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簡介與年表

[宋澤萊]

【題目】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簡介與年表

◎宋澤萊執筆

【簡介】

A.按一般人的看法，均認為對鄉土文學論戰是以1977、04、01，《仙人掌》雜誌2期出刊，以「鄉土與現實」為標題，以「鄉土文化何去何從？」為副題，登載了11篇正反兩面的文章為起點；以1978、01、 19，國軍67年度文藝大會軍方贊同鄉土文學做為結束。共計有9個多月的論戰。但是對於前因後果，我們都必須注意。

B.鄉土文學論戰所以發生，無法排除政治因素，最重要的是：1970、11的「釣魚台事件」與1971、10、25，台灣退出聯合國激發了台灣人「反帝、愛鄉」的情緒，在風潮中，鄉土文學論戰就應運登場了，

C.鄉土文學論戰裡分成4個團體：

一是年輕的鄉土文學創作者與理論者，包括黃春明、楊青矗、王拓、陳映真、尉天驄、蔣勳……等人，他們帶有鄉土的意識，當然贊成鄉土文學，他們與他們的支持者批評許多留美學人是「洋奴」、「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崇洋媚外」，認為鄉土文學應該寫工農兵階級的文學、是現實主義文學、應該揭發社會的矛盾的文學，並批評台灣經濟是「殖民地經濟」、「買辦經濟」，種種觀念成了反對陣營攻擊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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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台灣有日本經驗的老作家，包括葉石濤、鍾肇政……，他們有中國意識，但是難免有台灣本位的觀念，特別注重日治時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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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朱西甯、銀正雄、彭歌、余光中、顏元叔、王文興、洛夫、尹雪曼、張忠棟、孫震……等人，這些人或者贊成鄉土文學創作、反對鄉土文學理論，或者完全反對創作和理論，某些人企圖影響軍方，動用軍方壓制鄉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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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胡秋原、任卓宣、侯立朝、曾祥鐸……等人，他們有人是黨國元老，在軍方裡很有力量，反對官方壓制鄉土文學。

D.談鄉土文學論戰之先，必須瞭解，當時所有參加論戰的人，不管贊成或反對鄉土文學的人都是持著中國意識，使得官方的批鬥變的有些困難與勉強。當中只有一個葉石濤比較特別，他當然是中國意識者，不過他認為鄉土文學必須以台灣為中心而且必須具有台灣意識。

E.鄉土文學乃是官方戰鬥文藝當局或支持官方戰鬥文藝人士對鄉土文學的鬥爭。批鬥分成兩面，一面是批評、壓制鄉土文學所帶有的地域、本省意識，以朱西甯、彭歌這兩人最為用力；一面是批評、壓制鄉土文學所帶有的工農兵、社會現實主義、揭發社會矛盾的成分，以余光中、彭歌最用力。

F.從論戰之初看起來，葉石濤、鍾肇政這個團體的台灣文學老作家是難以逃開官方的批判的，因為朱西甯、彭歌對於鄉土文學所帶有的地域、本省意識非常在意，但是，由於葉石濤、鍾肇政這個團體的老作家不願捲入論戰中，很快就保持沉默，退離了論戰，所以官方文人幾乎沒有真對他們作批評。官方乃集中精神，對左派意識的年輕的鄉土文學創作者與理論者展開鬥爭。方法是用栽贓的方法，把這一派理論家所說的「工農兵文藝」、「社會現實主義」、「揭發社會矛盾」的理論與中共的文藝理論掛上關係，極力指出他們被中共統戰所利用，必須「抓頭」，意思是要抓他們坐牢。年輕人當然極力辯駁，雙方劍拔驽張，氣氛非常緊張。

G.有兩次官方文藝大會在這9個多月裡舉行，可以看出官方是否要抓人。一次是1977、08、29召開的國民黨中央舉辦「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這次反鄉土文學陣營的官方人士殺氣騰騰，似乎準備抓人，看起來尉天驄、王拓、陳映真陷入了危機，很可能被抓。一次是1978、01、18，國軍67年度所舉行的文藝大會，出乎意料之外，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在大會裡並沒有說要辦提倡鄉土文學的人，反而確定了鄉土文學的正確性，呼籲所有的人應該要團結，鄉土文學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

H.考察最後何以王昇會呼籲團結？由可見的資料來看，是因為黨國的大老任卓宣認為鄉土文學不違反三民主義，而胡秋原反對政府介入鄉土文學論戰。另外是中壢事件在1977、11、19發生，民主政治風暴來臨，官方已經無暇顧及文壇的論戰，乃呼籲全民團結再說。

【論戰後受傷的幾個人】

鄉土文學論戰完之後，據我所知，有幾個人受傷的程度不小：

一個當然是余光中，因為他得罪所有的台灣鄉土作家，不論本省的或是外省人他都得罪光了。本來鄉土文學取代現代文學是很自然的事，無非是潮流所造成；以前都是現代文學獨霸文壇的現象，留美的的作家心向歐美，享盡了聲名，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感情。現在時代改變，生活在台灣所有的人有被世界各國拋棄的危險，需要回歸到這塊土地，以求安心立命，繼續奮鬥下去，這是很重要的事。在論戰中，雖然有人罵他洋奴，但是他隨時都可以在報紙副刊上辯解，並不需要慫恿軍方政戰單位抓人進堅牢，他所作所為都太過分了！另外他硬性誣告鄉土文學理論家所說的工農兵文藝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工農兵文藝，後來，人家對方也出來辯解，鄭重指出台灣的工農兵文藝並不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對方是很坦白無隱的，余光中應該放過人家，可惜他執迷不悟，硬是要栽贓嫁禍對方，這種作法是很沒有人性的！

論戰之後，他從此變成鄉土文學作家的拒絕往來戶，沒有人願意當他是朋友，台灣到處都有人不諒解他，連外省人都看不起他，尤其陳鼓應就寫了一本叫做《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全面批評他的詩，全面否定他的詩，這是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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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朱西甯。當時，所有的台灣作家沒有一個有分離意識，全都是中國意識，他沒有證據，竟然懷疑老作家對中華文化的忠誠度，真是見鬼了！那時朱西甯娶的老婆是劉慕沙，是一位台灣客家人，也是留學日本的學者，讓人覺得他對自己的太太是否也要起懷疑？同時，既然他是本省人的女婿，就不應該誣陷本省人，他的作法使人覺得他很反常，有違倫理道德，後來當然就變成台灣鄉土文學老作家的拒絕往來戶。他私底下表示，後來的本省作家都不理他了，使他感到很難過。這也是罪有應得，是一種現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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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王文興。由於他對台灣農人的困境不是很清楚，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認為台灣農人的低收入不值得同情與改善，讓本省作家非常生氣。有人寫了一篇〈這樣的教授王文興〉的文章來譴責他，後來還收集了相關的批評他的文章，編成一本專門批評他的書，擺明不原諒他。王文興不知道反省，依然故我，後來又說自己在大陸也種過田，很了解農人不需要同情，一味硬拗，簡直胡說八道到底！世界上無明這麼重的人還很少！我想王文興終其一生應該也沒有半個本省人作家朋友，本省人也不可能原諒他，這也是活該！

【鄉土文學論戰年表】

◎宋澤萊編

1970年、11，「釣魚台事件」爆發，引起反美、日帝國主義的風潮。反對者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

1971、10、25，台灣退出聯合國。引動投機分子、資本家、少數官員與民意代表的移民潮，震動台灣。知識青年們誓做「人民的的先鋒隊」！

1972、02，中【台】美斷交。

1973、02，唐文標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誰來烹魚？因洪通而想到的〉，說：「洪通的話算不算鄉土藝術呢？我的解釋是這樣的，他的確事鄉土性的藝術家。」以後報紙副刊相繼介紹鄉土藝術，才開始看到有人使用「鄉土文學」這個名稱。

1973、春天，王文興的小說《家變》引發了正反兩方辯論，影響廣泛，最後爭執點落在「方言」 的使用上。使得黃春明、王禎和這批「方言小說家」受到重視。

1974、03，遠景出版上出版黃春明小說集《鑼》、《莎喲娜拉，再見》，5個月後迅速再版，鄉土文學突然流行起來。

1975、09，《聯合報》推出「台灣鄉土小說」系列專集，首先登出心岱小說。

1976、02桂文亞訪問楊牧〈詩話：楊牧訪問記〉一文登載在《聯合報》上，楊牧說近年來，台灣鄉土文學廣受重視是自然的發展。

1976、02，鍾肇政接受林小戀訪問，在《出版家》52期的一篇〈鍾肇政的世界：寫作、教學與讀書〉裡提出「鄉土文學」就是「風土文學」的看法，他說：『我認為「鄉土文學」的說法相當籠統，如果要嚴格的賦予定義，我想是不可能的，沒有所謂「鄉土文學」。用一種比較廣泛的眼光來看，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鄉土的，沒有一件作品可以離開鄉土……因為一個作家寫東西必須有一個立腳點，這個立腳點就是它的鄉土，或者，我不如說，那是一種風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個『鄉』，說那是鄉下的，很土的，那種說法我是不能贊同的。』

1976、02、28，《夏潮》雜誌創刊。這個刊物的立場是擁護鄉土文學，並且將要整理從日據時代到現在的台灣文化歷史資料。

1976、08，《夏潮》雜誌第5號在封面標出雜誌焦點是「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

1976、10，《中國論壇》創刊一周年特大號，江帆發表〈現代人與現代化〉，戰後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已經走入大困局，陳述了下層階級的生活困難。他說：『在這樣農工皆不能獨立自主樣樣仰人鼻息的經濟結構下，一般人的精神面貌當然也就無法自主，而相信只有外國的月亮才是圓的。這就是我們一向頗為自詡的「現代化」，也正是造成我們今日大困局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又說：『在物質上，光復後中產階級以上的階層日趨豐裕，是有目共睹的。現在，這些人的物質生活豈止是豐裕？大企業家掛的是一只十幾萬元甚至有高達兩百萬元的手錶，坐的是一百萬元的轎車，請一桌幾萬元的酒席，根本像九牛隻一毛。然而工廠裡的女工，月薪不過兩三千元，一年的薪水，一毛不花，累積起來還不夠富商巨賈一桌酒席的費用。農民呢？糧食保證價格並沒有完全做到，當收穫時，總有一些不利農民的消息傳出，像糧倉不夠，陳米未清啦，農會拒絕收購，逼得需錢急如火星的農民只好折價向米商求售。從目前農村勞動力的嚴重缺乏，青壯年都出外謀生，由老弱婦女在勉強撐持，不難想見其光景。至於軍公教人員，高階層的生活固然相當闊綽，但一般中下層階級……疲於奔命。』又說：「去年稻米的總產量達2百49萬公噸，據稱是歷年最高的產量。然而好幾年，我們從國外進口的小麥、玉米和黃豆，年年都高踞3百萬至3百50萬公噸之間。……可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的農業是被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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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期王津平在《中國論壇》的〈讓健康繼續成長：對文化界的展望〉一文，攻擊余光中，罵他洋奴，說：『有一點必須在這裡嚴正指出：當初在國內第一為大力推動新歌謠的，卻是一位洋奴心態很深的「大師詩人」，……他一面發出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呼喚，一面卻可望死後在英國貴族墓園的西敏寺下葬。』

1977，01，卡特就任總統，他一貫主張「美中關係正常化」，對台灣的外交更加不利。

1977、03，《仙人掌》雜誌創刊；蔣勳在《雄獅美術》製作「回歸鄉土，試論鄉土」專輯。

1977、04、01，《仙人掌》雜誌2期出刊，以「鄉土與現實」為標題，以「鄉土文化何去何從？」為副題，登了11篇正反兩面的文章，王拓、蔣勳、唐文標、尉天驄、陳映真、銀正雄、朱西甯都發表了文章。大家都在探討「何謂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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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批評了台灣作家跟隨了世紀末的頹廢世界觀，仿效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麻木、荒謬、病態、不關心現實的風尚，同時因為「鄉土文學」這個稱呼容易引起城鄉對立、地域主義、被認為是鄉愁文學的種種毛病，所以建議用「現實主義文學」來取代「鄉土文學」這種稱呼，他說：『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裡的願望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我認為應該稱之為「現實主義的文學」而不是「鄉土文學。」……有必要把「鄉土文學」改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學。』這一點後來成為論戰的交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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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正雄的〈墳地哪來鐘聲〉則批評鄉土小說有了仇恨的傾向，並覺得鄉土文學可能會走向地域觀念與普羅左傾路線，他說：『然而，民國60年後，「鄉土文學」卻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發現某些「鄉土」小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很、憤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到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工具的危機。』又說：『「鄉土文學」走到今天的居然變成這個樣子，真令人寒心，而今天又有人高喊在文學上要「回歸鄉土」了。問題是回歸到什麼樣的鄉土？廣意的鄉土民族觀抑或偏狹的鄉土地域觀念？如果是後面這條路，我們要問那跟三十年代的註定要失敗的普羅文學又有甚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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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則對本省人的鄉土文學很不放心，覺得鄉土文學受日本文化的污染，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忠誠度不夠，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回歸民間，這是暗地裡懷疑鄉土文學有與中國民族文化分離的傾向。他說：『鄉土文學分明被侷限在台灣鄉土上……要留意的尚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在台灣這塊邊土上所存留的漢文化老根，實則已經多多少少受到了日本文化有益的斲傷……因而……穩穩健漸的來密接上民族文化的主根，才好一無虞慮的回到民間。』

1977、05、01，葉石濤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在這篇小型的文學史裡，葉石濤廣泛敘述日治時代的重要作家，並且明顯的把「台灣鄉土文學」等同整個「台灣文學」來看，提出台灣鄉土文學是以「台灣為中心」所寫的作品，應該具有「台灣意識」，同時認為台灣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也批評了留美學者所寫的外域文學，他說：『很明顯的，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種族﹞所寫的文學。然而由於台灣在歷史裡曾經有過特殊的遭遇──被異族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竊佔幾達一百多年的慘痛歷史，所以在這塊土地的鄉土文學上，亦留下了使用外國語言所寫的有關台灣的作品。』又說：『僅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文學的作品。……它應該具有根深柢固的「台灣意識」，否則台灣鄉土文學豈不成為某種「流亡文學」？我們以為 部分留美作家的作品，假若缺少了這種堅強的「台灣意識」，那麼縱令他們所寫的在美國冒險、漂泊、疏離感等的經驗和記錄何等感人，也不算是台灣鄉土文學……那麼所謂的「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中國人的共同經驗，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經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經驗以及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同記錄，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是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

1977、05、05，尉天驄在淡江文理學院舉辦的「二十世紀文藝思潮及中國前途」座談會上，回答學生提問時，回答學生，認為創作工農兵文藝沒有甚麼不好，引發日後長時間的被攻擊，他說：『有些人說鄉土文學最後的結果就是「工農兵文學」；工農兵文學並沒有甚麼不好，我們之中許多人都是農人出身，農人唱唱歌，工人寫寫東西，當兵的提倡軍中文藝，又有甚麼不對？』

1977、05、10，《中國論壇》4卷3期，王拓使用李拙筆名，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動向〉，認為保釣運動和台灣退出聯合國事件，使青年學生與社會大重大大覺醒，是造成「鄉土文學」被人所喜愛的原因。同時，他認為來到1974年社會矛盾越來越被關注，不景氣的問題、失業的問題、年輕人的出路問題……日益嚴重，他因此說了更尖銳的話，說：「文學應該正確地反映社會的矛盾。」這一點也引來長時間的被攻擊！

1977、06、05，此時，《中國論壇》已經改變它支持鄉土文學的態度，開始批評鄉土文學。在它所推出的「如何發展民族音樂」專輯裡登載顏元叔座談會上的發言，說：『最後，我要對那些大喊「工農兵文藝」的左派人士聲稱，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絕對不是甚麼可羞的事。……知識分子是極權專制的批評者與抗拒者，因此像中共那樣的政權就不能容忍知識分子的存在。那些打擊知識分子的人，就是極權專制的擁護者。』

1977、06，陳映真在《台灣文藝》革新好第2期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批評了葉石濤在〈台灣鄉土文學導論〉一文裡濃厚的「台灣意識」，特地強調「台灣意識」就是「中國意識」，他說：『但是從中國的全局去看，這「台灣意識」的基礎，正是堅毅磅礡的「中國意識」了。』在這裡可以看見陳映對「台灣意識」的排拒！

1977、07、01，陳映真在《仙人掌雜誌》第5期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文，特別強調鄉土文學以黃春明、王禎和的作品為代表，說：『……這一切的變化，使年輕的一代，從原本只知引頸「西」望反轉過來看自己本身、自己社會、自己同胞和自己鄉土，他們喊出了一個口號，「要擁抱這個社會，要愛這個社會。」於是，有了社會調查的運動，到山地、漁村、礦區等去調查當地的實際生活情形，……這是30年來第一次在台灣的青年字典中有了一新的詞彙──社會意識、社會良心、社會關心。在這樣的思潮下，台灣文學也有了轉變，這就是以黃春明、王禎和為代表的「鄉土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家，全面地檢視了在外來的經濟、文化全面支配下，台灣的鄉村和人的困境。』

1977、07、20，《聯合報》在〈台北訊〉裡登出：由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辦的「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定在8月下旬舉行。這個消息非常重要！這個會談將是反鄉土文學的大集結！頗引起文壇的關心。

1977、07、27，彭歌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對偏向的警覺〉一文，對提倡鄉土文學的言論提出嚴厲警告，他說：『近時有一些作品，以「社會意識」和「關心大眾」為名，刻意「反映社會矛盾」；無論如何辯解和掩飾，其主要的效果是在「挖牆角」。』

1977、08、01，尉天驄在《夏潮》第17期發表〈文學為人生服務〉一文，再度提出鄉土文學的目標；同時澄清他所說的「工農兵文藝」不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他說：『我們關心我們的現實，寫我們的現實，這就是鄉土文學。他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反買辦、反崇洋媚外、反分裂的地方主義。』又說：『那天，在淡江文理學院仍然有人問：鄉土文學搞到最後會不會變成工農兵文學？……當然，有人要把工農兵文學專指大陸上的那種文學而言，這就更加不可能，兩個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能產生相同的文學嗎？既然不能，我們就應

該放心下來。』

1977、08、01，趙光漢在《夏潮》第17期發表〈鄉土文學就是國民文學〉一文，為鄉土文學作了一個很正面的定義，他說：『鄉土文學中的特殊風土和地方色彩是鄉土文學可愛的地方，但不因此失去全民、全國的國民文學意識，所以鄉土文學不可誤解為「鄉下的，很土的」文學，「鄉土」是指吾人生長的地方，鄉土文學即是指反映吾人生長地方的民族、民權、民生種種問題的文學而言，地理上包括鄉村、，也包括都市，人物包括了士農工商軍等各種身分，也就包括了知識份子、農人、工人、商人、軍人。』

1977、08、01，三民主義專家任卓宣在《夏潮》第17期發表〈三民主義與鄉土文學〉一文，明確地說鄉土文學不是中共的工農兵文學不一樣，他說：『不，完全不同。一全大會就提出農民、工人的重要性。這與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完全不同。工農兵文學由無產階級的文學來，但農民不是無產者，他們是擁護私有財產的。再如我們今日的軍中文學，也可以表現民族文學的精神，不能誤解為工農兵文學的。再者，各方面的人都可以參加文學活動。工人中的知識份子可以描寫工廠、工人，這便是生產文學，講生產的事，不是所謂工農兵文學。』

1977、08、05，彭歌在《聯合報》發表〈統戰的主與從〉一文裡，暗地裡說鄉土文學是一種本省人的地方意識，且受到中共統戰的利用，他說：『中共對台灣的統戰工夫，除了通常使用的醜化、造謠、誣蔑之外，主要集中於兩點，一是地方意識，挑撥所謂外省、本省之間的感情，一是攻擊我們的經濟建設。近幾年尤著重後者。」

1977、08、15，《中國論壇》舉辦「當前中國的文學問題」座談會，黃春明、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還有朱炎先後發言。【登載在《中國論壇》5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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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說強調鄉土文學不是地域取向的，他說：『今晚我就鄉土文學所遭到的壓力和錯解，提出我的兩意見和一點說明：第一、我們要愛護這土生土長的文學。第二、「鄉土文學」這土生土長的文學，是採用關係著現實人生題材，我們要能肯定這取材於現實環境的寫實文學。第三點所要說明的是，土生土長的鄉土文學，這種對語言文字的運用並不是地域性的，這類被誤解情形應作一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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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元叔反對工農兵文學這種政治宣傳口號，同時認為台灣文學的筆寫到漁村、農村是必要的，他說：『台灣文壇最近又出現了其他很活躍的口號，例如什麼「工農兵文學」，有人指責我說，「工」、「農」、「兵」也是社會的大多數，為什麼不能以他們為描寫的對象，其實我所指的「工農兵文學」，是那種「工農兵」口號的政治觀念、文學觀念，和「社會主義寫實」、「馬克斯主義文學觀」相同的代名詞，是有它的政治意圖的。這種接受政治指導的文學是宣傳，而不是文學作品。』

不過，他也說：『我個人以為若是鄉土文學指文章是具有鄉土色彩，內容具有鄉土氣息的，我是贊同這單純命名的。台灣文學的筆寫到漁村、農村是必要的。如果是口號，是文學派別，然後隱然排斥其他文學作品、派別，則具有許多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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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歌說則提出中國文學路線是自由、人性的路線，反共是目標，他說：「最後我要歸結到中國文學的路線，是自由的道路、人性的道路、反階級的道路……一切的文學作品，都可以產生反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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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炎則反對黃春明所說的應該同情山胞魯凱族的話，說：『剛才他【黃春明】說到魯凱族面臨種族滅亡之危機的情形，說得非常可憐，我雖然努力想去跟他那樣激動去同情他們，但是沒有做到，因為我馬上聯想到印度、非洲飢荒，一下就餓死成千上萬的人，還有我們被奴役的八億同胞，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所以我聽黃先生講山胞的故事，自然感到八億同胞被奴役跟幾百山胞的困境，在數字與受苦程度上是不成比例的。』

1977、08、17，彭歌在《聯合報》3天連載〈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鄉土文學理論家王拓、陳映真、尉天驄提出嚴厲警告，文章裡帶有非常濃烈的政治當局色彩，他說：『在中華民國的國土之內，國民經濟蓬勃發展之時，卻被形容為「殖民地經濟」、「買辦經濟」，這不只是對政府的不公道，也是對胼手胝足、嘔心瀝血努力建設的同胞極大的侮辱。』又說：『我不贊成文學淪為政治工具，我更反對文學淪為敵人的工具。如果不辯善惡，只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

1977、08、20，余光中在《聯合報》發表〈狼來了〉一文，他刻意把台灣的鄉土文學與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掛勾，並且拋出了要「抓頭」的血滴子，把鄉土文學論戰推到極恐佈的局面，說：『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3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使不是和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和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又說：『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是和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人都分到一頂。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先檢查檢察自己的頭吧。』

1977、08，在余光中〈狼來了〉發表不久後，高準所辦的《詩潮》第一期被查禁，帶來鄉土文學陣營的恐懼。

1977、08、29召開國民黨中央舉辦「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聯合報》的社論登出〈當前的文藝政策〉一文來配合會談，推崇戰鬥文藝的重要，貶斥鄉土文學的一切理論，說：『「戰鬥文藝」要求反共，要求動員，邀求團結，要求和諧，要求團隊精神，整體利益。所以，在戰鬥文藝的涵蓋下、要求下，無所謂「鄉土文學」、「寫實主義」，更無所謂「工農兵文藝」……大家都是中國』人……根本沒有甚麼「土生土長」與非「土生土長」的分別。……如果不在「戰鬥文藝」的大前提下，從事各種不同題材的寫作，而把作品區分……那要不是把「戰鬥文藝」作硬生生的劃分，便是可批判的「生於其心」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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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召開，余光中出任主席團成員，彭歌為第四分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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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會議現場的目擊者王健壯說：「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開會後的發言人早已經內定，信疆與我空有滿腔憤怒卻無處可發。祇能眼睜睜看著那位大詩人，站在台上拐彎抹角批判鄉土文學，並且聽到警備總部那位專管文化的官員，嘴巴裡竟然說出這樣的警告：「對於那些不聽政府勸告的人，政府不是不辦，祇是時候未到！」肅殺之氣，令人不寒而慄。』

1977、09，黨國老文化人胡秋原在《中華雜誌》上，發表批評彭歌的文章：〈談「人性」與「鄉土」之類〉，內文呼籲政府不要隨余光中起舞，抑制鄉土文學。他說：『我主張自由。但第一，任何人無褻瀆民族之自由。第二，共黨不應有自由，因為他們根本否定自由。超過了這個任務，政府不要介入。如果有人報告「狼來了」，也要看看，找內行人來看看，是否真狼，也許只是一隻小山鹿呢？……常常有人談「文藝政策」，這名詞根本由蘇俄來。我以為在文藝上最好政策就是遵守憲法規定，同時供給作家以便利，鼓勵愛國反共作品，聽其自由競爭與辯論。政府參與文學論爭，將成為笑談，若揚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

1977、09、10，王拓連續三天，在《聯合報》發表〈擁抱健康的大地〉一文，反駁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揭露了農人、工人的困境，他說：『我認為台灣30年來的經濟成長與工商業的繁榮，是以低米價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米價低才能使非農業人口在低收入的情況下吃飽肚子，所以低米價是低工資的前提。也就是說，由於米價低，台灣才具備更好的的條件來提供廉價而且穩定的勞動力，來發展勞力密集的初級工業，而台灣這些年來的經濟繁重是大力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的成果。但是在到米以外的其他物質，在這30年內的價格卻相對地升高猛漲，這樣自然使得農、工的收入鄉對地減低，比起其他職業和其他階級的人來，農工的生活也鄉對地落後和辛苦。』又說：『我們先來看看農民的農業收入。民國63年12月，許信良省議員在省議會的大會總質詢中曾指出：「根據政府的說法，目前稻谷每公斤訂為新台幣10元的保證價格，可以使農民獲得百分之20的利潤。百分之20的利潤道底多少呢？我想有加以說明的必要。台灣每一農戶的平均耕作面積為1點5公頃，每公頃的平均年產量是6千公斤。耕種一公頃半的稻田，一年收或9千公斤稻谷，每公斤售價10元，得9萬元，百分之20的利潤是1萬8千元。一戶農家月入是1千5百元，還不如工廠女工。」他又在62年3月的大會總質詢鐘說：『根據中興大學所作的的調查，今日的農家普遍負債，不是小債，而是大債。許多調查也都指出，本省的農業生產所得不夠成本，所以農民可以說都是貧戶。」』又說：『至於工人的收入又如何呢？……到63年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一個女工初級作業員的每月平均工資，也不過調整到2200元而已，至於工資較高的的製造業勞工的每月平均工資，根據經濟部64年8月所發表的統計，也只有4046元。』

1977、10，陳映真在《中華雜誌》登載〈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文章裡批評朱炎的談話，說：「一個每日生活於斯的自己國家的土地不抱有一絲感情；對於衣之食之，日日相接的民眾不懷有一點點同胞的愛情的人，怎麼能從心靈的深處真正地關切整個苦難的中國，又怎能真正地愛七、八億偉大的中國同胞？」

1977、10，蔣勳在《綜合月刊》第108期的〈灌溉一個文化的花季〉一文，提出釣魚台運動和聯合國事件與鄉土文學論戰的關係密切，他說：「1972年，釣魚台運動和聯合國事件都已經發生；當時整個歐洲與台灣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只剩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被許多人討論過的所謂「回歸鄉土」的文化運動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這種運動至今還處於相當曖昧混雜的階段，也正是它正面與負面的作用力還糾結在一起的緣故。台灣的情勢越緊迫，正面與負面的作用力也將運動得越急速，摩差也越大，運動方向的不同才更明顯。一方面有人越是急著取外國籍，越是急於把財產轉至國外，越是不擇手段的求取暴利；另一方面就會有人更激烈抨擊崇洋媚外、更急切地呼叫熱愛鄉土，更狂猛地向特權與黑暗勢力挑戰。目前因「鄉土文學」引發尖銳論戰，正可以說明70年代對國際逆勢而產生的正面與負面的運動已有逐漸明朗化的趨勢了。」

1977、10、1，張忠棟《中國論壇》發表〈鄉土‧民族‧自立自強〉一文，反對鄉土文學陣營用「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來說台灣的經濟，他說：「我們已經是一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繼續需要外國的原料和外國市場，……最忌諱的就是排外傾向……極端排外的後果是什麼呢？拿義和團的歷史來看，那是一場戰禍。」另外在同期，孫震也寫了〈台灣是殖民經濟嗎？〉一文，批評王拓的經濟觀點，說：『既沒有公平的批評，更沒有有用的建議，甚至連沒有用的建議也沒有；有之，則不過給我們的經濟發展戴上了「殖民經濟」和「買辦經濟」的帽子。』

1977、10、01，《聯合報》復刊由軍系作家瘂弦主編，反鄉土文學的陣營更加堅強。

1977、11、16，尹雪曼收集對鄉土文學具有敵意的許多文章，出版《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因為這本書在軍方的「清溪新文藝學會」出版，代表了軍方的立場。

這本書對鄉土文學一方所提出的「工農兵文藝」、「現實主義文學」、「揭發社會矛盾」……種種理論提出嚴厲批判。

1977、11、19，中壢事件發生。

1977、12、18，余光中在《聯合報》寫〈離台千日：《青青邊愁》後記〉，陳述他發表了〈狼來了〉一文之後的壓力，說：「來港前夕，夏志清在信裡早已預言，說我定然受不了左派的攻擊，情緒不會愉快的，我回信說，沒有關係，我對被罵一事不無訓練，耳皮早以磨厚了，果然來後不久，我的右耳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

1978、01、01，洛夫在《聯合報》刊登他寫的〈詩壇風雲：這一年詩壇的回顧與檢討〉一文，反對鄉土文學作品與理論，他說：『在所謂『鄉土文學』及『社會寫實主義』雙重掩護之下，三十年代『普羅主義』意識形態借屍還魂，甚至有人在有意無意之間公開倡導『工農兵文藝』，以圖污染這塊純淨的文學園地。』

1978、01、01，王文興在「第一次耕莘文學講座」演講，說他不反對鄉土文學的作品，但是反對鄉土文學的理論，他說：『我認為鄉土文學的創作本身重視現實生活，確實有它的功勞……但是鄉土文學的理論，恰恰相反，幾乎全盤都錯。所以我的結論是：鄉土文學的創作，我不反對，而鄉土文學的調調，我反對到底。』

1978、01、18，國軍67年度文藝大會舉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在第二天閉幕時，呼籲文藝界要團結。被認為是鄉土文學論戰的結束。

1978、02，曾祥鐸在《中華雜誌》發表〈參加國軍文藝大會的感想〉一文，對軍方的態度有很詳細的描述，他說：『67年國軍文藝大會，於元月18、19兩天在台北舉行。出席者有軍中作家及被邀請的社會人士共4百餘人……王昇上將……他說，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基本應該「團結鄉土」。愛鄉土是人類的自然感情，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感情，不應該反對的。就算是有些年輕的鄉土作家們偶或偏激了一點，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某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反對社會上某些黑暗與不公平，這也可能是出自年輕人一種天賦的正義感，只要是動機純正的，我們就應該聽聽，應該諒解，應該善意的交換意見，應該團結這些人，不要把她們都打成左派，統統給戴上紅帽子。事實上我也知道有些鄉土作家並非如此……我們要講求團結，只有團結才能產生力量，只有緊密的團結，才是生存之道，才是反攻復國重建中華的金城湯池漢康莊大道！』

【註】年表資料來自於：

1. 蔡明諺著：《燃燒的年代──七0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一刷〉
2. 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夏潮雜誌社，1978、04、01初版〉
3. 彭歌等著：《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台北，中華民國青溪新文藝學會，197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