年，《台灣民報》改成《台灣新民報》；「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霧社事件爆發。

1931﹝昭和6年﹞，38歲：1月「新文協」第四回全島大會在彰化開會，王敏川為議長，賴和擔任會計審查委員。賴和也參加「台灣民眾黨」彰化支部黨員大會，賴和擔任議長。這一年，「台灣民眾黨」被日本官方解散；蔣渭水去世。

1932年﹝昭和7年﹞，39歲：1月，與葉榮鐘等人創辦《南音》雜誌。寫信給主張台文創作的郭秋生，認為台文造新字有其必要，但是最好不多造新字。4月，《台灣新民報》改成日文版，賴和和陳虛谷等六人依然負責擔任編輯局客員中的學藝部工作。5月，楊逵的〈新聞配達夫﹝送報伕﹞〉的日文前篇，經賴和之手，在《台灣新民報》連載登出。

1934年﹝昭和9年﹞，41歲：5月，「台灣文藝聯盟」在台中成立，賴和擔任中部聯盟委員之一，並兼常務委員之一。8月，「台灣文藝聯盟」在台中舉行第二屆文藝大會，賴和沒有參加。12月，發表〈善訟人的故事〉於「台灣文藝聯盟」的所屬刊物《台灣文藝》上。

1935年﹝昭和10年﹞，42歲：10月，完成李獻章所編《台灣民間文學集》的序文。10月，前往台北參觀總督府舉辦的始政40周年博覽會；並順便參加《台灣文藝》同仁朱點人等所辦的文學座談會。12月底，楊逵脫離《台灣文藝》，另外出版漢文以及日文合刊的《台灣新文學》雜誌，賴和、楊守愚、吳新榮、王詩琅……都參加在內，賴和擔任漢文的編輯，是19位編輯之一。12月，賴和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於《台灣新文學》的創刊號上面，是一篇台語小說。

1936﹝昭和11年﹞，43歲：1月，楊逵日譯賴和的小說〈豐作〉，發表於日本《文學案內》新年號。賴和文學第一次被介紹給日本文壇。5月，有一位叫做櫪馬的文壇人士來訪問楊守愚，後來和賴和吃飯，又向賴和借去一筆回鄉的旅費，楊守愚在日記上寫：「每一個文藝愛好者，路經本地，乏錢用，便找賴和醫院，真叫他供不應求。」；李獻章主編的《台灣民間文學集》開始印行。6月，王詩琅寫信給楊守愚，想要透過楊守愚向賴和藉原稿，因為王詩琅要寫〈賴懶雲論〉。賴和先得知後，謙虛地希望王詩琅能中止這個想法，並說他寫文章從來不存留原稿。不過，後來賴和還是答應借給王詩琅一些作品。後來王詩琅又向楊守愚問了許多賴和的生平問題，楊守愚就去問賴和之後寫信回答了王詩琅。7月，李獻璋寫信給楊守愚，說《台灣民間文學集》在印刷廠和人發生糾紛，賴和知道了，就說願意代墊一半的印刷費。8月，楊守愚終於收到王詩琅所寫的有關評論賴和的文章。之後，王詩琅將〈賴覽雲論─台灣文壇人物論﹝四﹞〉發表於《台灣時報》201號上。王詩琅在他的文章中率先提出「他是培育了台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的論調。不過卻說賴和「還保有大量封建文人的氣質」「他相信階級問題的必然性，也同情窮苦階級，但是他決不會要身其中，去領導運動。」「時代在不斷地推移……這樣一個時代，便要求舊有意識型態的解體。而由於賴懶雲並不是一個先行於一時代的英雄人物，就有一份更多、更大的苦痛。被遺棄了的，失去了理想的他，又當然不能不尋求麻醉的途徑。於是醇酒和美人成了他唯一的去處。」「他的隨筆『赴了春宴回來』﹝載「東亞新報」新年號﹞中有「不敢違我母命，美人情重難違」之句，坦白無傷地寫出他最近的心境。在長時停筆後的近作「一個同志的批信」﹝在「台灣新文學」創刊號﹞，便是一個被時代遺棄而有失去希望的人的自嘲。」「他的近作『一個同事的批信』裡，令人覺得他過去的強韌性顯得淡泊了，創作的火花也顯得抑弱了。如果筆者的這個觀察沒有錯誤，這是做為一個作家的危機。」9月，賴和要楊守愚寫信給李獻章，問他為什麼不早一點將《台灣民間文學集》發行，這本小說集裡收錄有賴和的小說〈善訟人的故事〉。12月，李獻章寫信給楊守愚，說霧峰的林幼春抗議《台灣民間文學集》裡楊守愚所寫的一篇〈壽至公堂〉的小說，因為小說裡所寫的強佔農民土地的林有田正是林幼春的祖上。賴和卻表示支持楊守愚秉筆直書的行為。12月，林幼春乾脆打電話給賴和，說要來找楊守愚談一談道理。

1937﹝昭和12年﹞，44歲：2月，楊守愚的老師郭克明過年缺錢用，賴和送了一些錢給郭。春天，賴和遊楊逵台中的「首陽園﹝即是後來的東海花園﹞」。4月，台灣總督府明令廢止全台日刊報紙的漢文欄，《台灣新民報》被要求最遲在6月底要全廢。這一年，中日七七事變爆發，台灣總督府、軍司令部對台灣民眾發表戰時警告，禁止「非國民之言動」。

1939﹝昭和13年﹞46歲：因患者感染傷寒，沒有向當局申報，被重罰停業半年。賴和利用空閒，到日本寄宿陳虛谷寓所，後到滿州、北京遊歷。8月，林幼春去世。9月，彰化「應社」成立，是一個詩社，賴和、楊守愚、陳虛谷許多人都加入，有「連聲氣以抗日」的意思。

1940﹝昭和15年﹞，47歲：1月，陳虛谷發表〈懷友十首〉於《台灣新民報》上，說賴和是「南門媽祖婆」。這一年，日人西川滿創立「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文藝台灣」。

1941﹝昭和16年﹞，48歲：1月，賴和在彰化市政研究會演說，提到台灣人「消極生存，沒有改善環境的魄力，若這樣下去，台灣人是會滅亡」，結果受到終止處分。5月，張文環另創《台灣文學》雜誌，以抗衡西川滿的《文藝台灣》。12月，「珍珠港事變」當天，賴和遭到日方的傳喚，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下匆匆入獄，這是第二次入獄。在獄中四十多天，寫了〈獄中日記〉。無法知道他何日被釋放，以及因為繫獄導致家庭負債，連累妻兒感到很痛苦，在獄中有心悸的現象，接受注射治療。

1942﹝昭17年﹞，49歲：1月中旬，病重出獄。9月，王敏川逝世，抱病參加葬禮。10月，黃得時寫〈輓進台灣文學運動使〉稱賴和是「台灣的魯迅」。11月底，賴和因病住進台北帝大附設醫院。這一年，日軍進佔馬來半島和新加坡。

1943﹝昭和18年﹞，50歲：1月11日，寫明信片給楊守愚，說他住院已經將近50天，開始能離床。。不久，出院回家。1月31日，因心臟僧瓣閉鎖，在自宅去世。2月3日，舉行公祭，由林獻堂主祭，謝雪紅、石錫勳拿孝燈，葬在八卦山上。這一年，9月台灣實施徵兵令；12月《文藝台灣》《台灣文學》被迫停刊，日本官方「台灣文學奉公會」另外發行《台灣文藝》。

二、賴和已經落伍了嗎？

〈一個同志的批信〉這篇小說是講述一位剛從監牢被釋放出來的反日志士向小說裡的主人翁請求金錢援助的故事。身為主人翁的「我」是一位商人，一向不吝金錢，為所有的反日運動出錢出力，和左翼的人很有感情。但是由於反日的的左翼路線一再往前進展，越來越左傾，「我」終於被同志批判為落伍、向後轉的分子，「我」的心裡不免有怨氣。可是，當「我」聽到激進的左翼朋友向他求援的信後，看出朋友的確重病又缺錢，竟然動念又想寄錢去援助這個左翼的朋友。不巧，在行將寄出時，日本大人前來募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只好把錢先給日本大人，只能在暗中向這位左翼的朋友請求原諒和說抱歉了。

原文濃縮如下：

郵局來了一封信，「卜」的一聲，郵差把信件擲在「我」的桌子上。

「我」翻開信封抵面，上頭寫有「大橋市福壽町許修」的字，原來是不久前出獄的同志的來信。「我」拆開信件，閱讀了裡頭的內文，信上寫著：「身體病得厲害，需要一些營養補給濟，身邊卻沒有錢。」「我」看了，不禁就想：「你沒有錢，難道我就有幾百萬的錢嗎？有錢我自己不會用嗎？我有義務供給你嗎？」

「我」想：「為什麼要叫我同志？我不是一個被你們譏笑為落伍者、向後轉的人嗎？現在又怎麼樣？你們這麼堅強，這麼忠實於自己路線，就應該堪當病的折磨，又何必吃藥補給呢？你們這些人，怎麼偏要輕視地說我生意做得好，賺得錢多，就說我落伍。然而，如今卻伸手像我要錢！」

不過，他拿起信，又看了一陣，覺得來信的同志本來身體就軟弱，病況也很難瞞人，一定要幫忙他。然而，這筆錢大概需要積蓄幾天，才能湊足。幸好，這幾天，他剛好累積了一些錢，只要再等幾天，錢足夠了，他就寄過去。「我」雖然這麼慷慨地盤算著，但心裡還是有些捨不得這些平日積蓄而來的金錢。不急！反正郵局也太遠了，今天還不要緊，隔幾天再寄吧！先把錢放在口袋裡再說！

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後，年老的父親彷彿把幾天累積起來的怒氣，一下子全都釋放出來，訓了兒子們一頓說：「我老了，你們的事我可以不管，你們要怎樣就怎樣，但也要為自己著想。你們還有幾年賺錢的日子呢？替人家賠的錢還沒有賠完，又要給別人幾筆錢。你們長大了，卻不知珍惜金錢！」「我」一聽，不敢應話，只能默默由老人家說教。吃了一晚飯後，趕緊離開飯桌。

到了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睡不著覺，想到父親的教訓，又聽到小孩的吵鬧，家裡待不下去了，就決定到外面走走，去和棋友們下下棋也很好。

「我」跑到公眾大廳去找了棋友，可惜來晚了，棋社裡已經沒有人在裡頭，黑白的棋子散落在桌上，想必然棋友們已經惡戰了一番，先行回去了。既然找不到棋友，到不如到醉鄉樂園去快樂一番也好，總之有妓女陪伴喝酒，就不會感到寂寞了。

於是，「我」終於到了酒家，在紅綠燈下、在酒香、在女人的溫柔中喝了起來。「我」和女侍一人一瓶「月桂冠」，喝得醉醺醺的，之後，又掏錢給了女侍，走起路來，腳步也輕快起來。等到回到家，摸摸口帶，錢居然花光了。

這下子，他想起了同志那封求救的來信，只好暗中向朋友說抱歉，真的必須再等幾天，才有錢寄去了。

過了幾天，終於又收入了，大抵能夠供給朋友的求援。不過，他又想再拖幾天才寄，反正朋友大概不會那麼容易就死去，報紙也沒有登出朋友的噩耗。

「我」這麼盤算的時候，日本的大人和保正來找「我」「樂捐」了。

日本大人並沒有說明為哪項支出前來「樂捐」，只是語帶威脅地說「若不能理解官方的困難」的人就不必樂捐；又說「討價還價」的人也不必樂捐。不過，後來經過保正的說情，減掉四分之一的金額，以現金「樂捐」給日本大人，由於臨時沒有錢，所以「我」只好把新收入的那筆準備寄給朋友的錢「樂捐」給日本大人了。

「我」只能在心底這麼說：「啊！同志！這是你的命運啊！

這篇小說裡的主角顯然是一個同情左派路線的生意人。他稱左派的朋人為同志，就表示這個生意人也實際參加了抗爭運動，為左派盡了一份力量，和左派有很深的情誼。不過主角生意人的資產階級的身分可能限制了他的某些意志和行動，無法像左派同志那麼激進，後來他被批派為落伍、向後轉的人，左派拒絕再接納他。所以，主角在灰心、喪志、不滿的狀況中，對是否再金援左派的同志猶豫起來。這篇小說其實在於顯露抗日運動的分裂根本原因，那就是左派不能容忍右派這個因素，重點應該是主角所說的這一段話：「為什麼要叫我同志？我不是一個被你們譏笑為落伍者、向後轉的人嗎？現在又怎麼樣？你們這麼堅強，這麼忠實於自己路線，就應該堪當病的折磨，又何必吃藥補給呢？你們這些人，怎麼偏要輕視地說我生意做得好，賺得錢多，就說我落伍。然而，如今卻伸手像我要錢！」

因此，這篇小說其實是在責備政治運動轉向激進，左派排擠右派的不當現象，賴和清楚地指出了台灣人反抗團體自己孤立自己的不當。

不過，由於賴和一向同情左派，和左派陣營人士的感情不弱，因此當前有一些評論家就這麼認為：這篇小說應該不是賴和個人在反對運動中的實際的寫照，只是一篇賴和用來「自我反省」的作品。意思是說，賴和藉著這篇小說來自我激勵，希望不被越來越激進的左派潮流所拋棄。其實，這種論斷是很勉強的。這篇小說事實上極為單純，意思一目了然，它只是賴和為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身分做辯護的小說。陳述在抗日運動中，資產階級不見得對左派沒有感情，抗日運動本來應該是不分左右派，共同攜手來對付日本統治者才是恰當的。當左派開始排斥右派的時候，自己也必不可免地陷入孤立無援，終而使左派抗日腳步再也走不下去。

有兩個例子可以推論出賴和在當時必定曾經親自感受到左派對他的批判和排斥，這些左派可能都是比他要更年輕一輩的激進左派份子。一個是王詩琅的例子；另一個是黃石輝的例子。

賴和是在1935年12月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於《台灣新文學》的創刊號上，隔年1936年的8月，王詩琅就寫了〈賴懶雲論〉[7]，發表於《台灣時報》的201號。在這篇評論裡，王詩琅雖然對賴和有褒有貶。但是批判的力道卻很強勁。王詩琅至少提出他對賴和的三點重大的批判：

一個是說：賴和「還保有大量封建文人的氣質」「他相信階級問題的必然性，也同情窮苦階級，但是他決不會要身其中，去領導運動。」

另一個是說：「時代在不斷地推移……這樣一個時代，便要求舊有意識型態的解體。而由於賴懶雲並不是一個先行於一時代的英雄人物，就有一份更多、更大的苦痛。被遺棄了的，失去了理想的他，又當然不能不尋求麻醉的途徑。於是醇酒和美人成了他唯一的去處。」「他的隨筆『赴了春宴回來』﹝載「東亞新報」新年號﹞中有「不敢違我母命，美人情重難違」之句，坦白無傷地寫出他最近的心境。」

最後一個是說：「在長時停筆後的近作「一個同志的批信」﹝在「台灣新文學」創刊號﹞，便是一個被時代遺棄而有失去希望的人的自嘲。」「他的近作『一個同事的批信』裡，令人覺得他過去的強韌性顯得淡泊了，創作的火花也顯得抑弱了。」

在這些批判裡，最值得注意的是王詩琅說賴和具有「封建文人」的氣質，而且賴和「相信階級問題的必然性」；意思是說王詩琅認為賴和永遠都變不成無產階級，無論如何，賴和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一份子，彷彿這是賴和的宿命。另外，王詩琅認為資產階級的賴和已經「被遺棄」和「失去理想」了；意思是說賴和跟不上無產階級的運動，終而放棄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良心了。還有王詩琅認為賴和「強韌性顯得淡泊」了；意思說賴和已經不像以前那麼有戰鬥性，逐漸乏力了。

王詩琅的批評當然是在賴和發表〈一個同志的批信〉之後才寫的；可是，這些看法絕不是由於〈一個同志的批信〉的發表所帶來，可能更早就有激進的人士這麼批評賴和，王詩琅不過只是重覆許多人的批判而已。最該注意的是，王詩琅認為〈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實際生活的寫照，也是他的自嘲﹝自我的表達﹞；簡言之，王詩琅認為〈一個同志的批信〉是賴和的自傳，不是虛構。由於王詩琅不過是當時激進派的青年之一，因此，〈賴懶雲論〉可以代表當時激進份子對賴和的一般性批判，對賴和而言，這種批評必然叫他很難受。

另一個是黃石輝的例子。在1930年5月，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用台灣話寫文章，展開了有名的「鄉土文學論爭」。之後，黃石輝似乎寫了一篇叫做〈以其自殺，不如殺敵〉[8]的台語小說投稿給賴和，到底是甚麼時候寫的，沒有辦法確定。由年譜看來，到底是投給《南音》雜誌呢還是投給《台灣新文學》雜誌呢，也難以確定，因為當時賴和在這兩本雜誌上都擔任編輯。不過，這篇小說當時被賴和壓下來沒有發表，到戰後，才被人發現。最奇怪的是，這篇小說的內容涉及了一個好色、多財醫生的劣蹟敗行，指出這位叫做「愛銀」的醫生娶了三妻四妾，吝嗇成性，成了需要被革命所剷除的對象。小說對這位醫生的批判非常嚴厲，可以代表一般人對醫生的刻板印象。黃石輝明知道賴和是一位醫生，卻把這篇批評醫生的小說寄給他，這到底為什麼？是要考驗賴和的度量嗎？或者是表達無產階級的黃石輝本人對有錢醫生賴和的不滿嗎？不論如何，黃石輝〈以其自殺，不如殺敵〉這篇小說可以看出後一輩的無產階級作家是不怕賴和的，即使批判他，也不怕他知道，他們對賴和是不客氣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想到，賴和一定很想要回答激進份子對他的批判，把自己的怨言和不滿寫出來。在這種心理下，終於促使他寫了〈一個同志的批信〉，目的無它，就是表達台灣人自己孤立自己的分裂運動的不恰當，以及身為小資產階級他也有他的自由和尊嚴，他不一定要買無產階級的帳！這才是他寫小說的目的。

三、賴和早已意識到台灣人孤立狀況的加深

〈一個同志的批信〉值得注意的地方還有一項，那就是主角「我」顯露出來的頹唐、自棄的情緒非比尋常。本來他是有一些錢可以援助剛出獄的同志的貧窮，但是在失望中，他到酒家去和酒女喝酒，在紅燈綠酒之下直到把錢花光了為止。後來，累積了一筆錢，很快地就被日本大人「樂捐」了。看起來，「我」的生活頹唐了，對日本人的屈從也增強了，小說裡散發出一種萎靡、末日的情緒。王詩琅明白地批判「醇酒和美人」成了賴和唯一的去處。

為什麼一向堅強的賴和，在這篇小說裡竟然散發出這麼萎靡、失望的氣氛呢？有關這種情緒，可能在寫〈一個同志的批信〉以前，就在賴和的心中存在甚久。在1928年5月，賴和發表了一篇叫做〈前進〉[9]的散文。這篇散文以擬人化的手法，書寫台灣政治運動的左右翼拚命往前邁進的狀況，表面上似乎是頗雀躍台灣人左右翼一往無前的政治運動精神。不過仔細看，才知道這是一篇對台灣政治運動完全失望的文章。由於左右派的分裂，剛開始，兩派似乎還能像兄弟的一樣，攜手往前直走，但是有因為志不同道不合的緣故，左派覺得右派「行向不知終極的道上」，也就是說右派是沒有目標的一場亂走；至於左派則意識到自己的道路上「暗黑的氣氛......又復濃濃屯積起來，眼前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在再恢復到前一樣的黑暗，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示。」，也就是說左派也自感前途黯淡，看不到明天了。總括來看，在〈一個同志的批信〉發表的7年前，賴和的散文〈前進〉就明示台灣政治運動在左右翼分裂後，已經前途茫茫了。

當時，台灣反對運動的的分裂是否是一種歧途，似乎很難讓人馬上加以斷定。由無產階級份子的主觀立場來看，台灣的抗日運動在左右派分裂之後，抗日的力量彷彿突然旺盛起來，因為工、農革命運動成為運動主體，抗爭越來越激烈。從文學作品來看也是如此，楊逵、楊華、呂赫若的勞動者小說彷彿超越了賴和的社會寫實小說，力道越來越強。但是，就賴和這種抗爭運動的老前輩來看，卻不是如此，他已經看到原來有力的統一抗日運動已經因為分裂而衰弱了，分離破散的反抗團體越來越孤立，甚至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了。

不錯！在1927年之前，台灣政治團體有哪些分裂的情況呢？那就是文化協會分裂成為「舊文協」「新文協」兩個陣營[10]，這個分裂造成一個無法癒合的傷害，台灣人因為這個分裂互相敵視起來，產生了台灣人相互傷害的現象。在1927年之後，「新文協」裡的連溫卿、楊逵又被除名，這就是一些人所說的「山川均主義」和「福本主義」的大分裂[11]，連左派的運動團體都自行分裂。這些事情看在賴和的眼裡，絕對是一種很大的震撼，要他不感到抗日運動的江河日下是不可能的。由於這些分裂，使得台灣人政治運動團體支離破碎，不再互相奧援，直接帶來了台灣的政治運動越來越孤立的現象，因此，折射反映在賴和的〈一個同志的批信〉裡，就變成萎靡、失望的氣氛，乃至於有了末日的那種感覺。

〈一個同志的批信〉的悲劇性其實是很深的，它乃是預示了台灣人因為不再團結而陷入更孤立的狀況中，不再有希望，所剩的只有輾轉呻吟而已。果然，二戰很快就來臨，台灣人在政治上已經沒有甚麼反抗的運動；至於在文學創作上，也落得由《亞細亞的孤兒》那種孤立到極點的小說來收拾一切！

四、 再論孤立與悲劇

綜合上述所論，我們知道，〈一封同志的批信〉這篇小說在政治上其實是預示了日據時期反抗運動越來越孤立的形勢；在文學上也預示了《亞細亞的孤兒》那種主角被孤立然後自己在孤立自己的小說的誕生。它的情節簡單，意圖明顯，卻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短篇。

加拿大籍的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曾說：「哀婉藝術﹝筆者註：即是悲劇的一種﹞的基本思想是將我們處在同一水平上的個體從一個社會團體中排除出去。」又說：「成熟的哀婉藝術的主要傳統是研究被孤立的的心靈，是講這樣一種故事：即一個像我們自己一樣的人怎樣被內心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衝突、被想像的現實和由社會輿論所建立的那種現實之間的衝突所分裂。」[12]我們注意到，弗萊話中所提到的「個體從一個社會團體中排除出去」「孤立的心靈」這兩個問題。換句話說，悲劇如果要成立，主角就必須是一個擁有孤立心靈的人，同時他也要是一位被社會排除出去的人。可見悲劇即是表達一個主角如何被孤立的過程、現象、結果。

我們可以認為整個日據時期的重要的純文學，都是述說主角如何被社會勢力排除出去處於孤立狀況的文學。最早期的小說〈台娘悲史〉是如此；最末期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更是如此。這些重要的談及台灣人被孤立的小說，共構了一幅台灣日治時期悲劇文學的面貌。日治時代的整個悲劇文學與孤立這個主題的表達分不開關係。只是，這些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孤立狀況有輕重的差別罷了。一般來說，隨著日本統治日久，無權的台灣人被孤立以及自己孤立自己的狀況就越嚴重，台灣文學所表現的孤立困境就越深。這也說明了日治時代，所有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社會具有團結性的主體，而是任由日本人予取予求的孤立不堪、飄零破散的邊緣人！

──2013、03、09

[1] 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246─251。

[2] 參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在板﹞頁34。

[3] 見吳濁流著：《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事業出版社，2009年﹞。

[4]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10─19

[5]見王錦江﹝王詩琅﹞著：〈賴懶雲論〉《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399─406

[6] 本年譜參考陳建忠編：賴和年表http://cls.hs.yzu.edu.tw/laihe/B2/b22_1d.htm以及賴恆顏、李南衡和編：〈賴和先生年表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488─502編成。

[7]見王錦江﹝王詩琅﹞著：〈賴懶雲論〉《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399─406

[8]黃石輝著‧呂興昌校訂：〈以其自殺，不如殺敵〉《文學台灣》18期﹝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年4月﹞。

[9]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一：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頁234─237

[10]參見史明著：《台灣人四百年史》﹝蓬島出版社，1980年9月﹞頁491─492。

[11] 有關這件事情的詳細情況可參見黃惠楨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台北：秀威資訊，2009年﹞頁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