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讀楊逵的小說〈送報伕〉──並論悲劇文學中哀病的美學觀點

[宋澤萊]

【題目】讀楊逵的小說〈送報伕〉[1]

──並論悲劇文學中哀病的美學觀點

◎宋澤萊

1. 前言

    這篇文章，乃是用來分析楊逵最有名的短篇小說〈送報伕〉。我們將著重解析這篇小說濃重的的下層社會悲劇性，同時揭示楊逵怎麼自覺性的在小說中盡力去沖淡這種嚴重的悲劇性。

    本文也同時揭示悲劇文學裡所帶有的哀病美學風格，讓我們看到台灣文學來到日治時代，優美的美學風格已經退離了主流地位，改由哀病的美學風格來引領風騷的事實。

一、悲劇文學的加深

    台灣悲劇文學是日治時代文學的主流，其開創並不來自於新文學。它是以舊文人包括林癡仙、洪棄生、吳德功……這些秀才文人為首發，繼之，一大批已經無法參加科舉功名的民間舊文人踵隨其後，寫出一首又一首的悲劇舊詩詞；然後新文學作家接續其後，用白話文創作，寫出無數的悲劇性的新詩、散文、小說，慢慢壯大成潮的。

    新文學的小說作家中，比較有名的，包括賴和、楊逵、楊守愚、龍瑛宗、王詩琅、吳濁流……，莫不是悲劇文學的好手，他們的小說揭開了台灣悲劇文學的一幅哀病風格，為時代留下了鮮明的圖像，引人落淚。特別是，當新文學來到了楊逵這一代青年的手裡，下層社會的悲劇突然激烈現身在文學作品內容裡，擴大了原來的士紳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悲劇內容，拓展了台灣悲劇文學的版圖，成為非常鮮明廣闊的大眾圖像，讓人非常驚艷！

    從新文學小說家群看來，賴和與楊逵這兩人本來就有差異。賴和出生於1894年，比楊逵大了8歲。賴和寫了大約16篇左右的短篇小說，楊逵則是寫了大約25短篇小說。雖然兩個人都是政治、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分子，都待過監牢。不過，把他們兩人的小說相互比較，楊逵顯示出來的悲劇畢竟比賴和要更下層，也更強烈。這是因為賴和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作家，以醫生為職業，不必終日與貧窮的工農底層社會人物為伍，生活比較不虞匱乏，他的小說人物雖然也有下層社會人物，不過還是有許多小資產階級人物。楊逵則是出身於工匠之家，家境貧窮，後來到東京學習文學，無助於貧窮生活的改善，甚至更加貧困；以後，他為那些衣食不飽的工農大眾奮鬥，日常所接觸的莫不是這些勞苦大眾，使得他的小說大都是下層社會人物書寫，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會出現，卻很少。因此，若是要說文學的下層悲劇屬性，楊逵的小說總是比賴和要更典型。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日治時代的悲劇文學的內容，剛開始是用來陳述士紳階級【特別是那些舊文人】在大時代變動中的悲哀；來到了新文學作家的手中，就慢慢變成小資產階級的悲哀，到最後就落實到了下層普羅大眾的悲哀，尤其以楊逵的小說為然！

二、大時代與楊逵

    楊逵的整個青壯年時代，是在戰間期世界經濟大恐慌與戰後冷戰時期度過，台灣內外形勢都非常嚴峻，對於一心想改革工農命運，不停參與政治運動的人而言，實在是極為危險的事，他能活下來，並以81歲高齡去世，其人生實在是由一個又一個奇蹟所組成，可說險象環生。

    他生於1906年，當時日本已經統治台灣11年。他生於台南州大目降街，祖母就是西拉雅人，他的血統並不是所謂的純粹漢人，這是第一個奇蹟。父親是錫匠工人，生了大大小小7個小孩，生活相當清貧。在公學校與中學的成績優良，喜讀文學名著。1924年，只有20歲，為了逃避童養媳婚姻，轉往日本學習文學，身上只帶了50多元，做一個最下層的勞動者，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共計3年，居然能安然回來，這也是奇蹟。後來回台灣參加工農運動，在1928年的農民運動中，他連續被捕6次，毫不氣餒。1929年，在全島大逮捕中，與女友葉陶一起被捕，關在監牢17天，出獄後結婚，這也是奇蹟。1935 年12月，他非常貧窮，卻能自行創刊《台灣新文學》，共計出版了15期，這也是奇蹟。戰後，1947，由於228事件牽連，4月被捕，夫妻都被關在監牢，共計105天，8月出獄，未死，這也是奇蹟。1949 起草《和平宣言》草案，登載於上海公報，觸怒台灣省主席陳誠，4月6日被捕，後被宣判12年徒刑，送往綠島監禁，未死，這也是奇蹟。1962仍然非常貧窮，卻在台中東海大學對面購地，經營「東海花園」，吸引了許多的有志台灣青年來找他聊天，這也是奇蹟。1976國中《國文》教科書第6冊收錄〈壓不扁的玫瑰花〉，這篇小說乃是台灣文學家作品被收入教科書的第一人，這也是奇蹟。1979《美麗島》雜誌創刊，楊逵列名社務委員，他又親身介入政治運動，這也是奇蹟。

     在所有這些奇蹟中，最大的莫過於他在1934年投寄小說《送報伕〉到東京的《文學評論》，獲第2獎﹝第一名從缺﹞，這是台灣人作家第一個進軍日本文壇的作品。這篇〈送報伕〉的小說後來被中國作家胡風翻譯成為中文，更加引人注目。到現在為止，這篇小說還是日治時代最重要的一篇小說，足以叫楊逵在台灣文學史裡永垂不朽。

    在分析這篇小說的獨特性之前，讓我們先看一看楊逵一生更為詳細的經歷：

〈楊逵年表〉[2]

1906年：1歲

10月18日出生於舊台南州大目降街﹝1921年改稱新化街﹞，是早年西拉雅族人的活動空間，祖母楊讓是西拉雅族人。父楊鼻、母蘇足，錫匠家庭，育有7個子女。楊逵排行老三，本名楊貴。

1910年：6歲

本年8月，日本併吞韓國，改稱朝鮮。

1911年：7歲

本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

1912年：8歲

本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

1913年：9歲

本年11月，羅福星事件發生。

1914年：10歲

姊一人、妹兩人、弟一人在幾年內相繼死亡，家裡貧窮。自己體弱多病，延遲入公學校，同學戲稱他「鴉片仙」。本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915年：11歲

進入大目降公學校就讀，喜歡文學。「礁吧哖事件」發生，長兄被徵調當軍伕。台南市區到礁吧哖砲聲隆隆，經過家門，可以在門隙中看到牛車運載屍體的慘況，很有感觸。本年8月，余清芳、江定、羅俊被捕，受審的人總共有1957人，死刑犯866人﹝後來有一些人獲得減刑﹞，這是台灣漢人最大的武裝抗日事件。

1917年：13歲

童養媳梁金盒﹝12歲﹞過門到楊家。

1919年：15歲

目睹被父親照顧的小商人楊傳在大街被日本警察打死，非常驚恐。本年5月，中國五四運動爆發。10月，台灣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次郎到台灣就任。

1920年，16歲

公學校五年級，受到老師沼川定雄的影響，日夜耽讀文學作品。次兄楊趁考取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為了籌學費，入贅大營陳家。本年3月，留學日本的學生在東京組成「新民會」，7月，《台灣青年》在東京創刊。

1921年：17歲

新化公學校畢業，北上投考台北高等學校初級部失敗，到新化糖業試驗所當臨時工，工資每日3毛8分。被所裡的日本人戲稱「楊貴妃」，因而開始厭惡本名。本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2年：18歲

考入新設立的台南州第二中學校﹝今台南一中﹞，離鄉獨居，在學期間更是喜歡閱讀世界名作家作品。本年6月，日本共產黨成立。

1923年：19歲

9月，聽到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被殺而有感觸。本年4月，《台灣民報》創刊。

1924年：20歲

不願與童養媳成婚，也想要拓展思想，自動從中學退學，身上帶了50幾元，由基隆港搭船，東渡日本。

1925年：21歲

初到日本，住在東京近郊。透過檢定考試，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就讀，日間當送報伕，做水泥工、臨時郵差、玩具工廠小工及其他雜工，賺取學費與生活費，常常飢寒交迫。本年6月，台灣的二林蔗農組合成立。11月，鳳山農民組合成立。台灣已經有組織性的農民運動。

1926年：22歲

在日本組織文化研究會，參加勞工運動、政治運動，也參加戲劇研究會。本年6月，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台灣無產青年會」成立。

1927年：23歲

3月在日本參加台灣青年會新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部，深信社會科學就是改造社會的武器。參加朝鮮人的演講會，第一次被捕，被警方拘留3天。投稿各報刊雜誌，9月〈自由勞動者手記〉一文刊載於東京記者聯盟出版的機關刊物《號外》，第一次領到稿費7元5錢。年末，為響應台灣農民組合召喚，決定整裝回台。後在台北文化協會認識連溫卿，參加農民演講會。在台灣農民組合認識趙港，組織研究會。到鳳山農民組和拜訪簡吉，在此遇到未來的妻子葉陶，隨即參加各地的巡迴演講會。10月中，成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起草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宣言，因之被捕。在台灣農民組合全島大會當選為18位中央委員中的一位，又當選為常務委員。本年1月，在台灣文化協會臨時總會中，連溫卿等左派獲得勝利。2月，「台灣工友聯盟」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

1928年：24歲

2月3日，在台灣農民組合組織特別活動隊裡擔任政治、組織、教育等工作。擔任竹林爭議事件負責人，奔走在竹山、小梅、竹崎等地組織農民。後來連續在各地被捕6次。受聘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刊物《台灣大眾時報》記者，在創刊號裡發表〈當前國際情勢〉一文。為了竹林抗爭的方針，開始與簡吉等幹部派不合，被剝奪中央委員會、農民組合的一切職物。被推舉為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在彰化、鹿港組讀書會，與賴和、楊守愚、黃朝東等人往來密切。本年4月，「台灣共產黨」成立。台北帝國學校開校。

1929年：25歲

1月10日文化協會總部辦事處召開中央委員會，被推為議長。

本來預定2月22日返回新化與葉陶結婚，不料在12日凌晨，兩人被捕，最後送往台南監獄轉台中監獄囚禁17天。這是一次全島大逮捕，估計有4萬人被捕。出獄後，在4月結婚。暫住新化，後轉居高雄。本年，《台灣大眾時報》在東京創刊。

1930年：26歲

在高雄經營成衣加工失敗。入贅妻家的長兄在台南行醫，與家人不合，自殺而死。本年3月，《台灣民報》改名為《台灣新民報》。8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10月，霧社事件爆發。農民組和、文化協會、總工會瀕臨崩潰。

1931年：27歲

在高雄內惟﹝壽山﹞撿柴為生，以一年8元的價格，租了一間「鬼屋」居住。本年2月，台灣民眾黨解散。6月，滿州事件發生。台灣共產黨經過檢束，大受打擊。

1932年：28歲

小說〈送報伕〉經由賴和之手，首次以楊逵為筆名，刊登在《台灣新民報》。只刊載前半部，後半部被查禁，這篇小說很有自傳色彩。本年漢文雜誌《南音》創刊。3月，滿州國成立。

1934年：30歲

為生活奔波，曾當過家庭教師、清道夫、磚廠工人、般運水泥工。投寄小說《送報伕〉到東京的《文學評論》，獲第二獎﹝第一名從缺﹞，是台灣人作家第一個進軍日本文壇的作品，雜誌在台灣被禁售。舉家遷往彰化居住，認識張深切，擔任「台灣文藝聯盟」機關刊物《台灣文藝》雜誌的編輯委員，負責日文版，月新15元，賴和為他租了房子，住在彰化靠近賴和診所附近，這時楊逵已經有兩個孩子要養育，生活不易。12月，小說〈難產〉開始登載在〈台灣文藝〉第二卷。本年5月，「台灣文藝聯盟」成立。11月，《台灣文藝》出刊。

1935年：31歲

擔任楊肇嘉秘書，撰寫楊肇嘉回憶錄，月薪20元。移居台中，輾轉租屋而居。葉陶在霧峰吳家當家庭教師，月薪20元。不滿張星建干涉《台灣文藝》，引起內部派系問題。4月，〈死〉開始登載於《台灣新民報》。11月，自行創立「台灣新文學社」。離開《台灣文藝》，自己創刊《台灣新文學》雜誌，12月出刊，賴和、楊守愚、黃朝東、王詩琅、郭水潭、吳新榮都名列成員。小說〈水牛〉登載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

1936年：32歲

〈送報伕》由胡風譯為中文，受到中國大眾歡迎。楊逵、葉陶雙雙病倒，《台灣新文學》編務由王詩琅出任。6月，〈田園小景〉登載於《台灣新文學》第一卷5號；小說〈番仔雞〉登載於東京《文學案內》第2卷第6號。11月，〈頑童伐鬼記〉發表於《台灣新文學》第1卷第9號。本年8月，《台灣文藝》發行到2卷7、8號，停刊，「台灣文藝聯盟」也被強制解散。

1937年：33歲

因為日本官方廢止漢文，《台灣新文學》到2卷5期不再出刊，共計15期。2月，發表〈談藝術之「台灣味」〉，強調文學藝術必須能自然地表現「台灣式」的生活、想法、自然、性格。6月到東京，接觸到《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等負責人，建議開設台灣新文學專欄，因為七七事變爆發未能實現，在東京本鄉旅邸被捕。經由《大勢新聞》保釋之後，隱匿在東近郊鶴見溫泉，將〈田園小景〉改名為〈模範村〉，交由「改造社」編輯部，不過適逢文化界大檢束被退稿。回台灣，因為肺結核，咯血數月，欠米店債20元被告法院，靠著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濟助一百元解困。在台中舊火葬場後方開闢「首陽農園」。朋友林懷古見園中沒有農具可用，捐助20元。葉陶開始批發花木賺錢。本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被解散，皇民運動積極展開。

1938年：34歲

好友日本警官入田春彥被當局控告思想左傾，被判驅逐離台，卻在公寓自殺，遺書託楊逵幫他料理後事。

1939年：35歲

母親病歿。

1940年：36歲

父親亡。第10次被捕。花園經營上軌道，面積擴大到1000坪左右，生活比較穩定。本年，殖民地台灣改姓名運動積極推行，寺廟整理積極推行。

1941年：37歲

張文環創辦《台灣文學》雜誌，楊逵加入陣營。本年3月，《台灣新民報》改名《興南新聞》。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2年：38歲

2月，小說〈無醫村〉發表於〈台灣文學〉第2卷第1期。4月，小說〈泥娃娃〉發表於《台灣時報》第268號。10月，發表著名小說〈鵝媽媽出嫁〉於《台灣時報》第247號。11月，小說〈萌芽〉發表於《台灣藝術》第3卷第12號。本年4月，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1943年：39歲

7月，發表〈擁護糞便寫實主義〉對抗西川滿等人的反寫實主義文學。秋天，參與演出俄國詩人與劇作家列季雅柯夫的原作〈怒吼吧！中國〉，以日文在台中彰化台北演出，受好評。11月，在「台灣文學決戰會議」中，楊逵、黃得時、吳新榮、張文環力戰西川滿，會場緊張。本年7月，台灣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發行機關刊物《台灣文藝》。

1944年：40歲

小說集《萌芽》在印刷中被查扣。8月，在無奈下，受總督府情報課之聘，視察石底煤礦，撰寫〈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發表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的《台灣文藝》雜誌。12月，〈怒吼吧，中國！〉日文劇本在台北盛興出版社印行。本年9月，台灣實施徵兵制度。

1945年：41歲

首陽農園改稱「一陽農園」。9月1日發行《一陽周報》，介紹中國文學家作品、三民主義思想以及社會改革思想。組織「新生活處促進隊」，成員最多達到3、4百人，為髒亂的台中市民清掃垃圾，改革文化社會。本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鋼，認命陳儀為首任行政長官。10月24日，陳儀抵台。10月25日，台灣地區受降儀式在台北公會堂舉行。

1946年：42歲

進入台灣評論社工作。3月，小說集《鵝媽媽出嫁》在台北三省堂上梓。擔任《何平日報》的〈新文學〉版的編輯。7月，中日文對照的〈送報伕〉在台北台灣評論社出版，中文採用胡風譯版。

1947年：43歲

1月15日，尋求畫家籃運登的協助，與王思詳、周夢江等人合作，發行《文化交流》雜誌，想要溝通本省、外省文學，可惜只出刊1期。由於228事件牽連，楊逵與友人3月1日曾經在台中中央書局樓上成立「輿論調查所」，印製意見調查卡，並在次日早上8點鐘告知市民，將在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3月9日，在《自由時報》撰寫〈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一文，指出下鄉組織民眾抗爭的重要性。4月被捕，夫妻都關在監牢，關了105天，8月出獄。本年2月27日晚間，由於警方查緝私菸，引來公憤，228事件爆發。3月3日台灣人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陳儀提出32條要求被拒。陳儀鎮壓全台，3月17日實施戒嚴，風波擴散至全台。4月22日，行政院決議撤廢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在5月16日成立，首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是魏道明。

1948年：44歲

3月29日，在《新生報》的〈橋副刊〉登出〈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一文，由於標榜「台灣文學」，引來中國來台作家質疑，引爆戰後初期最大一場台灣文學論戰。主編《力行報》的「新文藝」欄，8月，創刊《台灣文學叢刊》雜誌。

1949年：45歲

起草《和平宣言》草案，登載於上海公報，觸怒台灣省主席陳誠，4月6日被捕。

本年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2月4日，國民黨中央政府開始撤退到台灣。

1950年：46歲

被宣判12年徒刑。送往綠島監禁。

1952年：48歲

詩〈8月15那一天〉發表在綠島《新生活壁報》。

1954年：50歲

〈家書〉發表在綠島《新生活壁報》。本年12月2日，「中美安全防禦條約」締結。

1956年：52歲

11月，發表〈園丁日記〉，描寫他在綠島的中隊裡如何與大家齊心合力打造自己的花園。

1957年：53歲

小說〈春光關不住〉發表在《新生活月刊》。

1958年：54歲

國民黨政府想利用他到日本做特務工作，借提他到台北商談，不被楊逵本人接受，再押返綠島監禁。

1959年：55歲

劇本〈牛犁分家〉在綠島演出，由自己執導並參加演出。

1961年：57歲

12年徒刑服滿，4月6日回台灣。本來想在高雄購買果園，因土抵糾紛放棄。接受楊肇嘉之託，代楊肇家撰回憶錄。

1962年：58歲

對於史實的意見不一，辭去楊肇家回憶錄的寫作。

〈春光關不住〉發表在《新生報》；〈園丁日記〉發表在《聯合報》。在台中東海大學對面購地，經營「東海花園」，借了5000元，並蓋房居住。本年吳濁流創刊《台灣文藝》，本土詩刊《笠》創刊。

1965年：61歲

〈春光關不住〉、〈園丁日記〉收錄在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集》一書裡，由台北的「文壇出版社」出版。

1970年：66歲

8月1日，葉陶去世。

1971年：67歲

坂口靈子撰寫〈楊逵與葉陶〉，乃是戰後首次介紹楊逵給日本人之作，刊載於《亞細亞》雜誌。本年10月25日台灣退出聯合國。

1972年：68歲

日本雜誌《中國》第102期重刊〈送報伕〉。本年9月29日，日本承認中共，台日斷交。

1973年：69歲

〈模範村〉重刊於《文季》第二期11月號。

1974年：70歲

〈鵝媽媽出嫁〉登載於《中外文學》1月號。〈送報伕〉於《幼獅文藝》9月號重新刊出。此後，楊逵的名氣逐漸建在戰後文壇提高。

1975年：71歲

5月，〈送報伕〉等8篇作品集成《鵝媽媽出嫁》，由張良澤編輯，在台南的「大行出版社」出版。本年蔣介石去世。

1976年：72歲

國中《國文》教科書第6冊收錄〈壓不扁的玫瑰花〉，這篇小說是由〈春光關不住〉改名，乃是台灣文學家作品被收入教科書的第一人。5月，作品集《鵝媽媽出嫁》，由台北的「香草山出版公司」出版。10月，著作選集《羊頭集》，由台北的「輝煌出版社」出版。楊素娟編《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其人其事與著作之諸家評論集》一書也出版了。

1977年：73歲

1月，東海花園火災，及時被撲滅。8月，發表〈自立自主救中國〉於《中華雜誌》169期。本年4月「鄉土文學論戰」發生。11月19日發生「中壢事件」。

1978年：74歲

9月，林梵著《楊逵畫像》由筆架山出版社印行。本年12月16日，中美斷交。

1979年，75歲

7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由遠景出版社印行，收錄有楊逵的〈送報伕〉、〈泥娃娃〉、〈頑童伐鬼記〉、〈無醫村〉四篇作品。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楊逵列名社務委員。本年12月，發生「美麗島事件」，東海花園特務出入不少，乃是為了監視他。

1982年：78歲

8月，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促成旅美台灣同鄉會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會」。回途訪東京，12月抵台。本年文壇上的「台灣結」與「中國結」論戰激烈，楊逵站在台灣主體的立場，支持《台灣文藝》雜誌。

1983年：79歲

1月，獲得第6屆吳三連文學獎。

9月，移居台北縣鶯歌鎮，由孫女楊翠照顧起居。10月，增額立委補選，為楊祖珺助選。11月，獲第一屆台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

1984年：80歲

2月，參加賴和先生平反會致詞，發表〈我的心聲〉一文。

1985年：81歲

2月，離開鶯歌鎮，回到台中，住在幼女楊碧家中。3月12日，在台中去世。

三、〈送報伕〉的內容與獨特性

    楊逵並不是一個專業文學作家，在整個日治時代，要能找到一個台灣人專業文學作家應該非常稀少，因為在被殖民的環境裡，有規模的文化機構恐怕都被殖民者所控制，台灣人作家如何能與日本作家並肩在文化機構裡成為職業作家？再加上楊逵為了生活，必須勞動，佔據他太多時間；另外參與社會運動也壓榨了他僅存的時間。因此，能寫作的時間就少了。

    像這樣的作家只能停停寫寫，把寫作當成業餘的事情在做，寫作是沒有規律性的，這篇寫完了，無法確定甚麼時候會寫下一篇，有時一停就是好幾年，結果甚麼也沒寫出來。

    楊逵一生當然不是只寫小說，他也寫散文，也寫戲劇，甚至也有寫台語詩；不過還是以寫小說為最重要，不但數量較大，也較能顯示他的文學藝術技巧。

    就整個楊逵的小說寫作人生，以三個時期最為密集。

    第一個時期是1931年﹝27歲﹞─1937年之間，當時台灣的農民組和、文化協會、總工會瀕臨崩潰，台灣民眾黨已經解散，共產黨經過大檢束，進入困局。楊逵也失業了，剛開始是在高雄內惟﹝壽山﹞撿柴為生。這時他很可能比較有空閒的時間；同時也可能感到各方面的壓力，需要借著筆，把他的苦悶寫出來；另外既然社會運動的路線受挫，那麼不如另外在文學上開闢新戰場，以做為為社會運動的延續，也是很必要的。這一時期，堪稱他寫作的最高峰時期，所寫的短篇小說作品計有〈送報伕〉、〈靈籤〉、〈難產〉、〈死〉、〈水牛〉、〈蕃仔雞〉、〈田園小景〉、〈模範村〉、〈頑童伐鬼記〉。這幾篇作品，控訴性非常強烈，反抗日本人統治或階級鬥爭意識都相當尖銳，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果然是社會運動的延續。楊逵創作最富活力的就是這個時期，當中〈送報伕〉還獲得東京的《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名從缺﹞，是台灣人作家第一個進軍日本文壇的作品。這一期中止於〈頑童伐鬼記〉這篇小說。

    第二期是1942年﹝38歲﹞─1946年之間。他經營「首陽農園」花園上軌道，面積擴大到1000坪左右，生活比較穩定，因此比較有心境寫寫田園生活之類的小說。另外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帝國加緊了大東亞戰爭的腳步，社會運動幾乎都停擺了，楊逵更加只能用寫小說來針砭時局。這段時間，他發表了〈無醫村〉、〈泥娃娃〉、〈鵝媽媽出嫁〉、〈萌芽〉、〈紳士軼話〉、〈增產之背後〉、〈不笑的伙計〉、〈犬猴同居〉、〈紅鼻子〉、〈種地瓜〉、〈歸農之日〉，這一時期，鬥爭的情緒就比較緩和了，小說的自傳風格明顯，田園風味濃厚，甚至有一兩篇是附和皇民文學奉公會政策所寫出來的作品，但是裡面都蘊藏了對時局的批評和不滿。

    第三期是戰後1953年﹝49歲﹞─1958年的時期：這一時期是被關在綠島的創作時期，楊逵正在學習中文創作，小說充滿積極向上的積神，毫無頹喪，已經沒有要反抗哪個政權的意識，刻意迴避政治問題。計有〈春光關不住〉、〈才八十五歲的女人〉、〈大牛和鐵〉三篇[3]。

    就這三期來說，還是以第一期的小說創作最能代表他的文學成就，這時他的反抗情緒最激烈，所反映的社會問題也最嚴重。當中還是以〈送報伕〉這篇小說最值得注意。這篇小說分成了兩個方面來暴露嚴重的日本東京與台灣農村的社會問題。故事的主角「我」是台灣青年，他帶了20塊錢，去到東京要謀生與求學。故事的一面發生在東京，也就是他來到東京後，變成一個送報的小工，為了保有這個工作，他受到日本人報社老闆的殘酷剝削，使他的辛苦勞動幾乎成為一種無償勞動，還被騙失去了一筆保證金，體現了資本家對勞工無情的勞力壓榨的現實。另一面則書寫故鄉台灣的農民們，在日本糖廠﹝大地主﹞的壓迫下，被逼賣掉土地，成為日本糖廠出賣勞力的零工，也導致「我」的父親在抑鬱下很快死亡，母親也隨之自殺而亡的慘劇。在兩方面困境夾殺之下，「我」這個青年成為一無所有的人，在冰天雪地的東京，隨時都有餓死的可能。不過，幸好「我」在東京開始與社會運動的一批青年人結合在一起，學習到了罷工抗爭的技巧，成為一個實際的社會運動者，他後來算是能夠自立自強地站立起來了，也想到要把社會運動的技巧帶回到台灣來與壓迫者做一番周旋，整個故事頗叫人蕩氣迴腸。

    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他後來許多故事的原模，比如說小農或雜工被資本家剝削的事，就變成後續小說〈難產〉〈番仔雞〉〈頑童伐鬼記〉〈泥娃娃〉〈鵝媽媽出嫁〉〈萌芽〉〈增產之背後〉的主題。至於台灣佃農被地主壓迫的事，就變成後續小說〈靈籤〉〈死〉〈水牛〉〈田園小景〉〈模範村〉的主題。

    因此，〈送報伕〉就是我們瞭解楊逵所有小說的一根鑰匙，可以開啟我們對楊逵小說的基本認識。這篇小說原文甚長，筆者把他濃縮如下：

    「這可好了！」主角「我」不禁嘆了一口氣。

    自從青年的「我」來到東京以後，在東京的每一家職業介紹所找工作，經過了一個月，找不到可以做工的地方。從台灣帶來的20元只剩下6元20錢了。他也想到離開台灣時，帶個3個弟妹生活的母親，身上也只剩下10元，現在也應該快用完了。

    此時，日本全國有3百萬人失業。

    ※

    有一天，「我」繼續在失業嚴重的東京街道狀況下找工作，突然發現有一家派報所的玻璃窗貼出「募集送報伕」的紙條，他高興莫名，趕緊推開派報門，進去詢問了。

     派報所裡穿著勞動服的工人正在折疊報紙，滿屋子「咻！咻！」的聲音。

穿著上等西裝的大老闆，頭髮整齊地分開，坐在椅子上，把煙捲從嘴上拿到手裡，告訴「我」，要應徵送報伕可以，但是要遵守牆壁所貼出來的幾條規定。

    「我」逐條看了一下，看到第3條，嚇了一跳，因為第三條規定若要當送報伕，必須先繳保證金10元，他還差了3元多，才能湊足保證金。

    為了馬上有工作，他向老闆求情。老闆看他可憐，就答應了。

    於是，他低頭道謝，在襯衫口袋裡掏出了僅存的6元20錢，交給了老闆。老闆隨便就把錢塞在抽屜裡，說：「你在這裡等等，有一位叫做田中的人會來照應你，以後要好好聽他的話工作！」……

    ※

    天色晚了，老闆有另外住的房子，就把抽屜鎖好，走了，派報所的工人都不在工作廳，外面一片漆黑。不久，有兩個勞工回來，「我」趕緊向勞工打聽田中是誰。當中的一個勞工朝樓上叫了一聲，那位叫做田中的人立即衝到樓下，這時「我」才看清楚田中的樣子，身上穿著學生服，顯然也是個學生。

     田中叫他爬到低矮的樓上。田中說他原來住的地方是流浪工人的宿舍，比這裡壞10倍，請他不要介意晚上睡在這裡。於是「我」就看到樓上地板上草席都破了，只剩下一團稻草，髒而黑，許多派報所的員工都在這裡睡覺、談話。

    當晚，他就在樓上過夜。這樓上簡直是一個跳蚤窩，腳、腰、大腿、肚子、胸口不斷遭到攻擊，小小的樓房，竟然睡了29個人，就像是陶器被裝在箱子裡，找不到任何空隙。半夜起來上廁所，為了不吵醒別人，還花了很大的勁，折騰了半天，才能如願，導致「我」一夜都沒有睡好。

    ※

    清晨，準八點整，電鈴的聲音響起來了，房子立即亂了起來，大家把被子收好，在睡眼惺忪之間，下樓去折疊報紙了。「我」與田中一夥，是第3組出去發送報紙的人。

     東京街頭，冷風颯颯，雖然「我」把僅有的5件衣服都穿上，還是不敵寒冷，特別感到痛苦的是：雪正在融化，雪底下都是冰，「我」腳下所穿的橡皮襪子破了幾個洞，走幾步腳就凍僵了。不過，「我」因為能有工作做，一直鞭策自己，努力向前。他們轉來轉去，由這一家到那一家，送完了250份的報紙。此時，天已大亮，兩人去吃早餐，由於「我」口袋裡沒有錢，只好由田中待墊，後來田中還借給他50錢，讓他能吃中餐，為此，「我」對於田中的照顧真是恩銘肺腑。

第2天送報時，「我」就把250家訂報人家的位置都記住了，田中對於「我」優良的記性也稱讚極了。

    到第3天時，老闆來了，就指名要「我」去做報紙的推銷員。

    因為有這份工作，就暫時能有飯吃，也許還能寄給在台灣貧窮的媽媽，說不定還能夠上夜校，所以「我」就爽快地答應了。

    ※

    推銷報紙是早上8點鐘出勤，中午在路上的飯店吃飯，晚上6點回到派報所。第一天推銷了6份，第二天推銷8份，第三天推銷10份，以後幾天的推銷大概在10份到7份之間。

    每次回來，老闆總是嫌他推銷的份數太少，堅持說一定要推銷到15份才算好成績。為此，「我」感到非常焦慮。他更努力工作，甚至工作到晚間9點鐘為止。

    有一天他工作到10點鐘，推銷了11份，高興莫名，回到派報所，工人們早就睡了。「我」去見老闆，以為會被誇獎。老闆樣子很兇，說11份是不行的，還要努力。「我」一聽，有些失望，就決定加倍努力工作。

    有一天他工作到11點鐘，卻只能推銷到6份，次日去見老闆。老闆一聽推銷這麼少，馬上變了臉色，認為「我」偷懶，就決定要開除他。「我」只能哀求老闆，請再通融他。

    不過，以後每天推銷的份數都不超過6份，這是因為想訂報的人都訂了，當然能找到的顧客人家就越來越少。

     到第20天，老闆不再原諒他，決定請「我」走路，資遣費總共是4元25錢，這是因為「我」20天內，總共推銷85份，每份的工錢以5錢工資來算，剛好是這個數目。「我」每天過度勞動，所得竟然這麼少，雖然不甘心，也只能接受。「我」臨走時，向老闆要回先前所繳的6元20錢的保證金。老闆卻不給他，因為按照第4條的規定，要服務4個月，才能要回保證金。

    最後，「我」只能含著眼淚，走著歪歪斜斜的腳步，離開派報所。

    ※

    離開派報所後，「我」立刻跑到田中所念的學校，把情況報告給對方知道。田中說，派報所以前也有一些小孩受到這種欺騙，平白損失了10元保證金，這個老闆算是混帳的東西，專門用這種方式來剝削應徵的新手。田中認為將來一定要想個法子對抗這種惡人！「我」拿出一些錢要還給田中，但是有情有義的田中拒絕了，真令人感動。

    「我」繼續走著，想到派報所的老闆，感到十分害怕，很想逃回台灣，不過搭輪船的費用需要35元，怎麼都籌不出來這筆錢。「我」特地避開了人多的大街，來到上野公園，在一張椅子上癱軟地坐了下來，心裡哭泣著。他東想西想，就又回想起故鄉台灣，仔細想來，故鄉也同樣陷入被剝削的狀況中：

     「我」的家本來在台灣的村莊算是有些田產的人，生活沒有感到困難過。不過幾年前有一家○○製糖會社來到這裡開辦農場；要收買村莊北邊的一塊大面積的土地。村莊的人當然沒有將「祖產」賣給糖廠的理由，假若賣了，那又要靠甚麼維生呢？糖廠因此找來警察部門、村長，決定舉行村莊家長會議，凡是家長都要參加。這個會議是用來壓迫大家把土地賣給糖廠的，要大家在買賣契約上蓋章以為憑證，不蓋不行！這個會議還沒有舉行時，大家就慌成一團，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的父親楊明雖是保正，竟然也偷偷流淚了。那時，「我」是15歲，是公學校5年級的學生，也來到會場觀看。

    會議在下午一點鐘召開，會場設在媽祖廟的廣場，有4、5百個家長參加。糖廠的一個光頭、大肚子的代表先站在桌子上，表示先前沒有人要賣土地，他們會用更高的價格來買斷，希望大家能勇於賣出。

    接著是警察分所的主任訓話，他語帶威脅說：「糖廠公司選了這個村莊的北方建農場是光榮的事，沒有不賣的道理。只有一些人因為有『陰謀』才不肯賣出，像這種『非國民』絕不寬貸！」這麼一說，村莊的人立即害怕起來。因為對於林少貓、余清風這些陰謀叛亂份子被殺的事，大家還有印象。

    接著是老村長出面要大家賣出土地。村長先叫了不相干的一些家長離開現場，留下那些必須賣土地的家長，然後一一點名。村長說：「請大家拿出圖章來，這次被喊到的人必須蓋章，才可以回家。」之後就叫：「楊明！」這正是「我」的父親的名字。

    父親楊明表示他不願意賣土地，說：「我不賣土地，也沒有帶印章來！」

    巡查補一聽，發怒了，大叫說：「拖出去！這個支那豬！」

    巡查補先打了父親一掌，隨後又走出了兩個巡查，把父親抓住。後來，總共有5個家長都被捉到警察分所去了。

    「我」一看父親被抓，立刻跑回去告訴母親，母親一聽就昏到了。

    ※

    6天之後，父親回來了，完全變成一個模樣：本來均勻的臉腫大歪斜，眼睛突了出來，額頭都是疱子。換衣服的時候，被看見全身都是傷，與鹿仔身上的斑點沒有兩樣。從此父親一句話也不說，一碗飯都吃不下去，50天之後終於永逝了。

    母親從此就必須帶著3個弟妹，過著貧病交加的生活。幸好還有叔父母願意來接濟困難，否則一家人大概都滅亡了。

    像這樣，賣地的600塊很快就因為喪葬費、醫藥費用完了，母親只好賣出農具耕牛，當「我」到東京找工作的時候，全家只剩70元。

    其實，像父親一樣的另外被捕的5個人，都遭到同樣的命運。其他沒有被捕，蓋章賣地的人都一樣，在土地被徵收後，只能到農場去賣命，一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頂多賺到40元。最後大家錢用光了，只好離開村莊去流浪了。

    ※

    「我」想到這裡時，太陽已經落山了，大地黑暗，就去小飯店吃了飯，走回以前常常居住的「本所底○○賃宿」。老闆見到他落魄的樣子，幽默地戲稱他是被關過警察局的扒手，然後就說有人寄一封信給他。「我」拿到信，才知道是母親從台灣寫來的。「我」拆開信，大吃一驚，那信封裡竟然有一張120元的匯票，母親怎麼有錢寄來給他？「我」發抖地把信打開，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原來是母親把房子賣掉了，總共150元，自己留了30元，其於的都寄來給他。母親說阿蘭、阿鐵死了，只剩一個弟弟寄養在叔父那裡，將來如果「我」在東京成功回來，不要忘記去看看剩下的唯一弟弟……

    這封信顯然是母親的遺囑，在20天以前寫的。她在台灣一定生了大病，恐怕已經死了。

    想到這裡，「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台灣。

    ※

    第2天一早，他搭了電車，想去找田中，想把欠他的錢都還清。

    來到派報所附近的飯店附近，見到臉面憂鬱溫和的田中，「我」立刻把母親寄給他120元的事告訴他。田中也說，當「我」離開派報所的時候，派報所也來了一封信，是寫給「我」的。田中說完，就去派報所拿信，終於氣喘吁吁地回來。「我」頓感不妙，這封信必然是更壞的消息。

    果然，這是母親親筆的最後遺囑，因為寫這封信之後，她就自殺了。母親說現在活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為身體已經死了一半。希望「我」在東京能成功，將來回來為村莊的人打拚，沒有成功絕對不要回台灣，因為村子的情況太慘了，跳到村旁魚池死掉的人共有8個，所以請暫時還不要回台灣，等成功了說……。

    母親雖然自殺而死，但是母親事實上並不是一個軟弱的人，她的決斷力很強。早先家裡的哥哥去當日本的巡查時，糟蹋了村裡的人，就惹來母親的怒氣，堅持和哥哥斷絕親屬關係。她從此不願意接受哥哥的照顧，才導致死了兩個小孩。母親就是這麼有正義感、決斷力的人。

    信裡還附有一張叔叔寫的信，裡面也告訴「我」，希望「我」要聽母親的話，不要馬上回台灣，因為在台灣是沒有前途的。

    「我」讀完他們的信，感到非常悲哀。但是，想到母親要他將來能為村莊的人出力，感到非常尊敬母親，畢竟不能讓母親對村庄的關心落空。

    因此「我」就放棄馬上趕回台灣的念頭，必須等到有成就了，才設法回去為村人出力。

    「我」與田中在飯店吃完飯後，回到「本所底○○賃宿」，再也支持不住了，在晚上12點時，昏昏沉沉中地睡著了，只想到母親自殺前所吩咐的一定要為村莊的人出力的這件事。

    ※

    第二天，又在沉沉的睡眠中被喊醒，才發現一覺睡到了中午一點鐘。前來喊醒他的人仍然是「本所底○○賃宿」的老闆與田中。

    田中似乎很興奮，他說有一件事情必須讓「我」知道。原來昨天派報所又來一個上釣的應徵者，叫做佐藤，看情形極可能會像「我」一樣，再被老闆剝削一次。在想不到應該如何終止老闆這種可惡的剝削手段時，田中就偷偷叫佐藤出到外面，提醒他說派報所的老闆是一個剝削者。沒想到佐藤居然沒有感到驚慌，只說：「混蛋的東西！」田中向佐藤說，他愛莫能助，不曉得該如何幫他。佐藤卻非常高興說他自有方法，只是大家是否會幫忙他而已。田中馬上說這裡還有28個員工，都恨老闆，一定會幫忙他。佐藤就說：「大家可以組成同盟，一起罷工。勞動者如果團結在一起，一致行動，就能使老闆低頭，如果分散了，就要受人糟蹋！」

    當田中把「我」受到剝削事告訴佐藤後，佐藤說想要見一見「我」。

    「我」一聽，對於能提供抗爭方法的佐藤非常欽佩，覺得罷工這套方法不但可以對付派報所的老闆，也可以對付台灣的糖廠、巡查、村長，真是好極了。

    「我」也想到，以前自己認為凡是日本人都是壞人的想法是錯的。像眼前的田中比親兄弟還親，「本所底○○賃宿」老闆也不錯。

    於是「我」就與田中走出「本所底○○賃宿」，去到淺草的公園，與毫不畏縮的佐藤見面了。

    在談話時，佐藤也同意「我」對日本人的看法。佐藤說：「日本的勞動者都和田中一樣，反對壓迫台灣人。只有像派報所老闆那樣的畜生才到台灣去壓迫台灣人，這些畜生在日本同樣壓迫日本的勞動者。簡而言之，整個世界就是這樣：有錢人一齊壓榨勞動者的勞力，這才是真的！」

    ※

    三天之後，靠著佐藤的幫忙，「我」在一家玩具廠找到工作。

    幾個月後，這群反抗者在派報所發動罷工，果然逼迫派報所老闆低下頭來。     

    那張窗前的「募集送報伕」的紙條子被拉掉了。工人每個人都有一件被子，蓆子也換掉了，老闆又在隔壁租下一個房間，讓工人有更大的宿舍可住。

    剝削工人的規定也取消了！

    跳蚤都被消滅了！

    推銷一分報紙的工錢增加到10錢！

    「我」終於實現了母親遺囑裡期待的辦法了。

    ※

    一段日子後，「我」滿懷確信，搭著蓬萊丸號的船回台灣，在巨船的甲板上，他凝視著台灣的春天，覺得台灣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是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濃逬賤而出！﹝故事完﹞

    這篇傑出的小說，具有多面的特色，歸納起來，至少有下列幾點：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楊逵筆下所描述的悲劇人物已經不同於吳德功時代所描述的悲劇人物。悲劇人物已經由是士紳階級下降到農工階級的身上，普及於全島了。

    其次，楊逵的小說很多都是自己生活的真實反映，那麼這篇小說所指涉的東京，應該就是1925年世界經濟不景氣後的東京實況。小說如實記載了當時民生的困境以及工人的困境，為我們打開了歷史的一個窗口，窺伺到了人類相當艱困的一個時代。

    再其次，這篇小說所描述的一般台灣農民的困境，應該不是楊逵家裡所發生的悲劇，因為楊逵的父親不是農民。不過，應該是楊逵回到台灣後所見到的農民實況的描述，由於日本人資本家加緊控制山林土地，才導致各地層出不窮的農民運動，楊逵也不斷出入在農民運動中，甚至因此被逮捕了6次之多，小說的農民故事是真實的，是有所本的。

    再再其次，我們也發現到，這篇小說留下了楊逵故意降低悲劇味道的鑿痕。所謂的悲劇文學，按照加拿大籍文學評論家諾斯洛普‧弗萊﹝﹞的看法是指一種文學專門敘述故事人物如何被社會排除出去，終至於產生孤立無援的狀況。一般來說，日治主流小說作家的作品大半是悲劇的書寫，結局都是主角徹底地被孤立，終於釀成悲劇，但是唯獨楊逵的小說比較不同。楊逵有許多的小說在結局時，往往故意安排一個具有鼓舞性的光明結局，使小說的主角找到了奧援，擺脫了悲劇的困局。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楊逵本人信奉社會主義的反映，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信仰使楊逵認為未來的社會不會是完全悲觀的，是可以叫人期待的。再加上當時俄國的共產黨也的確革命成功了，世界上的工農階級擺脫被奴役的命運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楊逵就常在小說結尾安排一個看起來似乎是有陽光的結尾。不過，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楊逵的小說已經擺脫了悲劇性，特別不能因此就認為楊逵的文學是屬於列寧所提倡的「文學必須屬於黨的」的那種普羅主義的小說[4]，從他更多的小說來看，不論怎麼看，絕大多數仍然是帶著濃重自然主義的莫可奈何的悲劇味道。同時，在當時台灣的現實上，農民與工人運動也都還在風雨飄搖中，最後均面臨了被檢束或消滅的命運，談不上有甚麼光明和勝利可言。他的光明的結尾安排只是文字上的，並不是真正能發生在現實上的，只是一種願望罷了。

四、〈送報伕〉的病苦審美觀點

    在巨觀上，台灣的三百年文學史發展過程可以分成：清朝前期120年的浪漫文學時代→清朝後期的70年的田園、抒情詩時代→日治時代50年的悲劇文學時代→戰後55年的諷刺文學時代→公元2000年後的新浪漫文學時代。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文學審美觀點：在浪漫文學時代，審美觀點是壯美的；在田園、抒情詩時代，審美觀點是優美的；在悲劇文學時代，審美觀點是哀病的；在諷刺文學時代，審美觀點是醜陋扭曲的；在新浪漫文學時代，又恢復了壯美的審美觀點。

    因此，我們可以說，楊逵的〈送報伕〉以及大部分他的小說的審美觀點，都是病苦的。在〈送報伕〉裡，我們注意到，雖然楊逵盡量在小說的結尾賦於主角「我」一個光明的未來，但是整個他的東京的生活，其實是十分哀病的。「我」從頭到尾幾乎是飢寒交迫、過分勞動、慘遭剝削，在難以忍受時，甚至能使他想逃回台灣；而整個東京的外境籠罩在經濟大恐慌中，地上盡是酷寒的冰雪，冷風颯颯，看不到一絲一毫的紅花綠葉景像，整個東京都生病了。更慘的是，故鄉台灣更是加倍的哀病：「我」的父親因土地被徵收死了，弟妹病死了，母親自殺了。這還不算，村子的情況更慘，由於被日本當局壓迫，共有8個人跳到村旁魚池中死掉，叫人不敢逼視！他在〈送報伕〉之後所寫的小說之中，許多故事的人物也不能免於貧窮、失業、死亡。楊逵的小說可說是徹底結束了台灣清朝後期主流的優美文學審美觀點，哀病的審美觀點早已上升成為文學的主流了。

    然而，我們還是必須注意，文學上的哀病審美觀的來臨，並不意謂著台灣日治時代的經濟狀況比清朝時代更差。從米糧的生產來看，日治時代的每年米糧總產量平均是清治的3倍，糖則達到17倍。文學上的哀病審美觀的來臨其實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結果，與總體經濟的成長無關。它是台灣人失去自由權、生命權、財產權的主觀反映，也是台灣人對日本政府統治的極端不滿的反抗表現！

──2019、06、01於鹿港

 

 

[1]本文的小說濃縮文參考了張恆豪主編：《台灣作家全集：楊逵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2] 本年表參考底下兩書編成：1.吳素芬著：《楊逵及其小說作品研究》﹝台南：台南縣政府出版，2005年﹞。2.楊翠著：《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台北：蔚藍出版社，2016年﹞

[3] 這三期的分法，參考了.吳素芬著：《楊逵及其小說作品研究》﹝台南：台南縣政府出版，2005年﹞頁169─173。

[4]列寧所提倡的「文學必須屬於黨的」的普羅主義主張，諒必楊逵也不能同意。請參考白春燕著：《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台北：秀威資訊，2015年﹞頁40。